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中医药走出去的“排头兵”，针灸已传播至183个国家，中国不仅是针灸临床应用、针灸教育和针灸科研等方面当之无愧的大国，也是可以领跑世界的针灸学术强国。然而，大好形势下，针灸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以干针为代表的西方针灸强势而来，怎样让古典针灸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最有效的保护，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黄龙祥通过近二十年在针灸理论创新路上的两次行走，重现古典针灸学理论原貌，并深入探究针灸传承创新之道。
作者介绍：黄龙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的学术带头人、局级重点研究室“针灸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针灸理论研究、针灸学术史研究、针灸典籍研究。
代表作：《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实验针灸表面解剖学》《针灸腧穴通考——中华针灸穴典研究》《黄龙祥看针灸》《针灸典籍考》等，曾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科学技术类入选图书、北方十省市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代表作被翻译成日文、韩文、法文、英文出版。
中医针灸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什么？相信今天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取决于疗效。然而，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的作者借黄帝之口喊出了“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警言，对于这一命题的深意，我们从当下中外针灸界广为关注的“干针之争”事件中或许能有几分真切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决定工具、材料、技术的归属？理论！没有完整的理论覆盖，就不能拥有完整的专属权；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技术也走不远。
当下，最令中医针灸人感到切肤之痛的莫过于西方日益流行的干针。10年前，当很多人对干针尚不屑一顾时，我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3次在全国性学术讲演中提出：与干针的针具、刺法、主治病症完全对应的针术在明代以前中国及朝鲜的针灸古籍中就有记载，真正让中国针灸人痛楚的并不是干针技术而是干针背后的理论。尽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西方的“干针”是中国早有的“决痛针术”（又曰贯刺）的重发现（考证详见《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自豪感，相反我感到脸红和尴尬——当时我问自己，也问针灸界：为什么中国针灸之林中的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在美国长成了茂密的森林？为什么中国针灸的珍宝总要让外国人鉴定？今天我还想进一步指出：一旦西方肌筋膜链学说最终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全面超过中国的经筋学说之时，中国针灸丢失的将不再是一针一术，所有在筋膜区域操作的针法都将可能被收编。究竟是什么决定工具、材料、技术的归属？理论！没有完整的理论覆盖，就不能拥有完整的专属权；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技术也走不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古人“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重道理念才会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被极大的热情驱使，尽最大努力穿越时空的阻隔，一睹当时人们极为看重的针道之“理”的原貌，领略其对针灸诊疗实践强有力的引领之力。中医界对理论创新的呼唤从没有像当下这样迫切，近一二十年来关于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建议、思路不断被提出，在创新这件事上，很难再说出一句前人或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我意识到针灸理论创新是时候从嘴上落实到脚下了，自2002年起，我开启了在针灸理论创新路上的行走。针灸理论创新路上第一次行走是“向后走”，出发时间是2002年，行走的目的是考察中医针灸第一次理论体系创建背景、创建方式以及这一体系的传承现状，回溯两千年中医针灸学的发展轨迹。行走的方式，除了寻找之前未曾读到的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之外，主要是走向针灸临床一线，特别是民间传承古典针法的针灸人。我用10年时间走访了无数国内外诊所和医院。第二次行走是“向前走”，出发时间是2012年，行走的目的是为中医针灸学的未来发展探新路；行走的方式是考察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重构的模式，以及国内外各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共性方法。以下简述我第二次行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针灸学第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为血气，从“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个元命题出发，通过不同路径可延伸出一个逻辑关系清晰的理论框架。
当反复研读传世本《灵枢》，确定原书的绪论篇《九针十二原第一》和结语篇《官能第七十三》是由同一人作于汉代时，我意识到很有可能从中发现古典针灸学第一个理论体系框架。之后经过进一步考证，我确认《灵枢》《素问》是一部完整书的两个部分，二者的关系是《灵枢》为内篇，属理论创新之作，叙述方法以“撰”为主；《素问》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参考资料性质，叙述方法以“编”为主，这一形式，犹如汉代刘安的《淮南内》《淮南外》——“内篇论道，外篇言事”。而当我读到《灵枢》作者借黄帝之口提出的终极之问“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时，便坚信他采用公理化路径实现了针灸学第一次理论系统化创建的壮举。只要从中找出构建这一体系的逻辑起点，便可以将这一体系推导出来。经过一次次的梳理和检验，最终确认了针灸学第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血气，从“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个元命题出发，通过不同路径可延伸出一个逻辑关系清晰的理论框架：从血气的生成、运行（血气之源、出入之会、运行路径）、度量（脉诊、五色诊、肤诊、筋诊）延伸出经脉学说、经筋学说、营卫学说和三焦学说；从血气的调节（原则、方法、工具、部位）延伸出刺灸法和输穴体系；由血气的功能、分布、运化及与天地四时阴阳关系的认识，形成身体观和养生观。一层层、一步步推导出一个内在逻辑严谨，包括身体观、疾病观、诊疗观、养生观在内的理论体系（详见《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经两千年历史沧桑，传世本《黄帝内经》承载的针灸理论框架虽在形式上存在变形和残缺，但依然透射出令人震撼的逻辑力量和形式美。接下来，还需要对《黄帝内经》以及其他代表性中医经典的理论重构方式进行系统考证，才能最终判定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和重构是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以演绎逻辑乃至公理化方法作为主要路径。中国古人思维在研究阶段优势明显，忽略的是对叙述方法的积极探索和自觉应用。如果不能找到突破这一盲区的有效路径，中国针灸的理论创新就仍然走不出山重水复的徘徊。
当代确立的中医四大经典有多种不同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方案有两种：其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其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和深入学术研究，中医行业意见渐趋一致：早期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而近年来第二种说法渐渐被一些官修中医教材及中医标准类著作定为首选方案。考察发现，第二种方案《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著作虽在影响力上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出以下共同特征：第一，皆为理论创新之作；第二，理论构建皆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通过提炼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推导出一个环环相扣、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三，理论构建皆以或主要以命题形式表达。正是凭借这三点，《温病条辨》实现对汉代两部经典的“逆袭”，而跻身四大经典。从上述中医四大经典的三个共有特征不难看出，形式逻辑公理化的要素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公理和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命题）一一在列。原来，中医四大经典在实现理论系统化的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这一道路，公理化思想一直流淌在两千年间最能代表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中。这个结论可能与大多数中医人对中医理论经典的印象有很大出入，然而，这与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吻合——所有科学理论都以演绎结构为趋向，以公理化方法为典范。一门科学理论越是成熟或抽象程度越高，其演绎成分所占的比重就越大（《自然辩证法教程》）。理论创新的完整过程分为 “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为研究阶段“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第二条道路为叙述阶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抽象规定到思维具体。也就是说，理论体系的创新必须通过第二条道路才能最终完成。中国古人思维在第一条道路上优势明显，有包括演绎法在内的整套方法，甚至其与西方方法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有效性，中国古人忽略的是对第二条道路叙述方法的积极探索和自觉应用。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规律发现，也不乏对经验规律的理论假说，但由于缺少正确叙述方法支撑而极少成功构建出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以中医学为例，自《黄帝内经》创立中医学第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后，曾出现多次局部理论重构，而自清代《温病条辨》完成对热病诊疗理论的第三次整体理论重构后，两百年来再没有出现中医理论系统化重构之作。历史上那些横空出世的中医理论系统化经典之作，多是医家对理论体系构建正确方法的天才把握和不自觉的应用。这种不自觉使得中国古代医家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的理论，虽然也有逻辑起点以及串连理论推导的逻辑链，但这条“链”多半隐而不见，链上所系的命题也常常没有按逻辑序列严格“对号入座”。所以，多数中医经典的逻辑链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少数经典如《伤寒论》，如今读来逻辑清晰，也是不知经过了多少代多少医家的调整、弥补逻辑漏洞的结果。今天学术界对于理论系统化叙述方法的要求更高，而这一环节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家的弱点，也是当今中医理论研究的盲区。如果不能找到突破这一盲区的有效路径，中国针灸的理论创新就仍然走不出山重水复的徘徊。肌筋膜链学说挑战了现代医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促使其将目光从实体结构向虚空结构转移，将带来一场医学革命，这是时代对中医和西医同时提出的严峻考验。
如前所述，干针是中国早有的针术，然而西方医家是在没有参看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针灸古籍的情况下独立发现的——只不过不是新发现，而是重发现。多年研究中国针灸学术史的经历，使我比他人更清楚：西方对于中国古典针术的重发现，干针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照此说来，中国古典针术迟早会被西方或其他地域的人们重发现，而一旦对方在技术上达到乃至超过中国针灸人，理论上又有足够或更强的竞争力，这些原本属于中国针灸的技术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成为“别人家的孩子”。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针灸学为什么不能将西医技术融入自己的体系，用别人家的砖瓦盖自家的理论大厦呢？不是不能，而是缺乏自信和思路。在“干针之争”中，中国针灸人大多从自身的眼前利益出发，看到的只是一时一事的得失，如果以长远眼光就会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干针实际上挑破了西医学理论的一个盲点，并由此撕开一个很大的漏洞。既然干针的实践和实验证明了西医注射疗法治疗肌筋膜功能障碍的疗效主要是针的刺激而不是药物的作用，那么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做出以下合理的推断：第一，神经阻滞疗法、注射疗法的治疗作用也可能不是药物的作用，至少不完全是。第二，原本用于诊断目的的穿刺技术如静脉采血、组织器官穿刺、手术探查等，本身也可能有治疗作用，《黄龙祥看针灸》一书中将这种治疗作用称作“类针灸效应”。以上两个判断并非只是纯粹的逻辑推演，事实上中国针灸的古今实践已经为这些判断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证据，中外针灸人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临床和科研实践也在继续提供着新的证据，只是目前还不能被传统理论体系所接纳。深入剖析针灸理论体系会发现，其实针灸学的土壤更适合包括神经阻滞疗法在内的很多西医技术的生长，当然，要想将这些西方技术融为己有，必须重构和完善好古典针灸学理论体系。为干针和西方徒手治疗技术等提供理论支撑的肌筋膜链学说，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挑战了现代医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促使其将目光从实体结构（实体器官）向虚空结构（器官周围的膜等组织以及内环境）转移，而对于虚空意义的深入研究将带来一场医学革命，这场革命正是时代对中医和西医同时提出的严峻考验。若当代中医人能看清理论创新的“两条道路”，乘自身之优势，亦假他山之砖石，以更踏实、更接地气的方式迈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构建步伐，则可从危机中走出柳暗花明的转机。
在未来生命科学的建设中，中国针灸人究竟能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出有重大价值的贡献？这个问题是催发我第二次坚定走向针灸理论创新之路的最大动力。
要想获得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首先要对竞争双方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发展后劲有一个正确的总体判断。以中国针灸的经筋学说和西方的肌筋膜链学说为例，经筋学说在治疗病症的范围、治疗策略、具体治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在诊断标准及概念的规范表达上则不及肌筋膜链学说。但总体而言，中国人2000多年前构建的经筋学说与西方医学最新的肌筋膜链学说相比，仍占优势。其实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展示东西方医学差异的一个缩影。虽然经筋学说和肌筋膜链学说之间的差异表面看来多表现在治疗和技术层面，但实际上差异的根本在于观念和理论的不同：中国人观察筋膜，既注意观察躯体的筋膜，又注重内脏的肓膜（腹膜及内脏的包膜、网膜、系膜）；既注重筋急（肌紧张）、结筋（肌硬结），又注重筋纵（肌张力下降）。中国人记载经筋病症的治疗，既有大量痛症总结，又有大量的非痛症记录；既关注躯体病症，又关注内脏病症；既有直接针对“结筋”的强刺激针术，又有大量刺肌外膜、肌间膜、皮下筋膜等虚空之处几乎无针感的弱刺激针法；病分虚实，治有补泻，病在实体可治虚空，病在内可治表，病在上可治下……这一切技术发现和治疗原则无不出自中国古人看世界的基本视角——阴阳对偶观。由此我们更加明晰，古典针灸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具体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区别于西方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古典针灸学难以被替代的原因正是在于它提供了一副与现代医学不同的观察生命现象的“眼镜”——阴阳对偶观。借助这副眼镜，我们能看到实体，更能看到虚空；人由血和气构成，病由血气不和造成，百病皆有虚实两种状态，治疗也有补泻两种对应方法；疾病的发生取决于“正”“邪”两个方面,治疗也有调正气和祛邪气两条路径……这一独特的看问题视角、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及其所构建的身体观、疾病观和治疗观构成了中医之“道”，这才是古典针灸学存在的根本意义和长久价值。当年，古人曾在“随病所而刺之”理念引导下，以超凡的智慧几乎达到了徒手裸眼下针法技术的极致，创造了“针至病所”的一个个辉煌。然而他们在技术巅峰毅然转身，提出“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命题，今天看来，古人走的是一条最具中华文化特质的路，“术”“法”迟早会被替代，只有“道”的传承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古人的选择是出于一种理论自觉和对针灸未来的天才洞见。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针灸人想要将自身的优势转化为胜势，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桎梏，要打破桎梏，更快地通过对理论体系的重构而获得更强的竞争力，需要认识以下两点：第一，认清理论创新有两条道路——研究阶段和叙述阶段。第一条道路上的成果只是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瓦，必须通过第二条道路才能完成新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在第一条道路走多远，取得多少辉煌的成果，都不能自动获得进入世界科学殿堂的入场券。第二，知已知彼，扬长补短。认清中国针灸人在第一条道路上有明显的优势，而在第二条道路上则先天不足，我们要在理论体系创新中将第一条道路的优势最终转化为胜势，必须取他人之长，借道而行。既然对方能借中国针灸的砖瓦盖西方针灸的大楼，为何我们不能用对方的脚手架建中国针灸理论大厦？如果我们总是迷失于旧有的砖瓦、脚手架之中不能自拔，则终将失去体现自身价值和世界身份的大楼。如果将人体复杂调节系统的控制开关简单比作声控开关，那么现代医学仍处于通过盲目“拍手”“跺脚”而认识开关的阶段，远没有掌握开关的性质及控制规律。只有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才能获得一幅完整和真实的生命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都恰好可以为发现彼此的盲区提供一面镜子，双方在未来生命科学的贡献大小，或者说最终由谁给出完整、真实的生命图景，取决于谁最先发现并正视自身盲区，或修正理论，或建立新说，不断逼近真理。现代西医很早就成为中医人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中医至今也没能成为西医反思的镜子。其实，对现代医学有最大互补性的中医针灸学，最有希望成为西医认识自己的参照，只可惜中医学一直没有找到成为对方镜子的自信和正确的路径，这不仅是中医人的缺憾，也是现代西医学的遗憾。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将在理论创新路上第二次行走的所思所得用文字记录下来，完成了古典针灸学理论体系公理化路径的证明，并特意采用经典的公理化形式将这个体系完整呈现于《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一书中，不仅为有志于中医针灸理论创新的探路者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也为西方医学提供一面反思的镜子。面对机遇与挑战，当代中医人应如何守正循证，发掘完善传统气血学说，揭示理论本质，丰富科学内涵，实现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中医学理论创新重任？要把理论创新从嘴上落在脚下，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拿出一个可供检验和批判的理论重构方案。十余年“向后走”的坚定脚步，循两千年中医理论创新的轨迹寻正道；近十年“向前走”的砥砺前行，探索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及其路径。干针来袭，筋膜渗透，痛定思痛，若当代中医人能看清理论创新的“两条道路”，乘自身之优势，亦假他山之砖石，以更踏实、更接地气的方式迈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构建步伐，则可从危机中走出柳暗花明的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