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岚传递】农民参与、合作社与环境保护
【经岚传递】16L48
农民参与、合作社与环境保护
——[读论文]之“环境经济政策分析”系列
编译/XYW
本期【经岚传递】所介绍的是来自于William F.A van Dijk、Anne Marike Lokhorst、Frank Berendse和Geert. de Snoo发表在Land Use Policy(2014)上的“Collective agri-environment schemes: How ca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 enhance farmers’ intentions for agri-environment schemes?”的一文。
内容简介
本文以荷兰农民环境合作社（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EC）为出发点，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TPB）视角，探讨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参与沟岸管理（ditch bank management）和草地鸟类保护（the protection of meadow birds）两类农业环境计划的意愿。
分析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TPB）是由Icek Ajzen（1988，1991）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计划的结果，三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一个确定行为的实施：（1）态度（Attitude）；（2）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它是由个人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3）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ur Control）：即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时自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除了这三方面的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自我认同在农民参与AES的意愿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Fielding et al.,2008；Lokhorst et al.,2011；Mastrange et al.,2013），比如如果农民把环境保护看作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的程度越高，他们更可能参加AES。其次，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对于实施特定行为会产生影响（Terry and Hogg,1996；Terry et al.,1999）。在本文中，为了研究农民环境合作社（EC）如何影响成员参与AES的意愿，作者在TPB的基础上加了三个变量。作者先提出了5个期望假设：（1）传统的TPB理论分析结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民参与AES意愿有相当大的联系（H1）；（2）把AES与自我认知联系的农民对AES有更高的参与意愿（H2）；（3）群体规范而不是主观规范对参与意愿有更大影响（H3）；（4）尤其是群体中有强烈自我认知的农民（H4）；（5）认为EC有高群体促进作用的农民有更高的参与意愿（H5）。作者通过AES在荷兰的实施来分别测量所有变量与两种EC（沟岸管理和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之间的联系。
数据来源
2012年4月在荷兰北部对4个环境合作社的成员进行了541份的抽样调查，最后回收297份有效问卷。另外，在2000-2009年期间，185个参加沟岸管理合作社的农民和247个参加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的农民也参与了此次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模型和变量的选择
所有的问题都是通过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收集的。
（一）通过两个个问题来衡量农民参与AES的意愿。（1）“未来我可能会参与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2）“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次参与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
（二）态度。（1）“我认为沟岸管理或者草地鸟类保护是有用的”、（2）“我认为沟岸管理或者草地鸟类保护是没有用的”、（3）“我认为沟岸管理或者草地鸟类保护不重要”。
（三）主观规范。“如果许多对我很重要的人认为沟岸管理或者草地鸟类保护是重要的”。
（四）知觉行为控制（PBC）。“我有足够的能力参与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
（五）自我认知。（1）“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是我的一部分”、（2）“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是专门为我而用的”。
（六）群体规范。“合作社的大部分成员认为参加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是重要的”。
（七）团队促进。“多亏了合作社使我有能力参与沟岸管理合作社或者草地鸟类保护合作社”。
（八）对EC的认同。（1）“如果我参加的合作社受到了批评我会受影响”、（2）“我对我是合作社的成员感到非常自豪”。
通过层级回归来测量农民参与意愿，将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1）将人口统计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和家庭收入作为第一层变量；（2）将TPB中的态度、主观规范和PBC加到第一层中，作为第二层变量；（3）第三层变量中加入个人认同；（4）将群体规范、 群体成员身份加入第三层变量中作为第四层变量；（5）在第四层中加入群体规范和群体成员身份的共同作用；（6）加入群体促进变量。
回归结果
Ditch bank managemnet
第一个层级中的四个变量都不显著，也就是说这四个变量对农民参与AES意愿不产生影响。在第二个层级中，态度（B=0.432，P<0.001）和知觉行为控制（B=0.267，p<0.01）变量对农民参与Ditch bank managemnet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主观规范并不显著（Table 2）。TPB中四个变量的整体作用解释了农民参与AES意愿的29.8%。剩余的变量与参与意愿没有明显联系。
Meadow bird managenment
在Table 4中，我们可以得到与Ditch bank managemnet一样的结论。在第二个层级中，态度（B=0.394，P<0.001）和主观规范（B=0.179，P<0.001）对农民参与草地鸟类合作社意愿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TPB中四个变量的整体作用解释了高达农民参与AES意愿的66.5%。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变量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B=0.150，p<0.05），第三层级解释模型的1.2%。Group norm，group-identification和他们的相互作用既没有对参与意愿有促进作用，也没有解释模型。Group facilitation对参与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B=0.143，P<0.01）。
主要结论
参与AES的态度和个人能力感知对农民参与沟岸管理合作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EC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自我认同和便利程度与农民参与意愿也有相应的联系。通过各个EC使得农民参与合作社，更容易保护环境与农民参与集体组织的AES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合作社的作用来提高农民的自我认同，通过各种形式的激励手段使得参与环境保护合作社的农民能够得到一定收益，通过合作社来降低信息成本等各种成本，使得具有成员资格的农民比非成员农民能够获得更大收益，推动更多农民参与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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