沃伦•哈定与1920年被人故意遗忘的萧条
作 者：小托马斯·伍兹（Thomas E. Woods, Jr.）
译 者：禅心云起
来 源：奥派经济学
“中央银行正在与现实作战。” “尽管盛行着一些假话空话，政府还是不能像企业一样运转。” “米塞斯把人造信贷扩张影响之下的经济比作一位接受委托建设宅宇的建筑师，他缺少足够的砖块来建造房屋（而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制定的任何法令都不能废除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 沃伦·G.哈定
有句让人耳朵生茧的老话儿是这样说的：我们如果不研究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然而，几乎同样肯定的是，如果从一起历史事件中可以汲取某些教训，那么政治阶层从中汲取的都将是错误教训——而且往往是有意为之。
政治政权非但完全不把过去视为智慧和洞见的潜在来源，反而惯于将历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为了当代的野心而加以歪曲和操纵。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把苏联的历史描述为“不可预知”时的意思。
有鉴于此，我们不该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2007年底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对于昔日做了如此显然的意识形态运用。根据不断复诵的流俗之见，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肆意妄为的结果，只有进步主义政治家明智的干预才能使经济繁荣得到恢复。
许多人承认，“新政”计划本身并没有使美国摆脱萧条，但他们依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使我们走出了萧条。（甚至一些名义上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主张这后一种说法，从而给了财政刺激支持者全部的理论理由)。
这一版本的历史与今天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再一次，有人声称，盲目自发的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混乱局面，只有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政策组合才能拯救我们。
为了确保这个版本的叙事牢不可破，竟然没什么人公开提及1920-1921年萧条。这也难怪——对于那些向我们承诺运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萧条核心之处的真正失衡问题的人来说，历史经验抑制了他们的野心。
流俗之见认为，在缺乏政府反周期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两者结合）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复苏——复苏至少会长时间拖延，直至无法忍受。然而，在1920-1921年萧条期间，尽管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我们实际上不久就迎来了经济复苏。
遭到刻意掩盖的真相
1920年经济形势格外严峻。到了那一年，失业率从4%上升到了接近于12%，GNP下降了17% 。毫不奇怪，那时的美国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被错误地描述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支持者——为了扭转经济形势，敦促哈定总统考虑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胡佛并未被理睬。
哈定没有采取“财政刺激”措施，而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将政府预算削减了近一半。哈定的其他方法同样有自由放任风格。各收入阶层的税率都被大幅削减。国家债务减少了1/3。
此外，美联储的活动几乎怎么不引人注目。正如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所言，“尽管经济萎缩非常严重，美联储并没有采取行动，利用其权力扭转货币供应，以对抗经济萎缩。”到1921年夏末，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现。第二年，失业率回落到6.7% 。到了1923年，失业率只剩2.4%。
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反应与日本的政策反应进行比较是有益的。1920年，日本政府引入了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以人为维持高物价为宗旨。根据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所述，
“大银行、集中垄断性产业和政府联合起来，摧毁了市场自由，阻止了物价下跌，致使长达7年时间内，日本的物价水平要高于回落的世界物价水平。在这些年里，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工业停滞，最终在1927年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银行危机，拥有分支机构的许多大银行系统崩溃，各行各业也发生了倒闭潮。这是一个愚蠢的政策。为了避免代表一年产出的库存损失，日本白白失去了七年。”
相比之下，美国允许其经济重新调整。“在1920到1921年间，”安德森写道：
“我们坦然面对我们的损失代价，我们重新调整了我们的财务结构，我们耐心忍受我们的经济萧条，在1921年8月，我们迎来了重新起步（…）1921年8月开始的商业生产和就业的的反弹回升，是建立在信贷疲软大幅清理、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以及私营企业自由发挥的基础之上的。它可不是基于旨在向企业伸出援手的政府政策。”
联邦政府那时一直没有去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直敦促它做的事情：运转失衡的预算，通过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相反，当时占据上风的是一种老观点，认为政府应该保持低税率和低支出，并减少公共债务。
这些都是沃伦·哈定总统任期内的经济主题。很少有总统受到哈定在世时所忍受的、并且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挣脱的彻底嘲笑。但是，关于哈定的世俗偏见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我们要说：即使哈定政府有所谓的“腐败”，与后世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总统越权相比，也微不足道得可笑。
在1920年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哈定宣称：
“我们将努力实现明智而勇敢的紧缩，打击养痈成患的政府借贷，我们将竭尽共和国的全力来遏制政府的高成本。我们保证，这种拯救，有助于制止奢侈浪费，还有助于恢复公共经济实践，不仅因为它将减轻税收负担，还因为它将成为刺激私人生活中勤俭节约的榜样。”
“让我们号召全体人民勤俭节约，必要时做出克制牺牲，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对奢侈浪费的运动，重新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实行小心谨慎和符合常规的生活计划，这是共和国的健康所在。有史以来，人类不通过劳动和储蓄，不通过勤勉和节制，就不可能从战争的浪费和畸形中实现经济恢复，而不必要的开销和肆意的铺张浪费已经成为各国历史上历次衰退的标志。”
几乎没有必要指出，哈定的建议——包含在一场政治集会上发表的演讲当中——与今天所谓专家对我们的敦促是背道而驰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储蓄的攻击，加上呼吁消费者肆意挥霍：这竟然就是21世纪的“复苏”计划。
不足为奇的是，许多研究过1920-1921年萧条的现代经济学家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经济复苏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尽管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没有采用任何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公共工程支出、政府赤字和通胀性货币政策——这些都是当下流行见解认为可以解决经济发展放缓的法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A. Gordon）承认，
“政府缓解萧条和加速复苏的政策是最小限度的。美联储当局基本上是被动的（…）然而，尽管政府没有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但经济复苏并没有被拖得太久。”
另一位经济史学家也轻快地承认，“经济从1920-1921年萧条中迅速反弹，并进入了一个相当强劲的增长时期”，但选择不对这种发展作进一步评论。“那是1921年，”傲慢的肯尼思·韦赫（Kenneth Weiher）写道：“远在反周期政策的概念被接受甚至被理解之前。”当时的人可能没有“理解”反周期政策，但经济复苏终究还是降临了——没花多长时间。
两位研究哈定总统任期的历史学家都极力主张，如果政府不没收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大部分收入，美国经济就将永远不会稳定，他们对这个议题最不当的处理之一就是认为：
“减税，还有强调偿还国债，以及减少联邦财政支出，这些措施结合起来有利于富人。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赞成，1929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富分配不均，这种分配不均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加速了，这正是恢复常态的结果。到1929年，5%的人口拥有超过33%的国民财富。这个群体没有负责任地利用其财富（…）相反，他们助长了股市上不健康的投机炒作行为以及失衡的经济增长。”
如果这种理论上的荒谬尝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处于一种持续的萧条状态。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财富模式丝毫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在无数时间和地点都存在着更大的分配差距，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事实上，大萧条实际上发生于美国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之中——而此时利息、股息和企业家收入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之势。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为了实现繁荣而采用暴力没收任何美国人的财富，幸亏如此。
一个正确的商业周期理论
然而，仅仅证明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的缺失导致了经济繁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这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没有救济措施的情况下恢复经济繁荣，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罕事，或者仅仅是机遇巧合的结果。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市场经济首先会受到景气-萧条周期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4年出版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中问道，为什么企业家当中会突然出现“一连串错误”。
鉴于市场通过盈亏体系淘汰了最不适任的企业家，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获得了利润和额外资源控制作为奖赏、相对更有素养的企业家会在突然之间犯下严重的错误——而且所有错误都指着同一个方向？市场经济之外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某些事物，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吗？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A. Hayek）都指出，非市场的人造信贷扩张才是罪魁祸首，而这种扩张通常是由政府建立的中央银行操控的。(1974年，哈耶克因其在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当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时——例如，当它购买政府债券时——它就会凭空创造货币。
这些钱要么直接流入商业银行，要么，如果这些债券是从一家投资银行购买的，当投资银行将美联储支票存入商业银行时，这些资金很快就流向了各家商业银行。正如任何商品价格都会随着供给增加而下降一样，新钱涌入也会导致利率下降，因为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加了。
利率降低刺激了对长期项目的投资，这些项目比短期项目对利率更敏感。（比较一下30年期抵押贷款每月支付的利息和2年期抵押贷款每月支付的利息——利率小幅下降对前者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后者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如，在可能需要多年才能取得成果的研发项目当中的额外投资，看似突然变得有利可图，而如果没有利率降低带来的融资成本降低，这种投资本来是赚不到钱的。
例如，我们视研发项目为比销售帽子的零售机构“更高等级”的生产阶段，因为帽子可以立即提供给消费者，而研发项目在相当长时间内是难以取得商业成果的。一个生产阶段越接近于它所贡献的最终消费财货，我们认为这个阶段所占据的等级也就越低。
在自由市场上，利率协调跨期生产。它们确保生产结构以符合消费者偏好的方式来配置。如果消费者眼下就想要更多的现货，较低等级的生产阶段就会扩大。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愿意推迟目前的消费，利率会鼓励企业家利用这个机会，将生产要素投入到那些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当即需求的项目之中，期待着这些项目有朝一日完成，会在未来带来更多的消费财货供应。
如果在我们的例子中，利率降低是公众自愿储蓄的结果，而不是央行干预的结果，那么与此类储蓄相关的消费支出相对减少，就会释放资源，用于较高等级的生产阶段。换言之，在真实储蓄的情况下，对消费财货的需求经历了相对下降；人们比过去储蓄得更多，花费得更少。
接下来，消费品行业则随着消费财货需求的下降而出现相对萎缩。这些行业——例如，货车运输服务——曾经使用的生产要素，现在已经被释放了出来，用于生产结构中更间接（离消费端更远）的阶段。劳动力、钢铁及其他非特定的投入要素也是如此。
当市场自由确立的利率结构受到篡改时，这种协调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在消费财货需求不减的情况下，对更高阶段生产阶段的投资增加了。生产的时间结构被扭曲了，这样就不再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时间模式。消费者想要取得现在的财货，而此时此刻，为了在未来生产未来财货所付诸的投资与之不相匹配。
因此，如果利率降低是央行政策的结果，而非真实储蓄的结果，那么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出现任何消停的迹象。（非要说什么，那就是更低的利率反而使人们更有可能比以前更强烈地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并没有被释放出来用于高级生产阶段。相反，经济陷入高级生产阶段和初级生产阶段之间的资源争夺战中。
由于资源出乎意料地短缺，由此导致的成本上涨，就威胁到了高级阶段生产项目的盈利能力。央行可以人为地进一步扩大信贷，以便在争夺资源的拉锯战中增强高级生产阶段的优势，但这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公众自主表达的储蓄-消费模式并不支持将资源转移到更高等级的生产阶段，而实际上将这些资源拉回到那些直接生产经营最终消费财货的企业，那么中央银行就是在与现实作战。美联储最终将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决定，为了让所有高级生产阶段的扩张有效，它是准备以策马疾驰的速度扩张信贷，冒着一举毁灭本国货币的风险，还是必须放缓或者干脆放弃信贷扩张，让经济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自我调整。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并不像俗见所认为的那样，问题是消费支出不足。非要说什么，麻烦就出在消费支出过多，从而导致流向其它支出的预备资源过少——也就意味着，高级生产阶段的扩张无法以盈利的方式完成，因为必要的资源正被相对强劲（且出人意料的）消费财货需求拉走。刺激消费支出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给高级生产阶段投资已经崩溃的盈利能力徒增压力。
还要注意的是，商业周期的诱发因素并不是自由市场所固有的现象。正是对市场的干预导致了从不可持续的景气到不可避免的萧条这样的循环往复。正如商业周期理论家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所简明指出的那样：
“储蓄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而信贷扩张给我们带来景气和萧条轮回。”
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所有主要的景气和萧条（包括2007年萧条和1920-1921年收缩）之前就出现了。1920年之前的年份以通过银行系统来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为特点：1913年《联邦储备法》将准备金率降低了一半，银行本身随之进行了大规模信贷扩张。
从1914年1月美联储开门营业，到1920年1月之间，银行存款总额增加了一倍有余。这种人为的信贷创造使景气-萧条周期开始启动。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以及之后一段短暂时期内，美联储也将其贴现率（直接贷款给各家银行的利率）维持在低水平。1919年末，美联储开始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立场。
《20世纪的美国经济》（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作者、经济学家吉恩·斯迈利（Gene Smiley）指出，“最流行的俗见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结束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出现的经济紧缩和严重通缩的主要决定因素。”一旦信贷开始收紧，市场主体突然开始意识到，生产结构必须重新安排，依赖宽松信贷的生产路径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现在需要得到清算纠正。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能够对“财政刺激”之类长期流行的提议做出评价。想想人造景气之后的经济状况。它背负着失衡的包袱。高级生产阶段使用的资源过多，初级生产阶段使用的资源过少。
这些失衡必须由企业家来纠正，他们受到初级生产阶段利润率提高的诱惑，通过竞价使资源从过度扩张的（高级生产）阶段释放出来，并将其分配到更急需的初级生产阶段。价格和工资的绝对自由波动对于完成这项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资和价格是企业家评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对后景气经济的这种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刺激措施是多么无益，甚至毫不相干。政府仅仅是把钱花在武断选择的项目上，对于纠正那种导致危机的失衡起不到任何作用。
造成问题的并不是“支出”本身的下降。问题出在以下两者之间的不相匹配：一方面是因资本结构受到误导而实施的生产类型，另一方面是不能维持现有生产结构本身的消费者需求模式。
将财政刺激（资金）的接收端称为武断的项目也并非不公平。由于政府缺乏盈亏机制，且能够通过直接剥夺公众来获取额外的资源，因此它既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实际上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如果它真的关心这一点的话） ，也无法知道自己对资源的使用是否造成了扭曲不堪的浪费。尽管盛行着一些假话空话，政府还是不能像企业一样运转。
货币刺激政策也无济于事。相反，这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在巨著《人的行动》中，米塞斯把人造信贷扩张影响之下的经济比作一位接受委托建设宅宇的建筑师，他缺少足够的砖块来建造房屋（而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位建筑师越早发现自己的错误越好。他在这个不可持续的项目上坚持的时间越长，他就会不可挽回地浪费更多的资源和劳动时间。
货币刺激政策只会鼓励企业家沿着他们不可持续的生产轨迹继续前进；这就好像我们对建筑师犯错不仅不加提醒，反而只是使劲灌醉他，以便让他更迟一些发现真相。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最终的经济崩溃不可避免——只是使之更加痛苦。
如果奥派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理论和经验证据有力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经注复苏的最佳途径将刚好处在这些凯恩斯主义策略的对立面。政府财政预算应该削减而不是增加，从而将资源释放出来，让私人行动主体可以运用这些资源，重新调整资本结构。
货币供应量不该增加。纾困救助只是凝固了企业家错误（使企业家不思改正），而不是允许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根据企业家对实际情况的新理解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各方手中。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紧急贷款，使资源不当分配的现象长期存在，偏袒那些从事着不可持续活动的僵尸企业，而损害了准备将这些资源用于更合理用途的健康企业的利益。
这种政府严格节制支出的政策，正是哈定在1921年就职演说中所呼吁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形势的必然性，充分认识到这一任务必须着手落实，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制定的任何法令都不能废除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我们最危险的倾向是对政府期待过高，对自己要求太少。我们所要列入考虑的当务之急是使我们的公共家庭井然有序。我们需要严格而理智的节俭，加上财政上的公正，还必须伴随着个人的谨慎简朴，这对于熬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和确保未来的安定都是极其重要的（…）”
“经济机制错综复杂，各部分相互依赖，并经受了异常需求、信贷膨胀和价格剧变带来的冲击和震荡事件。正常的收支平衡受损，分配渠道不畅，劳资关系紧张。我们必须兼备谨慎和勇气，寻求调整（…）一切惩罚都不会轻描淡写，也不会平均分配。这没办法做到。我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现状，冲销损失，从头开始。这是文明最古老的一课。我希望政府尽其所能减轻苦痛；然后，在相互理解、相互获益和关心公共之善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将得以落实。任何改易的体系都不会创造奇迹。任何疯狂的实验只会增加混乱。我们最好的保证在于有效地执行我们经过了验证的体系。”
哈定对于经济发生了什么以及宏大的干预计划为什么只会延缓经济复苏的理解，尽管还未臻于成熟，但在20世纪的美国总统当中是极其罕见的。他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不断嘲笑的对象，以至于任何人说一句赞赏的话，都会被立即打发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自身学科之外的能力。
1920-1921年的经验支持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论点，即政府干预是经济复苏的障碍。尽管缺乏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经济仍然从1920-1921年萧条中复苏。正是因为避免了上述问题，经济复苏才会到来。下一回我们被一本正经地警告说，我们应该回忆起历史的教训，以免我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时我们应该提起这一事件——然后偷偷观察这些咄咄逼人者是如何惊慌失措地匆忙转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