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专刊 使命·眼光·性情 2019年第59期 （总第414期）
编者按
自创刊以来，不知不觉之间，《文化安顺》走进了第四个年头。每年，我们都坚持结集编印《文化安顺》精选本，汇集当年对安顺历史文化挖掘整理的成果。今年，在编缉2018年精选本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远去的乡愁一一洪福远写生作品选》画册。新书即将面世之际，特推出专刊，陆续刊发历年《文化安顺》精选本及《远去的乡愁》之序文，以飨读者。
使命·眼光·性情
——《文化安顺》精选本2018年卷序
袁本良
记得是前年夏天， 经杜应国先生介绍，我得以阅读到《文化安顺》微信公众号，进而结识了《文化安顺》编辑部的一帮年轻朋友。不管是对公众号还是对它的创办编辑者，我都是一见就由衷地喜欢：这是一个规制虽小却景光无限的园地；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悉心勉力地耕耘，为着他们心中一个共同的理念。这个理念用他们的话来说，便是“文化坚守的宿命”。
《文化安顺》2018年卷精选本
在《文化安顺》精选本2016年卷的序言中，应国从“人文化成”的角度讨论了《文化安顺》题旨的定位。“人文化成”是一个适宜宏大叙事的时空框廓，它因此而揭示了这一公众号内涵的宽泛、深闳和丰赡。就我的简单理解，“文化安顺”之不同于“安顺文化”，在于它的着眼点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文化”，而是刊物编者和作者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充满文化底蕴的故土安顺。以大文化的眼光来观照安顺，则安顺这个特定时空范围中所有的一切无不进入文化的视野。安顺城的山川季候、风土物产、建制营造、兴衰变迁，安顺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衣食住行、习俗风情，无一不是公众号应该发现和描述的对象。这就是说，《文化安顺》的朋友们正在做的，是真正用文化人的眼光去“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钱理群语）。公众号创办三年来，能够不间断地组织林林总总的稿件，广泛吸引方方面面的读者，正得益于办刊人高瞻宏顾的视野和摶心揖志的努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化安顺》精选本2018年卷，是办刊人这一年来劳作的果实和心智的结晶。我在展读这份沉甸甸书稿的过程中，产生很多感受，获得不少教益。
读本卷文稿，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刊物编者作者在开掘安顺历史文化研究素材上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卷中几篇关于田野调查的文章即是显例。杜应国先生在本年中一连发表了三篇田野手记：《文庙龙柱与西瓦窑》《西瓦窑考察记》《消失的屯堡村寨》。其中前两篇都涉及清代安顺文庙（或者还有西秀石塔等）整修所用石材的来源问题，虽然调查尚未能得出结论，但已经为解决安顺城建历史中这个悬疑问题发掘到了线索，开启了思路。刘涛志先生的《大西桥镇下九溪村“罗汝芳墓”探寻》，围绕下九溪罗氏家族入黔始祖罗近溪墓葬是否与明代江西籍著名学者罗汝芳（近溪）相关这一问题开展田野考察和文献调查，作者详细稽考并综合多方面的材料，就安顺史乘中毫无记载的这一“疑案”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梳理和不失理据的推论。文中对于罗汝芳暮年选择安顺下九溪隐居情况的推测虽然尚需得到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但这一探寻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用作者的话说是“略为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曙光，引领着我们探究的思路”。上述几篇之外，《华严洞藏五箱青铜器的来龙去脉》（杜应国）、《曾经藏身安顺的国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投龙简记趣》（杜应国）、《安顺旧时的鸦片种植和第一张禁烟告示》（丁武光）、《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末世悲歌——新发现的郭石农诗作〈道情〉》（李晓）、《谷氏故居与西安碑林拓片》（何平）等文，或勾稽于文献，或发掘于民间，要皆披露了安顺历史文化中过去人们未尝知晓或曾经忽略的一些材料，既丰富了地方文化涵盖的内容，也为新的研究揭櫫了线索和方向。
袁本良先生与著名学者戴明贤先生（左一）、洪福远先生（中）在蜡染博物馆门前合影
卷中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另一类文章是关于口述历史的采集和整理。编者在《黔中百年口述史》“开栏语”中说，这一工作的宗旨是“抢救记忆深处的历史信息，在迭宕起伏的命运中呈现永恒的人性光辉，在平凡的叙述中再现黔中百年沧桑。”本卷选刊了抗战老兵、百岁老人郭经华的《我的抗战经历》和安顺著名画家王翀的《精神枷锁下的丹青岁月》。这种口述史的实录，平易质实，内容具体，感受真切，无疑是可贵的存史资料。王翀先生之父乃安顺籍著名画家王松年先生。松年先生善画雄鸡，“四清”运动中因其画作被诬表现“西风压倒东风”而惨遭批斗，随后复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两次拜访王松年先生，在地处北门的寓所见过先生所书“三绝诗书画，一身老病穷”联。画鸡获罪的事我虽早有耳闻，但未知其详，两次谈话中也未便细问。王翀先生的讲述翔实细致，不仅再现了父亲冤案的完整过程，而且叙述了一家人遭受种种欺凌迫害的惨痛经历。我读此文，浩叹而至唏嘘，有诗一首书感：“绘鸡获罪岂虚言，一画十年无妄冤。世事荒唐人世苦，访谈读罢泪潸潸。”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却又是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应该感谢口述史栏目的讲述和采编者们，他们做了一件对于今人和后人都有重大意义的事。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卷中纪念栏目所选七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改革开放以来安顺城乡面貌及市民生活的变化。《我的求学路》的作者肖光豁曾就读安顺师专，我听他讲过多年“打滥仗”的一些经历。他文章中所写的1978年底“隐约地感觉到春天来了”，的确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结束“文革”及前此很长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启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征程。这个历史的转折，改变了包括肖光豁、黄鹤生（《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作者）在内很多人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九溪村的山乡巨变》（宋修文），《安顺文艺复苏的春天》（赵永智），《商海弄潮者的经历》（敖成祥），《百姓住房的变迁》（王荣生），都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杜应国君从记忆深处撷取的诸如排队购书、追风听歌观影等印象，相信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不陌生。我自己书架上的一批外国名著（包括杜文中提到的《九三年》《欧也妮·葛朗台》等）同样也是那个时候购买的。我因为当时家在城外娄家坡，难得进城碰上排队买书的机会，还特意找到原二中教务主任熊文博老师的女儿“开后门”，拜托她给我留书。这是那个刚走出无书可读的年代所留下的特殊记忆。
袁本良先生（前排右二）与《文化安顺》编辑于蜡染博物馆门前合影
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安顺来说，抗战八年是一个曾经对本地发生巨大影响因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正如戴明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中所描写的那样，抗战时期安顺城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卷中《安顺抗战纪事》一文全面梳理了抗战八年中安顺人民多方面的救亡活动，并且列述了一些值得载入安顺史册的重要的事件。故宫南迁国宝之入藏安顺华严洞，黔江中学的创办，陆军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的迁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途经安顺，剧宣四队等文艺团体在安顺的公演等等，这些事件对安顺城的历史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而戴安澜将军二○○师驻安期间之亲民助民、情同水乳，与安顺民众公祭戴将军时那种“悲壮、隆盛、备极哀切”的情景，更成了安顺人特别的抗战记忆。作为黔之腹、滇之喉这样一个地理要冲的安顺，抗战期间既是军队、物资运送的通道，又是转移内迁人员过往驻足甚至侨寓定居之处。正如应国文中所说，来去匆匆的人群中，不乏学者名流的身影。本卷刊出了记述闻一多、潘光旦先生在安顺的两篇文章。我想，关于抗战期间文化人的安顺行迹，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组织更多的文章进行记述和研究。至于前面提到的华严洞藏故宫文物事，数年来应国等人已多有留意和研究，发掘出不少过去未知的资料。本卷所刊应国的文章《战时故宫：安顺华严洞》对相关情况进行了综述，在故宫文物南迁八十周年纪念和华严洞批准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际，这篇文章无疑具有阶段性全面总结的意义。
以上提到的，大多是能够体现本年度精选本特色的重头文章。除此之外，在“古迹过往”“乡人乡贤”“乡风民俗”“艺文春秋”等其他栏目之下，引人注目的文章还有很多。我这里所说的“引人注目”，主要指文章中发掘了前所未见的素材，或显现了独出胸臆的观念，或具有另辟蹊径的视角，总之，体现了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认识中的新成果、新线索、新方向。记得在2016年卷的序中，应国曾说过这样的话：“检阅诸文，发现旧作居多而新作有限，熟悉地方文化的读者或许有不以为然之叹，甚或有以为炒冷饭者亦未可知。”试将本卷与之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今年所刊新作大大增加的特点。这自然是公众号同仁们不懈努力的结果。
微信公众号通过网络传播，主要以手机阅读作为接受方式。这一特定的传播渠道，决定了公众号从内容到形式不可能完全沿袭传统纸质媒体的编辑理念。要充分考虑并发挥微信便于传播音频视图这一优势，在文稿的组织方面增加更多的可读性。相比颇具学术性的重头文章，“地名故事”“乡风民俗”“文汇美食”诸栏目中的短文或更能显现出其优势。此类文章关注的是城乡居民身边的物事，有大量潜在的读者，倘能在图文并茂、精炼灵动上多下些工夫，定会更受欢迎。可喜的是，这样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图文已经有若干期在《文化安顺》推出；相信在接下来的编辑工作中会做得更好。
总的说来，作为一个以大文化的眼光来全面观照安顺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社会生活的公众号，《文化安顺》的组稿编辑宜于体现综合性的特点。既要有针对社会历史重要题材的重头文章，也要有表现市井生活各方面的短小篇什；既要体现一定的学术性，也要有较多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选题和材料方面，不妨以“新”和“深”作为追求目标，题材的选择力求新颖，材料的开掘力求深入，不满足于人云亦云、浅尝即止；在结构和形制方面，则要努力做到“精”，题材纵然多样全面，栏目却眉目清晰、设置合理，图文编排上精心安排，以收精巧灵动、赏心悦目之效。对比三年来的精选本可以看出，在这些方面，《文化安顺》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相信未来自会更上层楼。
袁本良先生（左二）在《文化安顺》编辑部与部分编辑的合影
本年卷的卷首，刊登的是作为特稿的钱理群先生《答贵州“小朋友”问》。在这一访谈中，钱先生再度提及他十分欣赏、多次引述的戴明贤先生关于安顺城、安顺人的两句话：“永远不变的潇洒散淡的日常生活”“小城人看惯宠辱哀乐的气定神闲的风姿。”这是明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中对于“安顺城气”的表述。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戴明贤先生进一步从平民化、人情味和自足性三个方面概括了安顺文化这一“市井文化”的特点，认为“这三个因素交融渗透于安顺人的日常生活、社会风尚、道德伦理诸方面”，正因为如此，“安顺人似乎生具‘平平常常才是真’，随遇而安，知止常乐，对汲汲于功名富贵抱一种‘长起眼睛看’的超然态度。”（《安顺城记·跋》）据我的理解，一个地方的“城气”和这个地方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自己生长在安顺，又曾长期在安顺工作生活，对于安顺市井生活中的这些传统沿袭的特点自有切身体悟；而在几年来展读《文化安顺》（文稿，还有图片）、与《文化安顺》同仁交往的过程中，对于安顺的城气、安顺的乡风人性又增添了不少的了解。就我之所见，“潇洒散淡的日常生活”、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的“超然态度”，在《文化安顺》诸位年轻朋友的身上就有着明显的体现。《文化安顺》是一个公益性的自媒体平台，既非官办，又无拨款，全然是自筹资金、自愿劳作、无私奉献。我有幸访问过《文化安顺》编辑部，了解到这些朋友们的工作状况。他们为了保证每年一百多期公众号的刊出，常常需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加班加点，虽然辛苦劳累，却自得其乐；加班之余，众人或习书绘画，或摄影为文；兴之所至，或品茗侑酒，清谈浩歌。这样的生活状态，纵非超然出尘，却也算得上洒脱自在。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浮华喧嚣的时代，这样的生活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说，我在这些年轻朋友身上所看到的，正是安顺人“潇洒散淡”“气定神闲”“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真性情，是安顺城至今“城气”鬯然的表现。我在此文开头说由衷地喜欢《文化安顺》和编辑部诸君，原因正在于此。
《文化安顺》创办三年了。在前两年精选本的序言中，杜应国、丁武光两位先生已经就公众号的创办宗旨、组稿和编辑规划阐述了很好的意见。现在2018年卷即将出版，我过蒙主事者青睐，承命撰序，却自愧无甚高论，只是写下一些零星的感想。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引用编辑部同仁的一段话，借以表达我对以文化坚守为使命的诸位年轻朋友的认同和敬佩：
岁月无声，却又隆隆作响。时光镌刻在每个人身上，形成各各不同的生命乐章，汇聚成华丽、悲壮、细腻的人类史交响乐。作为地方文化的热爱者，我们不敢忘记使命，将继续采集整理这些精彩的记忆，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有益补充。
二零一九年元月八日于守拙斋
《文化安顺》2018年精选本首发式将于6月27日下午4点在安顺学院特教大楼六楼第二会议式举行
· 作者简介
袁本良：汉族，籍贯重庆江津，贵州安顺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在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安顺师专、安顺教育学院、贵州大学任教。退休前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古汉语语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贵州省高校教学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