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62期】《智泉流韵》主编郭进拴最新原创文学评论《读赵焕亭教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有感》

【郭进拴原创】读赵焕亭教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有感

 赵焕亭（1967-），女，汉族，河南宝丰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丁玲研究会会员，第三届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教育科学文摘》摘编或转载。部分论文被中国文学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国学网、光明网、中文研究网、左岸文化网、当代文学会馆、中学语文资源网、语文潮教学艺术研究网等转载。学术专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新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传记研究”，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传记是心灵的证据。强烈的历史感，执着 的真实性，多样的创作个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与灵魂。新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 代，无数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杰出人物值得传记文 学去记载、去讴歌。我们期待着广大传记文学作家像古代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传记这种形式 抒写伟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让传记文学在民族文化宝库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西方形成和发展得都比较早,现在已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在我国,司马迁的《史记》以后,传记常常成为学者们撰写历史的副产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和发展却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文学虽然出现了新的面貌,但采用学术研究的手法,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真实而生动地解读现代作家传记的作品,仍然不多。而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

 赵焕亭教授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洋洋3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是一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精品力作，格外引人注目。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采取划分专题、选取典型个案的方式，分四章从《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多重价值。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部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学术著作，由著名学者吴福辉、全展、王一川分别作序。涉及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有：《周作人传》《郁达夫传》《徐志摩传》《巴金全传》《鲁迅传》《曹禺传》《王实味传》《路翎传》《沈从文传》《林语堂传》《茅盾传》《冰心传》《萧红全传》等，书中全面介绍了这些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与影响情况，资料丰富，视角独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全面了解中国同行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史传文学高度发达、传统悠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前的人读书，大多从了解作者的家庭、身世和成长历程开始，此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诠释传统。

        始于认识人、理解人，进而读懂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中西方相通。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列“文学和传记”专章讨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称之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他将作家的传记研究纳入“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呼应，构成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韦勒克的理论是否启发、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实在不易并且也不必求证。但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传记大量出版、广为流传，确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赵焕亭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大体也可以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出版、消费蔚为风气的一个佐证。再者，“一主多传，传传不同”如今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根据赵焕亭教授统计，仅张爱玲传就有30多部。笔者估测，实际情况恐怕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由此看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版、传播和消费，便有不容置辩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尤其是研究者/学者——而非作家、诗人所撰著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往往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即传主的个人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文本的研究，其价值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退的问题。”其次，“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譬如，作家的个人收入、生存状况，他的亲属及其朋友圈，作家的居住地及当地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第三，一部优秀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必然也是传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传主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评价及其位置等诸多问题，优秀的传记撰述者，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思考，是最低起点的要求，即便不能给出自成体系的结论，也要做到自圆其说，而不是只八卦作家的感情经历或私人生活之类。以此观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其本质就是研究之研究，学科史与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赵焕亭教授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的实在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学术勇气可嘉，学术情怀难能可贵！

       了解、熟悉前人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抱负的学术研究者，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必不能无视学术史。赵焕亭的研究，正可以为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入口，从一个维度获得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

 赵焕亭教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取四个向度讨论作家传记，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分类研究，而且，每一个问题之下，她都精心挑选至少四部以不同传主为对象，由著名学者撰写的传记加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诚如韦勒克指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或许，不支持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论调的研究，同样会觉得韦勒克的说法值得斟酌。但是，传记式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还会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选项。

        总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尽管有别于研究作家传记文献，但都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能够联通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史两者的通道之一。   

 赵焕亭教授的研究课题太大，太难，  因为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数情况是急功近利的课题有人搞，像赵焕亭这样需要十年磨一剑、甘愿坐冷板凳、耐得住孤独和门庭清静的课题一般人不愿搞。赵焕亭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搞这样的课题，足见她视学术功利性如草芥、如浮云。这种研究本身就体现出了她要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术境界，难能可贵。令人感到慰籍的事情是她的研究课题得到她所在的工作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的重视，已经纳入了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的学术项目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项目。

正如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写的那样：“现代作家传记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仅仅是排除那些劣质的传记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这都给本书带来了诸多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了开拓性研究的艰辛，从荆棘丛生的地方开辟出新路来，是需要付出超常努力的。”

 赵焕亭在本书中选择个案的传记16部，其中的传主有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张爱玲、沈从文、路翎、王实味、郁达夫、林语堂、萧红、冰心)，戏剧家曹禺，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兼翻译家周作人。而且16部传记中，竟然有两部的传主都是曹禺，另两部的传主都是徐志摩，可见赵焕亭原来的个人阅读兴趣和爱好偏向于曹禺和徐志摩，即存在个人的主观偏向性。赵焕亭选择“个案”中的鲁迅传记是林志浩著《鲁迅传》是不是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50多种鲁迅传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呢？恐怕也很难说。陈漱渝是鲁迅研究界的一匹“黑骏马”，于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过《鲁迅评传》，于201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搏击暗夜——鲁迅传》。陈漱渝在上述后一种鲁迅传的“后记”中列举了历来为鲁迅写传记的人有许广平、王士菁、曹聚仁、林辰、冯雪峰、唐弢等，却没有提到张梦阳和林志浩。可见，林志浩和张梦阳在陈漱渝心目中不占据怎样的位置。赵焕亭青睐林志浩的《鲁迅传》恐怕不仅与她的个人爱好和偏向有关，还与她的研究课题“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有关联。

        赵焕亭的学术研究的主观偏向性还表现在她选择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作为个案，放弃了沈从文家乡学者凌宇著《沈从文传》。她的取舍是否得当？也难得说了。金介甫著《沈从文传》中译本正文字体太小，注释太多，属于学术性和考证性传记，普及和流传的范围可能比凌宇的《沈从文传》小一些。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家传记著作猎奇性太强，将政治内幕、文坛内幕、传主隐私的发掘等内容纳入了著作中。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含量的增加，使传记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成份降低，势必影响到传记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文学美学价值的下降。猎奇性传记著作的增多使赵焕亭这样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量加大，研究工作的难度加大。

       读者除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作品阅读感兴趣之外，往往扩展到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私生活”感兴趣，即窥秘性阅读导致作家传记著作出版量加大。余光中2006年7月在台湾高雄为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写的《新版前言》中说：“如果传记是作家的外传，则作品可谓作家的内传：作品应该更贴近作家的心灵。透过传记，我们看见作家的生活。透过作品，我们才能窥探作家的生命。不过读者在窥探作家的生命之余，很自然地，也不免想要看看那作家平时是怎样生活的，想看看他(或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他(或她)和社会甚至世界的关系，想知道他(或她)不做作家的时候究竟还做些什么。总之，把作品和传记合在一起看，才看得真切、看得立体。”余光中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强调读者应该重视研究作家的作品，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传记是为了“阅读和理解好作家的作品”服务的，言外之意是读者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窥探作家的隐私方面。

 赵焕亭可能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和主观偏向性、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和窥秘性给她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可读性极强，这是由书中的特质来铸就而成的。

        这本书的特质是赵焕亭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体系。虽然她研究个案中的诗人选择了徐志摩，放弃了郭沫若，小说家“个案”中没有老舍的传记，因此会遭到部分居心叵测的人诟病，但是，她已经很努力了。她确实是博闻强记、博采众长了。比如，她作为“个案”的传记，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林志浩著《鲁迅传》，田本相著《曹禺传》等等，我都没有仔细阅读过。王实味和路翎的作品，我读得极其少；这两个作家的传记，我过去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都没有见到过。并且，赵焕亭在她的著作中很少写到传记著作的定价，说明一本书的贵贱问题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借助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可以增长许多见识。比如我，过去仅仅读过桑逢康著《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并没有见过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却可以借助赵焕亭的书了解袁庆丰为郁达夫写的传记的特点。又如，我过去从来没有读过王实味和路翎的作品及其传记，赵焕亭的书为我补上了这方面的“课程”。

         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写论文的过程是个磨炼意志的过程。尤其是在写作初期，面对一堆问题理不出思路而寝食不安。总有看不完的材料和不满意的论文框架，总是为时间一天天飞逝，论文进展却如蜗牛爬行而焦虑。有时花费十天半月地读完一部长篇传记却写不出任何东西，等又过了十天半月，原来读的什么内容都想不起来了；有时从图书馆库本室复印了大量的资料，拿回去之后仔细看时，却发现这些资料对自己的论文并没有很大用处，用到的可能仅仅是其中的一两句话。有一次，写了一天的稿子在最后保存时竟然昏头昏脑地点成了“否”，一键之差，一天的工夫白搭，面对电脑，欲哭无泪。还有一次，写作正酣，电脑中毒，键盘失灵，只好重装系统，一切从头来。其时，沮丧之至。在缓慢的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人类血战前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犹如煤的形成，是“大量”付出与“一小块”收获的关系。对于一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赵焕亭这里讲的写论文的辛苦其实透路了她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心历练过程。白先勇先生1976年8月21日在香港假日酒店与胡菊人对谈时说：“有些人对文字，可能天赋敏感，但训练绝对需要。写诗还可靠天才，像法国的蓝波，十六岁就开始写诗，但十几岁很少能够写了不起的小说。诗可以主观，写主观经验。写小说，人生经验是很要紧的，写得很成熟时，可能要历尽沧桑了，如果不是经过客观真正的大变动，也要个人内心的磨练，内心七情六欲的磨练，这个很要紧。”白先勇先生一再强调文学写作活动中的内心历练的重要性，同样适用于文学学术研究。

        赵焕亭是王一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时于2002年——2004年指导过的教育硕士生。她获得教育学硕士后，一度在平顶山学院当教师。2009——2012年，她又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12月，北京师大教授钱振纲、中国传媒大学张鸿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教授在赵焕亭的博文论文评议书上写了评语。

  钱振纲评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撰写关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时期作家的学术性传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呈现。但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研究中，这部分成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篇博士论文对以30年时期的作家为传主的学术性传记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在选题上是富有创新性的。

       论文作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重点从传记的作者主体性、作品考察、作品原型探究以及作家童年生活对作家人格形成和作品特点(的影响)等角度，对80年代以来的这类传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学术上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是一篇写作态度认真，资料丰富，有创见并且表述流畅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

       某些章节叙述和论述的关系尚可进一步推敲。质询问题：这类学术性传记有无创作成分？算不算传记文学？

张鸿声评语：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个较少被学界关注的领域，在诸多“研究之研究”的著述中都较为少见。从这个角度说，这篇博士论文具有某种开拓的性质。其对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从研究现状进行了认真梳理，对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价值与意义的讨论也都中肯，并有建设性。这样，就使得传记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而避免成为一般性作家研究的附属。

       论文所选取的几个研究方面类似个案的研究，较为深入，且观点明确，可见作者所下功夫之巨。作家传记中的作者主体性之呈现、原型考辩、传记视角的童年叙事都较深入，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作者于作家研究的基本功力。

       不足之处是，既是传记研究，就应该具有一般问题研究或类型研究的结构，或从文学史研究入手，讨论其一般特性。可考虑以后予以完善。同意进行论文答辩。

张桃洲评语：

       论文从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传记视角的文学创作、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四个方面对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展开论述，针对每一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传记作品进行分析。论文选题集中、明确，层次清晰，能充分结合传记作品自身的特点做出分析，论文征引文献较为详备、恰当，显示论文作者对该领域研究现状有着较好的了解和把握；论文以第二章第四节讨论黄昌勇《王实味传》的表述最为精彩、深入。

       论文倘若更加注重各章节之间篇幅所下功夫的均衡(如第三章第三、四节过于简略)，对某些概念的使用和分析(如“比较文学视野”相对于“主体性”)更加准确的话，将会使论文更为扎实。

 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学术性的作家传记使我在最基本、最精细的历史史料中发现复杂问题的真谛，文学性的作家传记对传主性格气质的生动刻画，使我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可以说，买传记，读传记一直是我的一种享受!”这是她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内心真实情况的自然流露。

 从2012年12月的博士论文稿到现在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书稿的审定，其间历时将近4年；赵焕亭教授在这期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突破和超越已有的成绩，内心历练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通览赵焕亭教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后，我想起了周树人(鲁迅)先生193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且介亭(半租界、实地为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为他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写的《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或她)的用处的东西。

       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也像深夜的街头摆着的一个地摊，其中有几个小钉，几个瓦碟，没有哗众取宠的噱头，有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知识，适合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课余阅读，与赵焕亭教授一起分享她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文学的甘味、困苦、快乐和遗憾，受益匪浅。

      衷心祝愿赵焕亭教授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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