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文、去中国：我们要改善世界

在丹麦出生长大的女儿问我：中国女人有选举权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中国女人怎样看待她们的选举权？

我琢磨着这题目没法儿答啊，选举权这事儿是敏感词儿啊，只听过没用过啊！

有意思的是，中国朋友们集体失声，反应同我一样全部负面，都说中国就没选举权（或者说有跟没有一样）。而我的前老板、一个丹麦汉学家，丢给我的却是另类的答案：这有什么难回答的，49年一解放你们就有了选举权，50年可以自由结婚，毛最大的贡献就是解放了你们。在这以前中国妇女的地位就别提多低了。

先不说他的一家之言对不对，我突然开始好奇他那一代的丹麦青年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衷，要知道他是70年代到中国留学的，那会儿中国还很穷呢，当年的动力到底从哪儿来呢？

我说：你知道的够多的呀！你当年怎么会想到要去中国的啊？

老教授的回答仿如乔布斯转世：我们当年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想改善世界！

原来被毛忽悠了的不只是中国的青年呀。

一时兴起，趁热打铁记录一下如今的汉学家给我讲述的，当年那个丹左青年的中国缘（我写下来的基本就是他的中文大白话儿，要说中国通不是人人都可以冒充的）：

我是1970年上高中的。那个时候，丹麦左派社会主义人民党（SF）已经在大多数丹麦城市设有办公室并有了一些固定成员，但在我长大的小地方还没有，因为当地人主要是农民，而农民们不喜欢左派。我小时候喜欢读书，认识一些同样爱读书讨论的人。高二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认识了其他城市的左派，就在我们那小地方也设了SF的办公室，慢慢有了5-6个成员，偶尔才聚会，会议内容无非就是简单地由其他城市的左派介绍一下他们的思想。

1973年我高中毕业。七十年代的丹麦社会不同如今，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很容易，申请什么都可以上，找工作也很容易，所以很多高中毕业生一毕业反而迷茫了，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选择太多。我不明确今后想干什么，当时在哥本哈根认识一个朋友，就带着行李跑过来了。那年的7月1日，我记得很清楚，是个周日，我来到哥本哈根寄宿在朋友家。然后第二天，周一，我就找到工作了，一周后我从朋友家搬出，开始了大城市的生活新篇章。

到了哥本哈根以后，还是参加些左派的活动，之后认识了一个教中文的左派老太太，自然而然就开始跟着她学中文。她也很有趣，退休后才自学的中文，说是觉得文化大革命非常有意思，觉得丹麦人不了解中国。我们有几个人跟着她学，现在想起来，她的中文并不好，算是哑巴中文，可是我们凑在一起看人民日报。

我那个时候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仓库，接货送货什么的，虽然老板待我不错，半年后还是有些厌了，就动了上大学继续学习中文的心思。

1974年初，我辞了工作，开始在哥本哈根大学的东亚系旁听一些中文课程，当年9月正式进入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学习。

那年还有一个大事儿，就是我第一次去了中国。丹中友协那年送了个团去中国，我是成员之一。正是批林批孔的年代，江青要把周恩来弄下来，我们有些很有意思的经历。

我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了三年，77年本科毕业。那几年中丹政府间开始有协议，每年可以派几个丹麦人去中国学习。我毕业那年有4个名额，一般是选硕士毕业生，但是奥胡斯大学加上哥本哈根大学，只有3个硕士毕业生报名，最后那个名额就给了成绩最好的本科生。我就是那个幸运的人。

我们基本算是最早一批到中国的留学生了。文革前这种交流几乎没有，只听说1-2例特批的情况，比如当年的丹麦共产党大名人Rudolf Broby-Johansen，他就跑去跟中国人说，我是丹麦共产党，我女儿Bengta要学中文，他女儿就被特批去中国了。他女儿是60-62年去的。Rudolf70年代初的时候是丹中友协主席，我们参加友协活动的时候常在一起，有时候也去他家。

77年9月，我们丹麦4个人到北京以后，先统一在北语速成了俩月，通过语言考试之后，我们4个又一起转到了北京大学。记得很清楚，当年男生住26楼，女生住25楼。我们那会儿北大的留学生还少，外国留学生可以要求和中国学生同住，当时的机会真是好，以后的留学生就没这样的好机会了。

我跟前老板约好，改天请他详细给我讲讲北大的留学故事。

（极目007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文中图3、4手绘作品由Alice友情赞助，其它照片均由网上下载，apple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