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彬其人

【引题】：在前几期里，记者为您介绍了赤峰县商会的来龙与去脉，其中还提到了一个叫杨子彬的商会会长。这个人可是不简单哟，他不但在当年是个很受争议的人，即便是到了今天，他的身后还有很多说清道不明的东西……

气瞎了眼睛

杨子彬本名杨裕文，字子彬，原籍山东省寿光县。清末光绪年间，他随同父母迁来赤峰，直到老年时说话还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关于他的出身，有两种说法：其一，其父是闯荡江湖流落赤峰的；其二，其父是个皂隶（衙役），随官上任来赤峰定居。

少年杨子彬是刻苦好学的，跟其族兄读书。每日早晚在家吃饭，中午到一个煎饼铺里吃几张煎饼，喝碗水。既长，杨子彬博学多才，机警善辩，出口成章，年纪尚轻时就考中了秀才。后来，他与一个叫董俊先的人一起去直隶考取举人。据说这位杨大举子若论文章和才华，远胜过董俊先挺大一截子。杨子彬从考场出来，也是信心十足，静待佳音。结果，揭榜那天，董俊先中举，杨子彬名落孙山。

杨子彬气坏了，拍案而起，大骂“主考瞎眼”。

主考是不是真的“瞎了眼”，没人能说清楚，杨子彬却被气得双眼瞳仁儿反背，落下了个半盲的残疾。

关于杨子彬眼疾一事，还有另一种版本：投考时，因他不是赤峰籍人氏，其父又是一个衙役，本县秀才们群起而攻之，迫于无奈，只好到直隶省滦州去投考，但只考中秀才，一时火气攻心，瞎了一只眼。

不管怎么说，杨子彬的眼睛有残疾，是确有其事的。

据说，杨子彬科举失利，又急瞎了眼睛，感觉很是没有面子，就暂居于承德。不久，他托人行贿，走动官府，捐了个候补知府的空头衔，混了个蓝顶子缨帽，招摇过市地回到了赤峰。民国初年，杨子彬谋得了一个车捐局长的职位，从此便成为赤峰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落得了一个骂名

“名”是有了，如何获得更大的“利”呢？杨子彬把眼光放在了经商上！

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对“民以食为天”有更深的理解，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在“粮”字上下功夫。

当年，在赤峰三道街中段路南，也就是后来的第一小学校，曾经有个大车店，是一穿心大院，通达四道街，院内是四合房。掌柜的外号叫刘麻子，河北京东人氏。刚开始的几年，这个大车店每到冬季都是住些卖粮和卖煤的大车，以后车辆多了，住不下了，这才又在四道街路南斜对过盖了一处四合房的院落，分为南北两个大院，生意越来越兴隆。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手头阔绰了，刘麻子的交际也广了，与四里八乡的豪绅、富户有了联系，就做起了投机生意，收购粮油，囤积居奇，牟取暴利。1921年到1923年期间，刘麻子干脆将大车店改为“中和粮店”，大量收购粮油，还向银行和钱庄借了很多的钱。

有一年，因储存不善，中和粮店损失了很多粮油。

这一消息很快就被银行和钱庄知道了，他们纷纷向刘麻子索要贷款。刘麻子还不上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托杨子彬向债主说情，暂缓还款期限。

杨子彬坏心眼子一动，计上心来——

他告诉刘麻子，与其这样欠着还不起，还不如躲起来，还不起但躲得起，并答应帮忙处理后事。刘麻子听信了杨的话，骑着一头骡子就跑了，不知去向。

刘麻子跑路后，杨子彬以极低的折扣价还清了刘麻子的欠债，中和粮店就这样换了主人。

与老赤峰街众多的底子实、资财足的粮店相比，中和的规模并不算大。杨子彬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市场中寻找到立足之地，绝非易事，没有硝烟的商战不可避免。1920年，杨子彬得到兴业银行的帮助，首先与直隶帮广字号的广聚驼店、广盛店等斗起法来，都想打败对方，得到市场的控制权。两年后，广字号欠中和号粮油现货到期，必须在市场及北部蒙边旗县高价抢购，赤峰街粮食市场随之出现哄抢，价格大涨。广字号见赔势已定，只得认输，一面忍痛继续抢购粮油交货，一面请出商界名人和地方绅士向杨子彬求情，希望能按现行市价补偿数万元巨款，赎销合同。可杨子彬就是不点头，坚持索要现货，并制造声势，在中和粮店南院大兴土木，建造十余个巨大粮囤，用三黄土、铁皮构筑油窖。这样一来，导致粮油价格更加上涨，各粮铺也竞相抬价购粮，赤峰街粮价应声而涨。

最终，广聚驼店、广盛粮店彻底垮台。

广聚店马经理自缢身亡，广盛店连房产都折售给了杨子彬，更名为华峰旅店。

由于杨子彬挤掉了广字号，再加上民国初连年战乱、金融混乱等原因，广亿永钱铺、复字号朱家的几家主号、邢家的信泉长、李家的福泉达、张家的巨源成、聚源店等商号先后倒闭了。

但杨子彬虽然发了大财，但也落了一个人人唾骂的臭名。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家的堂号叫“中和”，所以杨子彬也就将自己的商号起名为“中和”了。

借吃喝获取商情

在那个年代，杨子彬深谙“人脉之道”，在赤峰街广交朋友，比较有名的好友有宋子安、李子芹、张宪洲、张仁、田沛然、王永和、昌卜臣等。他们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绅商家底、市场经济的变化等情况都非常了解。杨子彬只要稍加笼络，这些人就可以为他提供各种信息。杨子彬在家里还重用张德福做管家，在商会安插张宪洲的侄儿张美源……赤峰街市场上统称这些人为“创杨业的”。

有了这些“创杨业的”，杨子彬虽深居简出，但对市场行情、形势变化了如指掌。他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也非常关心。因视力半盲，行动不便，杨子彬就专门把一个叫崔茂林的人请到家里，每天给他朗读各种报刊杂志，研究时事。他还时常把充任商会委员的大商号经理请到家，借吃喝之机获取本市商情。

在广泛的人脉和财势之下，很多商号都不敢得罪杨子彬。赤峰县商会会长朱四麻子任满下台后，杨子彬操纵选举，当上了赤峰县商会的会长。

1917年2月27日，日本政府根据1915年中日会谈第六条“中国须于适当时机开设商埠，得允许外人来往”之规定，设立“日本驻赤峰领事馆”，馆内设警察署、巡捕等机构与人员，并由日本熊本县派出七名留学生来赤峰学习蒙古语和考察地方习俗，先是住在领事馆内，后来就固定在杨子彬的中和粮店食宿了。

清末民初，永巨当铺被逃兵抢了，歇业关门了。

这个当铺是山西曹家的买卖，掌柜的姓吴，山西人。

当铺被抢后，吴回到了山西，让他的儿子吴连普同张、李两个山西人看管房院。在这种情形之下，董承荣（举人）、李林梓、杨子彬三人置买了这所房院，还起了一个“三好堂”的名号。因房子很大，经募捐，修建成了文昌阁庙，即后来的红山区永巨派出所处，院内房屋租凭给做小买卖的。

从那以后，这条街就叫永巨，相沿至今。

1920年，杨子彬将这个房院租给日本领事馆经营居住，而将四道街的领事馆旧址设了日本赤十字医院，医生是日本人小乔助人。这两处房院的租款均由杨子彬收受，故此日本领事中根真介曾送杨子彬一块“敦睦邦交”的牌匾。

花了四十万的赎命钱

1926年，西北军冯玉祥部宋哲元任热河都统，赤峰驻军司令李长青为宋的部下，团长是建平县黑水人郑丕烈，县长吴敬珉。国民党到赤峰不久，就掌握了赤峰县商会会长杨子彬危害地方的一些材料，并于当年初夏将其拘禁。

杨子彬被拘禁后，赤峰县商会副会长傅曦亭协同商会各委员及各同业会行头，联名具保，申请司令部释放杨子彬。国民军司令部回答说：杨私通奉军，企图在赤峰搞武装独立，按军法应处以死刑，不准保释。于是，傅曦亭和各同业公会会长再度酝酿，请出地方士绅、学界代表、天主教教主、兴业银行行长、电灯厂厂长、各大商号经理等一百多人，再次联名具保，呈请释放杨子彬。最终，司令部答应可以释放杨，但要处罚现钞四十万元，折合银元约十万多元，限一个星期内如数缴齐，不得拖延。为了凑足这笔赎命钱，商会召开大会，要求市内所有较大商号按财力大小，分级摊出金额，作为借佃纳出。

杨子彬被释放后，即托命不出，不久又前往北京躲避，各商号所佃之款始终未还。

杨子彬走后，商会随之改选，源隆号财东张文琳（字子衡）继任会长。

1929年2月，杨子彬从北京回到赤峰。

当年，东北人石菩生和天津人夏旨方合办的石印小报上，曾用大字标题刊发《欢迎杨绅归来》的消息。

杨子彬回到赤峰后，不甘寂寞，于本年夏季商会举行普选时，玩了一些花样，使了一些手段，又当上了赤峰县商会会长，公元店财东许宗琛当选为副会长。

1929年夏天，赤峰县成立经界局，设在二中街路南锦元煤局前院，负责人是东北人，姓朱。

这一年的秋收之际，经界局即分队赴郊区开始实地测量土地。他们先从西南园子入手，然后往西测量贾家营子、纸房、史家营子、西南地、毛家窝铺一带。

经界局刚刚清丈田地时，农民们轮流出工，帮忙拉绳扶杆，烧茶送水，十分的配合，多数人尚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认为官方清丈土地无非是想把过去按“官地”亩数纳税的老办法调整一下，增加点儿税收罢了，只要年景好，多交几亩税也还可以。至于蒙租，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蒙租世代相传，由吃租蒙古人自己来取，是王爷赐下来的，不论亩数多少，只以地块计租。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清丈完毕，在甲、牌长的催逼之下，农民们发现自己“奉公守法”交的钱还不够抵销蒙租一项之用，再加上其它如补偿地价、处罚漏税、新照契税、清丈手续费等等各种花色名目，就是把所有田园变卖一光，也难以交足。更为要命的是，经界局在清丈之初就宣布的只收银洋，不收热河兴业银行发行的纸币。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杨子彬与兴业银行勾结，在商会会议厅开设“银钱交易所”，以现钞二十元为指数，上下翻腾，致使纸币贬值得如脱缰之野马，大小商号和普通百姓损失惨重。

民怨沸腾了！

杨子彬鉴于商号消极罢市，对他切身利益关系甚重，连忙召集全体同业会会长大会，劝诱商人开市。会后，有些平素对他畏之如虎的大商号，带头陆续复业，郊区农民却把所有的怨和恨都赖在了他的身上。这些人还选出代表，除了向县署和本地驻军请愿外，还扬言要找杨子彬算账。

1930年旧历二月廿日上午，赤峰县县长孙廷弼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受到杨子彬等人的怂恿，来到西老爷庙向聚集在那里的数千农民讲话，引起更大的公愤，只好灰溜溜地逃回市内。愤怒的分成两路，进了市内，边走边喊，声称一定要把扬子彬砸烂，并要火烧他的宅院。

杨子彬的家在当时大粮市东，三东街栅栏门里路北，其东邻就是翁牛特右翼旗王府鲍协理的住宅。两家相邻，各有炮楼一座，鲍家炮楼在正门外东侧街心，杨家的炮楼在二道街后门西侧，两家都有炮手在炮楼内守卫。愤怒的人们赶到杨家时，杨子彬早已藏匿起来，一些老百姓把砖石扎扔进他的院子里，用锹、镐劈砍大门。当有人把秫秸扔进门洞纵火时，杨家院内有人开了一枪，子弹没能穿过门板，打伤了一个正在门内顶门的佣人。

这时，警察赶来了，在大粮市东横街口戒严，架起机枪向群众示威，阻拦后续到来的人群。巡警局长赵秉斋与二队长徐子亨都身穿便衣，来到人群之中解劝，声称一定担保停办清丈。鲍协理家也跑出来几个人来劝说百姓。

因缺乏组织带头人，群龙无首，百姓遂逐渐散去。

事后，清丈队不敢再继续催逼要钱，经界局关门大吉，土地执照由县署发还，不了了之。

这就是赤峰县农民反经界包捐清丈事件，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至于杨子彬通过这件事儿捞了多少好处和油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死在了锦州监狱

孙殿英率领他的四十军先遣队，奉命于1933年旧历正月初九抵达赤峰，以杨子彬住宅为司令部，而把军队安排在郊外。

这一年的旧历二月初七下午，日本军队侵入赤峰，日本特务机关司令部设在杨子彬院内，司令官叫田中久。

此时，杨子彬仍在商会会长的任内，日本驻军宣抚班委任他为赤峰县代理县长，直到伪满县长王冷佛来赤上任，杨子彬被解除了代理县长的伪职。1935年，三庆成粮栈经理李海把杨子彬挤下台，继任商会会长。杨子彬偕家眷又去了北京。

杨子彬头房原配妻子王氏，没生儿女，死得也早；二房单氏，仅生一女；六十多岁时，婢女秋香成了第三房，终得一子。

数月后，杨子彬从北京到承德，找门路行贿。时任热河省省长的张海鹏任命他为热河省公署驻赤峰办事处处长，在二东街路北元隆号财东张文坦的宅院里办公，聘请日本人辄访英武为顾问，凡是有关政治、经济及其它重要事宜，必须先经辄访批准方可执行。

杨子彬有职无权，经常托病不出，后索性携眷又跑到北京去居住了。他在北京的住宅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外宫门口西廊下45号。

1941年，日伪颁布了一个“思想矫正法”，撤了杨子彬的职。他为此心怀不满，口出怨言，被日本人得知，认为他有反满抗日的言行，遂将他拘捕，送至锦州监狱，关押数月，于次年秋病死狱中。他的管家张德福同其族孙杨毅民，将其尸体从锦州运到北京，埋葬在北京市郊。他的眷属居住在北京，再也没有回过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