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
论宋诗
缪越
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居易诗，故王禹偁主盟一时。真宗时，杨亿、刘筠等李商隐，西昆体称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范围。仁宗之世，欧阳修于古文别开生面，树立宋代之新风格，而于诗尚未能超诣，此或由于非其精力之所专注，亦或由于非其天才之所特长，然已能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梅尧臣、苏舜钦辅之。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皆堂庑阔大。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二人，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二引《后山诗话》）宋诗至此，号为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佑以后，诗人叠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刘后村诗话》曰：“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杰出，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至于南宋末年所谓江湖派，所谓永嘉四灵，皆爝火微光，无足轻重。故论宋诗者，不得不以江西派为主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矣。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近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唐宋诗人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
兹更进而研讨之。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惟杜甫多叙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质。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轻，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夫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玩味无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李白、王维之诗，宋人视之，或以为“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许尹《山谷诗注序》），不免空洞，然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转致，宋诗中亦不多觏。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以此。
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兹分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论之。
（一）用事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诗中自有熔铸群言之妙。刘禹锡云：“诗用僻字须要有来去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流，乃知六经中惟此有饧字。”宋祁云：“梦得作九日游，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用。”诗中用字贵有来历，唐人亦偶及之，而宋人尤注意于此。黄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欣赏古人，既着意于其“无一字无来处”，其自作诗亦于此尽其能事。如《咏猩猩毛笔》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用事“精妙隐密”，为人所赏。故刘辰翁《简斋诗注序》谓“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词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实则非独黄一人，宋人几无不致力于此。兹举一例，以见宋人对于用字贵有来历之谨细。
《西清诗话》：“熙宁初，张掞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曹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愧丝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五）
唐人作诗，友朋间切蹉商讨，如“僧推月下门”，易“推”为“敲”；“此波涵帝泽”，易“波”为“中”，所注意者，在声响之优劣，意思之灵滞，而不问其字之有无来历也。宋诗作者评者，无拘无束对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如此精细，真所谓“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作诗之精神与唐人迥异者矣。
所贵乎用事者，非谓堆砌饾饤，填塞故实，而在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宋人既尚用事，故于用事之法，亦多所研究。《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苏子瞻尝作人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大抵用事贵精切、自然、变化，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王直方诗话》），即用事而不为事所用也。
非但用字用事贵有来历、有所本，即诗中之意，宋人亦主张可由前人诗中脱化而出，有换骨夺胎诸法。黄庭坚谓：“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诗中用字用事用意，所以贵有所本，亦自有其理由。盖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最为精品，其辞意皆不容粗疏，又须言近旨远，以少数之字句，含丰融之情思，而以对偶及音律之关系，其选字须较文为严密。凡有来历之字，一则此字曾经古人选用，必最适于表达某种情思，譬之已提炼之铁，自较生铁为精。二则除此字本身之意义外，尚可思及其出处词句之意义，多一层联想。运化古人诗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则曾经提炼，其意较精；二则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至于用事，亦为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方法。盖复杂曲折之情事，决非三五字可尽，作文尚可不惮烦言，而在诗中又非所许。如能于古事中觅得与此情况相合者，则只用两三字而义蕴毕宣矣。然此诸法之运用，须有相当限度，若专于此求工，则雕篆字句，失于纤巧，反失为诗之旨。
（二）对偶
吾国文字，一字一音，宜于对偶，殆出自然。最古之诗文，如《诗经》、《尚书》，已多对句。其后预测偶特别发展，故衍为骈文律诗。唐人律诗，其对偶已较六朝为工，宋诗于此，尤为精细。《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云：'名誉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大抵宋诗对偶所贵者数点：
（甲）工切
如“飞琼”对“弄玉”，皆人名，而“飞”字与“弄”字，“琼”字与“玉”字又相对。如“谷口”对“壶头”，皆地名，而“谷”字与“壶”字，“口”字与“头”字又相对。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代水，“鹅黄”代柳，而“鸭”“鹅”皆鸟名，“绿”“黄”皆颜色，“鳞鳞”“袅袅”均形况叠字，而“鳞”字从“鱼”，“袅”字从“鸟”，备极工切。
（乙）匀称
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其中名词动词形况词相对偶者，意之轻重，力之大小，皆如五雀六燕，铢两悉称。
（丙）自然
对偶排比，虽出人工，然作成之后，应极自然，所谓“浑然天成，不见牵率处。”如黄庭坚《寄元明》诗：“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陈师道《观月》诗：“隔巷如千里，还家已再圆。”陈与义《次韵谢表兄张元东见寄》诗：“灯里偶然同一笑，书来已似隔三秋。”骤读之似自然言语，一意贯注，细察之则字字对偶也。
（丁）意远
对句最忌合掌，即两句意相同或相近也。故须词字相对，而意思则隔离甚远，读之始能起一种生新之感。如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庭坚“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读上句时，决想不到下句如此接出，此其所以奇妙也。
（三）句法
杜甫《赠李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寄高适》诗云：“佳句法如何。”《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荐士》诗称孟郊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唐人为诗，固亦重句法，而宋人尤研讨入微。宋人于诗句，特注意于洗炼与深折，或论古，或自作，或时人相欣赏，皆奉此为应准绳。王安石每称杜甫“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之句，以为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黄庭坚爱杜甫诗“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耶，定留人耶，一句有两节顿挫，为深远闲雅。《王直方诗话》云：“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语？’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角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深类工部。山谷曰：'得之矣。’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是奇语。’”观此可知宋诗造句之标准，在求生新，求深远，求曲折。盖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而其流弊为凡熟、卑近、陈腐，所谓“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故宋人力矫之。《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此事最足以见宋人造句之特色。若在唐人，或即用青山绿水矣，而宋人必易以云山烟水，所以求生求新也。然过于求新，又易失于怪僻。最妙之法，即在用平常词字，施以新配合，则有奇境远意，似未经人道，而又不觉怪诞。如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张耒称为奇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皆常词也。及“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六词合为两句，则意境清新，首句见朋友欢聚之乐，次句见离别索寞之苦，读之隽永有深味。前人诗中用“江湖”，用“夜雨”，用“十年灯”者多矣，然此三词合为一句，则前人所无。譬如膳夫治馔，即用寻常鱼肉菜蔬，而配合烹调，易以新法，则芳鲜适口，食之无厌。此宋人之所长也。
（四）用韵
唐诗用韵之变化也，宋人特注意及之。欧阳修曰：“韩退之工于用韵。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以见巧，愈趋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譬夫善驭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宋人喜押强韵，喜步韵，因难见巧，往往叠韵至四五次，在苏黄集中甚多。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诗句之有韵脚，犹屋楹之有础石，韵脚稳妥，则诗句劲健有力。而步韵及押险韵时，因受韵之限制，反可拨弃陈言，独创新意。此皆宋人之所喜也。
（五）声调
唐诗声调，以高亮谐和为美。杜甫诗句，间有拗折之响，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一双白鱼不爱钓，三寸黄柑犹自青”，“角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舡何郡郎”。其法大抵于句中第五字应用平五声处易一仄声，应用仄声处易一平声。譬如宠光二句，上句第五字应用平声，下句第五字应用仄声，则音调和谐。今上句用仄声“与”字，下句用平声“舒”字，则声响别异矣。因声响之殊，而句法拗峭，诗之神味亦觉新异。此在杜甫不过偶一为之，黄庭坚专力于此。宋人不察，或以为此法创始于黄。《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外蝇。’'秋千门巷火新改，桑柘田园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也。”黄非独于律诗如此，即作古诗（尤其七古），亦有一种奇异之音节。方东树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昭昧詹言》）
总之，宋诗运思造境，炼句琢字，皆剥去数层，透过数层。贵“奇”，故凡落想落笔，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从人间来。又贵“清”，譬如治馔，凡肥醲厨馔，忌不用。苏轼评黄诗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任渊谓陈师道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方东树谓黄诗曰：“黄山谷以惊创为奇，意，格，境，句，选字，隶事，音节，着意与人远，故不惟凡近浅俗，气骨轻浮，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胜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许一毫近似之。”黄陈最足代表宋语，故观诸家论黄陈诗之语，可以想见宋诗之特点。宋诗长处为深折，隽永，瘦劲，洗剥，渺寂，无近境陈言、冶态凡响。譬如同一咏雨也，试取唐人李商隐之作，与宋人陈与义之作比较之：
萧洒傍回汀，依微过短亭。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萤。故园烟草色，仍近五门青。（李商隐《细雨》）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陈与义《雨》）
李诗写雨之正面，写雨中实在景物，常境常情，人人意中所有，其妙处在体物人微，描写生动，使人读之而起一种清幽闲静之情。陈诗则凡雨时景物一概不写，务以造意胜，透过数层，从深处拗折，在空际盘旋。首二句点出雨。三四句离开雨说，而又是从雨中想出，其意境凄迷深邃，决非恒人意中所有。同一用鸟兽草木也，李诗中之“竹”、“萍”、“燕”、“萤”，写此诸物在雨中之情况而已；陈诗用“燕子”、“梧桐”，并非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景象，乃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感觉，实则燕子、梧桐并无感觉，乃诗人怀旧之思，迟暮之慨，借燕子、梧桐以衬出耳。宋诗用意之深折如此。五六两句言人在雨时之所感。同一咏凉也，李诗则云“气凉先动竹”，借竹衬出；陈诗则云“一凉恩到骨”，直凑单微。“凉”上用“一”字形容，已学新颖矣，而“一凉”下用“恩”字，“恩”下又接“到骨”二字，真剥肤存液，迥绝恒蹊。宋诗造句之烹炼如此。世之作俗诗者，记得古人许多陈词套语，无论何题，摇笔即来，描写景物，必“夕阳”“芳草”，偶尔登临，亦“万里”“百年”，伤离赠别，则“折柳”“沾襟”，退隐闲居，必“竹篱”“茅舍”；陈陈相因，使人生厌，宜多读宋诗，可以涤肠换骨也。再举宋人古诗为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此诗纯以意胜，不写景，不言情，而情即寓于意之中。其写意也，深透尽致，不为含蓄，而仍留不尽之味，所以不失为佳诗。然若与唐人短篇五古相较，则风味迥殊。如韦应物《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诗：
前舟已渺渺，欲渡谁相待。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风波离思满，宿昔容鬓改。独鸟下东南，广陵何处在。
则纯为情景交融，空灵酝藉者矣。
宋诗中亦未尝无纯言情景以风韵胜者，如：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阴。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舜钦）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
我家曾住赤栏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姜夔）
诸作虽亦声情摇曳，神韵绝佳，然方之唐诗，终较为清癯曲折。至如：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陈师道）
则纯为宋诗意格矣。
宋诗既以清奇生新深隽瘦劲为尚，故最重功力，“月锻季炼，未尝轻发“（任渊《山谷诗注序》），盖此种种之美，皆由洗炼得来也。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要之此事须令有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此言为诗赖工夫也。因此，一人之诗，往往晚岁精进。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来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作诗贵精不贵多。黄庭坚尝谓洪氏诸甥言：“作诗不必多，某生平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黄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作诗时必殚心竭虑。陈师道作诗，闭户蒙衾而卧，驱儿童至邻家，以便静思，故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已”之语，而师道亦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此最足代表宋人苦吟也。
宋诗流弊，亦可得而言。立意措词，求新求奇，于是喜用偏锋，走狭径，虽镌镵深透，而乏雍容浑厚之美。《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刘熙载云：“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流，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此其流弊一。新意不可多得，于是不得不尽力于字句，以避凡近，其卒也，得小遗大，句虽新奇，而意不深远，乍观有致，久诵乏味。《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方东树曰：“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巧，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此其流弊二。求工太过，失于尖巧；洗剥太过，易病枯淡。《吕氏童蒙训》云：“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不可不知。”方东树曰：“山谷矫敝滑熟，时有枯促寡味处。”刘辰翁曰：“后山外示枯稿，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此其流弊三。
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此言颇有所见，惟须略加解释。盖自中晚唐词体肇兴，其体较诗更为轻灵委婉，适于发抒人生情感之最精纯者，至宋代，此新体正在发展流衍之时，故宋人中多情善感之士，往往专藉词发抒，而不甚为诗，如柳永、周邦彦、晏几道、贺铸、吴文英、张炎、王沂孙之伦是也。即兼为诗词者，其要眇之情，亦多易流入于词。如欧阳修，世人称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囷倒廪，无复余地。”（《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二引《石林诗话》）是讥其不能酝藉也。然观欧阳修之词如：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芳菲次第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
何其深婉绵邈。盖欧阳修此种之情，既发之于词，故诗中遂无之矣。由此可知，宋人情感多入于词，故其诗不得不另辟疆域，刻画事理，于是遂寡神韵。夫感物之情，古今不易，而其发抒之方式，则各有不同。唐人中工于言情者，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若生于宋代，或将专长于词；而宋代柳周晏贺吴王张诸词人，若生于唐，其诗亦必空灵酝藉。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宋人非不知诗，惟前人发之于诗者，在宋代既多为词体夺之以去，故宋诗之内容不得不变，因之其风格亦不得不殊异也。
英国安诺德谓：“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某时代之诗得完美确切之了解，亦须研究其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现于诗者风格意味亦异也。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同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人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六朝不同。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也。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于印书，皆可征验。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清而不贵华丽。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以得深一层之了解。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醲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扬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以以见一时代之心也。
一九四○年八月撰写
一九八六年二月审订
（又，文中引东坡评鲁直诗语，见于《东坡诗话》“又书黄鲁直诗后”条，全句为：“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又前条“书黄鲁直诗后”：“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