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资料简介的真实故事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因与结果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1934年10月起，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先后被迫离开原有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分兵四路，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新战略，从四面八方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包围和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作战物资，然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占领根据地。面对“围剿”的严峻形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一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短促突击”，使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遭到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断绝，突围转移成了惟一的出路。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资料简介的真实故事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因与结果

　　在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等情况，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上博古负责，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在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的准备。1934年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共七千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出发东进，12日到达连城以北，后继进闽中。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并提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五项具体主张。红七军团转战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于10月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于德兴的重溪。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两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为中央代表兼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近1万人，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11月，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被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弹尽粮绝，方志敏在突围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就义)，部队大部分牺牲，先遣队失败。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坚持在闽浙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一部分。

　　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不久，7月23日，中共书记处及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渡过湘江，深入到中央苏区西北之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在新化、溆浦一带建立根据地。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下，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快速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并建立了红六军团领导机构，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接着，部队于9月4日在界首地区渡过湘江，向黔东挺进。10月24日在黔东北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这时，经中共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合并组成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鄂川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红六军团西征后，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改编，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月中旬，该军三千余人从河南罗山地区出发，向鄂豫陕进军，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但是，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限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知道。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①。事实上，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已作出了转移的决定，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是处于犹豫和矛盾状态的，他们一方面做着撤离苏区的准备工作，另方面则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转移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工作，但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是同当时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不仅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不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而且也使得准备工作难以充分进行。正是在这种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宣传动员和全面、充分准备的情势下，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0月7日，军委命令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军事与政治命令”。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多人从瑞金地区出发，向西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②。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然后沿着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然后放下行李实行反攻，与二、六军团一起创造新的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中央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围绕在中央纵队的前后左右，进行护卫，力求对敌避战，迅速夺路西进。这种大搬家式的部署，实际上完全束缚了中央红军的手脚，“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③，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后，即对红军的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分析：(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三)进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在这几个方案中，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湘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部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立一片苏区。因此，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试图用前堵后追的办法消灭红军。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