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新年论坛（2016）】 环境经济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绿色发展新年论坛（2016）】
环境经济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在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绿色发展新年论坛”（2016）上的发言摘要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 副教授
经济学是理解环境问题的重要视角
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对环境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经济学一般认为，环境是一种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山清水秀时，经济不发达；但经济发展了，就要付出环境代价。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必须要做权衡取舍（tradeoff），其中会涉及到很多需要计算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过去这个问题似乎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的代价它还相对比较低，我们的空气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水质污染也没有今天这么可怕。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承受这个环境的代价。但是现在雾霾、水质污染和土壤污染，已经变成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经济发展和环境代价之间的替代关系，怎么权衡？或者说我们怎么评估？如果环境代价超过了某个水平，我们就应该治理环境，因为付出这个治理成本也有可能是更划算。在国外，譬如美国，有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专门讨论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问题，这个研究跟踪了6个城市20年的环境变化，然后测算环境变化对于这6个城市居民寿命的影响。研究发现问题很严重，以PM2.5为例，每一立方米上升10微克，其对健康的影响大致相当于这个城市的居民寿命平均要减少0.61年。这6个城市中，空气较好的和较差的城市之间，居民寿命差距可以达到2-3年。所以说，糟糕的空气带来的健康威胁相当于癌症，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想而知。因为寿命的减少是有经济成本的，后来有人做了专门的指标，来衡量这个经济成本，即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发生，会导致全社会人均寿命减少多少年，它相当于我们损失了多少GDP。如果因为环境的破坏，创造的GDP还赶不上这个损失，那就意味着我们对环境的利用过度了。
应用环境经济学测算环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
今天的中国，为了更好地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环境经济学研究。譬如，当前如此严重的大范围、持续的雾霾，究竟对当地居民的寿命和健康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害？我们还没有做具体的测算。这种，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相当于多少GDP的损失，似乎也还没有研究。如果我们对此能加以测算，以此为依据向政府建议是否应该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讨论对环境治理的投入，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做投入产出分析，要算出环境治理投入的回报率。美国学者们2007年算过一笔帐，他们发现，环境治理投入，是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所有投入中回报率最高的一项。过去10年，美国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环境治理拨款73亿美元，那么，每年的回报是多少？介于188亿和1674亿美元之间，最低年份是两倍多；最高年份的回报是20多倍。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成本和收益做一个估算和比较的话，结果很能是：在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投资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所以，是否应该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投资多少？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不可以忽视，中央政府更不可以忽视。
环境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环境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仅是有关雾霾的研究，整个环境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经济活动当中，环境污染会带来负外部性。有人利用环境这个公共资源创造了私人收入，却不必为其带来的环境破坏去承担代价，而承担代价的是别人。
大家会看到，我们现在那么多地区，上了那么多的高污染项目，发展了那么多高污染产业。《人民日报》今天一篇文章指出，京津冀地区只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2.25%，但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却超过了10%，而其产生的环境污染达到了承载能力的两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明明知道许多产业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代价，可是这样的经济活动还在继续。像河北上了那么多的钢铁项目，炼钢很耗水，华北缺水，只能从地下抽取水源，抽空了再把废水灌下去，严重破坏环境。这些钢铁企业为什么能够生存？显然，它们并没有把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纳入到经济成本的核算，它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这样的GDP创造过程中，政府拿到了税收，企业的投资者得到了利润，可是普通工人只能拿到工资。这里面就会产生再分配效应。如果政府不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只拿到普通工资收入的家庭，在这个再分配过程中就会成为受损者，因为企业生产所造成的污染代价是全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的。譬如说，由于雾霾等严重空气污染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得不装空气净化器。本来清洁的空气作为公共资源，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当然应该享受的。现在不是了，清洁空气变成私人品，谁掏了钱装了净化器，谁才能享受清洁的空气。不掏钱的人，只能暴露在更高浓度的PM2.5之下，从而对身体造成更大损害。当然，从GDP中得到更大份额的人，他们不在乎这个事，因为他们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远远超过装净化器的成本。可是对普通家庭来讲，他们要在家里多安装几台空气净化器，也许就抵消了他工资收入的很大一块。如果肮脏的空气让他们的家庭成员健康受损，还要付出医疗成本或寿命成本，也许工资收入根本是入不敷出的。
现在自来水也不敢烧着喝了，要去买纯净水；去商店买大米的时候，还要担心是不是毒大米，所以尽量选价格高的。这些其实都是普通消费者所付出的额外代价。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去研究，如果有医院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空气污染导致到底是谁生病更多？是中低收入的普通人，还是更高收入阶层的人？高收入阶层的人他有更大的经济能力保护自己，也许PM2.5对他的健康影响就小；而普通老百姓不舍得花钱买空气净化器，扛一扛。但扛一扛就容易生病，中低收入群体也就会付出更多的健康和经济代价。因此，各个地区环境污染的最终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到底是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需要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环境污染给社会带来这么大的损害，我们应该去治理它。那么，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到底有多大？是哪些社会成员在承担这个成本？投资环境治理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些方面的很多研究，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又特别值得去做。
总之，环境经济层面的评价、环境污染对不同家庭健康的影响，以及治理环境所能带来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都需要我们做更扎实的研究工作。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透了，得到了比较可靠的结论，将对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能做的事情特别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我很有兴趣参与这些研究活动。（完）
点击以下文章可查阅本次论坛上其他嘉宾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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