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的书生事业
1926年夏天,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等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于是,这年8月出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屠苏》上立刻引人瞩目地刊出了邵洵美的4篇著译,这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作品。从这时起,即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中心的前期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以邵洵美为中心的后期阶段。
邵洵美和狮吼社一拍即合绝非偶然。他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唯美主义诗人斯温朋、罗赛谛、魏尔兰、波特莱尔等顶礼膜拜,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邵洵美主持社务以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先后推出了“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1927年5月—1928年3月)、《狮吼》半月刊复活号(1928年7月—1928年12月)。
就在邵洵美创办《狮吼》月刊的同时,金屋书店也宣告诞生。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邵家住宅对面,虽只有一开间门面,但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至于“金屋”这名字的来历,章克标晚年曾回忆:“'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英国十九世纪末有一种刊物被叫做Yellow Book(黄面书),是唯美派文学的滥觞,邵洵美十分爱重 ,就模拟仿效,也出了这种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叫作《金屋月刊》。”( 章克标《邵洵美与金屋书店、时代书店》,载1987年7月《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
邵洵美开办书店自然因为这是其喜欢的事业,但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即书店是结交朋友的极好场所。文人之间,志趣相投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圈子中也必有一二充满智慧和风趣的中心人物,而邵洵美正是朋友圈子中这样一位人缘极好的核心人物。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说:金屋书店开在邵洵美老家的对面,“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
邵洵美一生倾力倾心从事文化事业,也热心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交情的深浅、熟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为人豪爽,慷慨潇洒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并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了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也是由邵洵美支助路费后才成行的。
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不管是茶室小酌,还是酒店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参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新雅”》,载1991年2月16日《新民晚报》)。可能有人把这归结于富家子弟的有钱,但其实恐怕更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有关。
金屋书店出版了几十种书,范围大致包括这么几类:1.狮吼社同人的著作。2.朋友的作品。3.朋友相托之书。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说、理论、诗歌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有研究者认为:“从金屋书店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倪墨炎《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载《文人文事辨》,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
1929年,邵洵美在其编译出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可视为他开办“金屋”,赔钱出版众多书刊的心声。
“金屋”之后,邵洵美接办“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出于偶然,但从其维系一生的性格秉性来说,却又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当1930年张光宇他们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的时候,邵洵美的心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出版宏图。他毅然关闭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开始一点一点描绘心中的那张图纸。
经过一番筹划,1932年初,邵洵美将出卖房产所得的五万元美金巨款,向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的照相、制版、印刷设备。为了运输安装的方便,他在虹口杨树浦地区靠近公兴码头的平凉路上租了一排房子,成立了时代印刷厂。
为了更好地做事,邵洵美甚至把自己的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的杨树浦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距印刷厂仅隔一条马路。德国机器运到上海后,经过一番试印,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张,那是1932年9月1日,这也是我国印刷界正式使用的第一部影写版印刷设备,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邵洵美出巨资购买这套设备也显示了其一贯的做事准则:要做就尽量做最好的!
《时代画报》的印刷质量确实更上了一层楼,但精明商人所后怕的印刷业务不足的问题还是难以避免。有一段时间,机器停顿的时间远比开动轰鸣的时间要长,加上邵洵美讲人情,心肠软,制版印刷的款项时常收不回来。如此这般,营业情况当然不会见好,但邵洵美没有太在乎这些,他还是那样乐观,那样整天忙碌。自从接手《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他的雄心愈来愈大,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第一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尤其以其名下的多种刊物引人瞩目。
当时“时代”系号称有九大刊物,这些刊物装帧漂亮,内容丰富,有些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如《时代漫画》出版时间长达三年半,拥有百人以上的作者队伍,发行数量达一万册,是民国期间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
《时代画报》出版周期长达九年,基本涵盖了抗战爆发以前的整个三十年代,在动荡的现代中国是一个奇迹,它刊发的几万幅照片、几千篇文章堪称一个巨大的宝库,任何领域从事研究的人都能从中发掘出宝藏。《论语》提倡幽默闲适,以“旁观者”、“超脱派”的立场洞察人间,发表自己见解。作者很多为文坛名家,文章笔调轻松,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富有艺术感染力。
由于刊物风格特立独行,《论语》问世不久即一纸风行,成为一本畅销杂志,且历久而不衰,不但分流出众多跟风模仿的杂志,还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论语派。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里说:“洵美作为诸多刊物的主人,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可以想象,邵洵美当年那忙碌的身影,而这也正是他感觉最充实的生活。
邵洵美并不单纯以出版物的数量多而满足,而是追求出版物有新意,对文学艺术有贡献。他主持的《声色画报》、“论语丛书”、“自传丛书”、“新诗库丛书”、“时代科学图画丛书”等,都是苦心孤诣、辛勤策划的出版物,耗费了大量心血。但这样的结果,往往付出难以得到回报,最终以亏本告终。
就这样,邵洵美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失败,尽管被现实撞得鼻青脸肿,但却从不懊悔,而且为中国出版界留下了一批精美的出版物。1933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倾心表白自己对文学的真情喜爱:“我喜欢文学,我知道我是一个天生喜欢文学的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总没有把它冷淡过。即使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吃党饭的时候,一有机会,我就飞过去接近它。有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天到晚手里要带本书,原来他们没有知道我的苦心。从这个出发点看出去:有许多朋友,起初费了十多年工夫学艺术,结果是丢了油画板去批公文;还有几个曾立誓要成为大哲学家的,眼睛一霎竟挂了皮带在做纪念周。环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志向失节,我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惜。”
言为心声,邵洵美虽然不拘小节,天性率真,但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他没有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被名利战胜,而是决心永远保持一个“真实的自己”!
今天,人们提起邵洵美,首先就会想到他是一个诗人,其实,他最有功于世的还是出版事业。他办过那么多的报刊,有不少都在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邵洵美手中报刊如林,他自己又是文人,喜欢写文章,也不善回绝别人的邀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年他伏首书案,疾笔奋书的情景。
注:此文为《邵洵美作品系列-随笔卷》序(有删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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