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行人员在沈阳机场（今东塔机场，已停用）被苏军俘虏，宣告了傀儡政权“树倒猢狲散”的最终结局。对此，当事人的回忆错乱矛盾，史学界的记载大多模糊笼统，其中甚至不乏按一般逻辑解释不通的谜。笔者在多年思索的基础上，参照各种资料，力图对此作一揭示。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开战，突破伪满“国界”，关东军随即挟持溥仪“迁都”通化。8月12日，将溥仪安顿在通化以东的临江县大栗子（今临江市大栗子街道）。8月14日，关东军拨通了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的电话，说“溥仪希望前往日本避难”，请池田征询政府、皇室的意见。池田纯久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所以关东军托他斡旋。池田立即求见外相东乡茂德，请他与宫内省接洽。很快，得到了裕仁天皇的回复：“'满洲国’皇帝来日，殊所欢迎，惟终战后日本皇室，当在盟军总部支配之下，日本皇室对亡命日本的'满洲皇帝’，虽愿竭尽可能予以保护，但到底对皇帝的生命财产，得若何保证，殊成疑问。”池田随即将这一模棱两可的结果转告关东军。关东军未再纠缠，不久，直接打电话通知内阁：溥仪将于8月20日飞抵东京羽田机场。上述材料反映出赴日避难一事，溥仪提议在先，关东军运作在后。其实，这并不合逻辑，关键是“8月14日”这个时间点。此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伪满洲国也未垮台，溥仪的身份依然是“皇帝”，还没有避难的前提。退一步说，即使大祸临头，按传统的价值观——“国君死社稷”，溥仪也只能与伪满共存亡，而不应出逃。所以，溥仪怎能、又怎敢在8月14日就向关东军提出放弃“职守”，赴日避难的请求呢？况且，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在即，战争狂人大祸临头，自身难保，怎能为往日的傀儡提供庇护？对此，溥仪心知肚明。他回忆接到关东军通知他赴日的消息时，立即想：“即使逃往日本，结果它还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蒋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经注定在等着我。”所以，溥仪即使走投无路也不愿流亡日本。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赴日避难是关东军的安排，他接到通知的时间是8月15日中午收听完天皇的广播讲话之后，由多年来跟在身边履行操纵控制之责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告诉他的。溥仪回忆，此时傀儡戏虽已收场，但尚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怕被杀灭口，所以，“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另外，《我的前半生》最原始的稿本——“灰皮本”更是直白地记道：“吉冈安直便来见我，吩咐我准备逃往日本。”应该承认，溥仪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一说法形成于战犯管理所侦讯的压力和战犯们互相检举的特殊环境下。日方的材料只能证明早在8月14日，关东军就冒用溥仪的名义与其政府、皇室交涉。对关东军来说，溥仪就是个名义，他们以这个名义做了数不清的违法犯罪事件，已经习以为常了。总之，在伪满覆亡之际，溥仪没有主动提出赴日请求，他此行完全是关东军的安排。那么，关东军为什么要将溥仪送往日本呢？是念及旧情而要对溥仪负责到底，还是溥仪依然有利用的价值呢？可以肯定，关东军和溥仪之间并不存在恋恋不舍的个人私情。当年，土肥原贤二用谎言将溥仪从天津诱骗到东北，板垣征四郎在旅顺以死亡威胁迫使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在伪满14年间，将溥仪的私人武装缴械，将溥仪的亲信处死，不许溥仪祭奠祖陵，甚至将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弄到伪满，强迫溥仪朝拜，派吉冈安直登堂入室，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溥仪从心底恨透了关东军，只是为了活命，才不得不低眉俯首，谄媚讨好。那么，是因为此时的溥仪还有利用价值吗？傀儡戏已经收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都将被送上审判台，所以，按一般常理分析，溥仪已无利用价值。不过，关东军的首领确实“高明”，他们发现了溥仪这块招牌的“最后价值”，于是，死到临头之际，最后一次利用了溥仪，这是怎么回事呢？自从苏军发起进攻，伪满洲国就进入了紧急状态，关东军停止了银行的取款业务，控制了全部现金，现在，又打起了存款准备金的主意。不过，虽说关东军对中国东北予取予夺，但伪满表面上还是一个“国家”，从银行提取大宗款项，尤其是存款准备金，总要有一套手续和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如今，关东军找到了这个“名目”，就是溥仪赴日避难期间的“生活费”。他们以此名目提出了伪满银行（主要是“满洲中央银行”和“满洲兴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共计3亿日元，运往日本。必须强调的是，当时的日元和今天的日元不可同日而语，1935年，日本以伪满的名义收购苏联的“北满铁道”（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段），上千公里的线路及其车站等附属设施总共折价1.4亿日元。以此衡量，这3亿日元绝对是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这一行动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没留下任何记录。溥仪的弟媳嵯峨浩著有《流浪的王妃》，透出些蛛丝马迹。原来，她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过着窘迫的生活，在艰难中，想起这笔巨款，为此，找到一些关系人打探，据说是以金条的形式，抢在苏军进驻之前，用飞机运到日本的，执行者中不少人已被灭口。嵯峨浩还得到警告，希望不要触及此事。某位前首相曾含糊而又严厉地说：“那个已经用掉了，所以就是那样了。”由此看来，这笔巨款被一些野心家私分的可能性更大。嵯峨浩回忆说：“我想那些金条该是中国人民的东西，把这件事闹大了，演变成国际问题，也是一件麻烦事。假如由美军向中共移交的话，又会产生追究罪犯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就闭口不谈了。”令人称奇的是，1950年代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反省改造中，居然忘记了交代这笔3亿日元“生活费”的问题，还是经其他伪满战犯的揭发，他才想起这件事，从而做了补充交代。他说：在举行伪满洲国解体和“皇帝”退位仪式之前，“总理大臣”张景惠和“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一起来见他，跟他说过此事。后来，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也告诉他，说关东军把伪满银行的黄金全弄走了，指的应该也是此事。溥仪忘记此事，说明他早就看透了关东军，一开始就未将这笔钱看成是自己的财富，从而未放在心上，时间一长就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溥仪担心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怀疑他有意隐瞒，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看来，这笔巨款应该是1945年8月17日晚上伪满洲国解体仪式前，由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秉承关东军的旨意，并口头知会了溥仪之后，办理了提款手续，并抢在19日苏军空降之前，以黄金的形式，于18日紧急空运至日本的。此事至为恶劣，因为日本已经投降，关东军也同意向苏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掠夺本属于战胜国中国的财富，而且居然得逞，未受到任何制裁，至今思之，依然令人发指！1945年8月17日午夜，在偏僻的大栗子铁矿的矿长办公室，草草举行了伪满洲国解体和溥仪的退位仪式。结束时，冷眼旁观的日本人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指针指向0点30分，8月18日已经到来了。溥仪回到驻地，顾不上休息，立即指挥随从焚烧罪证——如伪满洲国元帅礼服、带有伪满徽记的物品以及记录他媚日活动的电影胶片等。当几十本日记和祖先的牌位也扔进火堆时，溥仪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清晨，吉冈安直前来，向溥仪通报了去日本的行程安排：于当晚乘火车前往通化，明早在通化机场起飞前往沈阳，然后在沈阳换乘大飞机前往东京羽田机场。为什么不能直飞呢？吉冈安直解释通化机场较小，不能起降较大的飞机，所以，不得不飞往沈阳换乘。此时，不仅溥仪不知道，连吉冈安直也不知道，通化机场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随着苏军的进攻，沈阳已不安全，建议将溥仪空运至平壤，然后换机飞往日本，这一航线不仅距离短，更能远离苏军的威胁。但奇怪的是，这一合理的建议却被负责此事的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课长宫本大佐一口否决，理由是方案已定，不再更改。由于从通化前往沈阳的飞机不大，所以，吉冈安直只允许溥仪带少数随从。吉冈安直走后，溥仪立即敲定了随行人员名单：弟弟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侍从、一个医生。除医生以外，每人都带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溥仪还带了一架望远镜。1945年8月18日晚上，溥仪挥泪告别了聚集在门口送行的皇室成员，捂着脸上了汽车，前往大栗子火车站。1945年8月19日清晨，溥仪的专列抵达通化火车站，然后，换汽车前往机场。在空旷的机场上，两架小飞机已经发动，螺旋桨掀动气流，似秋风掠过，吹来阵阵寒意。一名伪大臣前来送行，跟溥仪寒暄，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跪地叩头，起身退到一边。这时，一名日军军官扯着嗓子高喊口令，一群衣冠不整的残兵迅速在飞机旁列队，甩刀举枪，向溥仪致敬。溥仪与排头兵拥抱答礼，然后匆匆走过了这支参差不齐的“仪仗队”，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机。两架飞机相继滑出，在跑道尽头挣扎着爬上了乌云密布的苍穹，飞向沈阳……
就在溥仪一行飞往沈阳的同时，三架涂着红星的运输机也编队飞向沈阳——这是从通辽机场起飞的载着空降部队的苏军飞机。原来，自从对日开战以来，因受雨季的影响，苏军的进展并不顺利，近十日的跋涉依然未深入伪满洲国，情急之下，苏军决定于1945年8月19日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空降，做象征性的占领。这样一来，降落沈阳机场的溥仪一行的命运就不问可知了。关于溥仪被俘的经过，其《我的前半生》及其随行人员的回忆录都有记述，所以，笔者不拟赘述。不过，有几个情节耐人寻味，值得一提。据溥仪后来回忆，当眼见手执冲锋枪的苏军士兵时，“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反映出溥仪不愿意去日本的真实想法，他立即带头交枪，而苏军军官也很给面子，接过溥仪的手枪，不仅没有搜身，连他的手提箱也未开箱检查。吉冈安直一再恳求无效，只能眼泪汪汪地跟着溥仪一起上了苏军的“大飞机”，被押往苏联。附带指出，1947年11月30日，因慢性结核和营养不良，吉冈死在莫斯科的监狱中。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苏军空降沈阳，关东军事先是否知情？早在两天前——1945年8月17日，关东军就通令全军，向苏军缴械，随即与苏军建立了联系。试想，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同意和配合，苏军敢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这些东北的核心性城市空降吗？事实也是如此，据溥杰回忆，就在溥仪一行被苏军控制之时，关东军第三课课长还前来套近乎，嬉皮笑脸地对溥仪说：“苏联军队昨日知会我们，说在今日要作'形式上的占领’，陛下的安全决无问题。”这真是不打自招！当时，溥仪、溥杰对这个关东军的课长厌恶到了极点，好在苏军士兵立即将他推推搡搡地撵走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既然关东军知道苏军将于19日在沈阳空降，为什么还要将溥仪送往沈阳？苏军当事者的回忆录普遍反映了“邂逅”并扣押溥仪的惊奇与惊喜，这说明他们此前未向关东军索要溥仪。那么，关东军将溥仪送上门去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联想到3亿日元的黄金被运往日本就容易理解了，合理的解释是：把“生活费”运往日本，将溥仪送到沈阳，交给苏军，借刀杀人，一了百了！关东军把溥仪的价值利用到了极限，为此不惜搭上忠实履行操纵、控制溥仪使命的吉冈安直，其吃相堪称是不吐骨头的贪婪！
但是，关东军没想到的是，苏军没有杀溥仪，而是于1950年将溥仪引渡给新中国；新中国也没有杀溥仪，而是把他改造成了新人。1965年2月，为了配合《我的前半生》出版发行，溥仪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日本记者惊诧溥仪对关东军的痛恨而提出了一个自作多情的问题：对于'满洲国’时代身边的日本人，是否有仍然怀念着的？”溥仪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没有一人值得我怀念！”
【来源：《同舟共进》2020年 第3期 文/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