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曾亲密无间，日后却形同陌路，恩怨背后隐藏的是人性
沈从文与丁玲
1980年，丁玲在《诗刊》上发文纪念胡也频，意外地在文中驳斥了四十年前沈从文的文章《记丁玲》。
在这篇文章中，丁玲称沈从文此文皆是'胡言乱语，纯属捏造，并不符合事实'。
年近古稀的沈从文，并没有直接发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抒发了自己的不满：'丁玲这人，最爱冷不防地背后给人来一刀，可怕得很。'
丁玲为何要在四十年后重新拎出沈从文的说法大做文章？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1925年初，丁玲与沈从文正当少女、少男的年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渴求能在文艺界一展身手。
初期的生活总是异常地艰苦，那时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生活拮据，经济水平有限，只能住在房租便宜的香山。
胡也频当时小有名气，已经是《京报》的文艺编辑，沈从文频频向《京报》投稿，便与胡也频相识。
胡也频无意中向女友丁玲说起'眉清目秀'的沈从文，激发了丁玲的好奇心。
在胡也频的拾掇下，同是湘西人的沈从文与丁玲见了面。
这一面之后，三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成了亲密的好朋友，谈天说地，从文学八卦到时事政治，几乎无所不谈。
偶尔胡也频惹丁玲不开心的时候，丁玲还故意与沈从文用湘西话交流，让听不懂的胡也频在一旁傻傻愣着，着急得瞪大了眼。
由于沈从文年长丁玲和胡也频几岁，为人性子也比较温和，常常得做丁玲、胡也频的中间人，开导双方。
胡也频与丁玲的恋爱，太多时候容易使性子，在钱财管理上也不得当，完全依赖沈从文从中调和。
三人之间的故事，的确印证了那句老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胡也频
快活的日子没过多久，丁玲与胡也频之间发生了感情的纠葛。
丁玲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与胡也频相处的同时，还与冯雪峰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她不止一次写情书给冯雪峰，讲述自己在面对着胡也频的时候，常常会幻想面对的是冯雪峰，期待与之会晤并进一步发展。
胡也频发现丁玲的'情变'之后，气得找冯雪峰干了一场架，也忍不住对丁玲发脾气。
不知道是胡也频的幸运还是不幸，冯雪峰最终在这场三角恋之中选择了退出。
一时心灰意冷的丁玲决意与胡也频一起，并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
丁玲手稿
在这场三角恋之中，沈从文完全当着旁观者的角色，对朋友的恋爱不予置否，但对丁玲的印象却是由此生了根，为日后写《记丁玲》埋下了伏笔。
丁玲、胡也频二人'破镜重圆'之后，拉上了沈从文一起南下上海，三人一起合租在一所破旧的小公寓中，准备一起创业，在文艺界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但创业的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胡也频好不容易才说服父亲，花一千元投资他们的红黑出版社，可是出版社虽然成立起来了，但是如何组织却是个大问题。
丁玲与胡也频
三人一致同意的，也是理想中的运营模式为：红黑出版社每月出《红黑》、《人生》两本刊物，附加七本书籍。
但刊物究竟要刊登什么，三人却产生了分歧。
当时的局势紧张，丁玲、胡也频二人坚持要发类似《二月花》的稿件，去描述那童工的悲惨，与政治紧密相联。
但性子温和、不愿意惹上政治麻烦的沈从文坚决不同意，他声称，刊登此类稿件将会直接导致刊物停办。
三人争执不下，又因为出版社的资金难以流转，干脆散伙各自做各自的事业。
散伙归散伙，可出版社欠下的账还得还。
沈从文交出了自己仅有的稿费三百来块，胡也频跑去山东教书，挣了点工资。
丁玲没能力自己还，只好拜托母亲先垫上三百五十块。
三人自此在事业上各奔东西。
丁玲
沈从文辗转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试图远离政治，专心于耕种自己的园地。
胡也频与丁玲继续着'革命'事业，还多次劝说沈从文加入左联（左翼作家联盟）。
但沈从文考虑到自己的文学倾向与左联不大符合，最终婉拒了二人的邀请。
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意外发生频繁到成了平常、见怪不怪的事。
没过多久，沈从文得到胡也频入狱的消息，他当即写信向胡适、徐志摩等人寻求帮忙，还专门陪大着肚子的丁玲跑南京找陈立夫。
通过一层层中间关系，沈从文最终找到上海市党部书记刘健群帮忙。
但为时已晚，胡也频早已在狱中被秘密杀害。
失去好友的沈从文自责是自己救援不及时，才惹得胡也频丧命狱中。
正值丁玲刚分娩完，急需物质上的满足，沈从文稀薄的工资并不能起作用，他只好问徐志摩借钱。
无奈的是，徐志摩那时不顾家里反对与陆小曼结婚，经济条件有限，无法伸出援手。
几经辗转，沈从文向邵洵美借了一千块，给了丁玲当做生活补贴费。
做到这个份上的沈从文，应当是仁至义尽的。
但，看重情意的沈从文却并不止步于此。
当时丁玲因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刚生下的孩子留在身边抚养并不安全，便打算将孩子送回老家，交予母亲抚养。
奈何这一路上异常艰险，丁玲不敢一人独身前往。
得知情况的沈从文，二话不说，抛下了武汉大学的工作，与丁玲假装夫妻，陪丁玲将小孩送回了老家。
也正是因此，沈从文丢掉了武汉大学的工作。
一时陷入经济困境的沈从文，并没有向外人抱怨什么，甚至都不曾提及这件小事，他始终觉得这是基于朋友道义该做的。
没过多久，丁玲又惹上了麻烦。
这一次，丁玲直接在租界被人秘密逮捕，软禁在南京。
得知消息的沈从文，倾尽全力地试图救出自己的好朋友，写各种文章声援。
声援的力量虽小，并不代表沈从文没有营救朋友的心思。
在这一期间，冯雪峰也曾经找到沈从文，希望借助沈从文的名声，依靠左联的经济支撑，将丁玲保释出狱。
但沈从文直言拒绝了冯雪峰的建议。
而这一拒绝，成为了日后丁玲批驳沈从文的重点。
丁玲手稿
由于沈从文不知道丁玲在狱中究竟是什么情况，加上外界谣传丁玲已经遇害，不明所以的沈从文写下了《记丁玲》、《记胡也频》两篇纪念文章。
巧合的是，两篇纪念文章刚一发表，丁玲就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丁玲，直接奔赴了延安，投身于革命，和沈从文的分歧是越走越大。
建国后，沈从文作为'自由派'作家，在文艺界的名声逐渐没落。
而丁玲凭借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文艺界的领头羊。
尽管两个人地位有所变化，但依然不影响彼此的正常交往。
在沈从文遭遇所谓的精神危机的时候，丁玲还出面安慰沈从文，让他尽情地写他的文章，国家是支持他的写作自由的。
晚年的丁玲
甚至当沈从文不满意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之时，向丁玲写信诉苦，希望丁玲安排他到别处去工作。
当时的丁玲正遭受批判，依然尽全力帮了老友的忙。
二人关系的转折，乃至破裂，是在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拜访丁玲之后。
中岛碧拜访丁玲的时候，顺便带了当时出版发行的《记丁玲》和《记胡也频》。
丁玲本来也没打算细看，就随便翻翻。
但这一翻，却将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沈从文在文中，将丁玲与胡也频的关系，描述为单纯的欲望关系，或者说将丁玲描述为一个只有爱，只要爱的女子。
'丁玲的年岁，已经到了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和两条臂膀了，只需要有这么一个男子，丁玲便能快活地过日子。'
不论事实与否，晚年的丁玲显然不能接受他人这般说辞。
试想一下，又有谁愿意在晚年的时候，希望外界的人瞧见自己早年那些的事呢？
气愤的丁玲直接就在书中批注了一百二十七处，处处反驳沈从文评价她的说辞。
显然，光在书上批注，并不解恨。
这就有了丁玲发表在《诗刊》上的纪念文章，虽说是纪念胡也频的文章，实则是在为自己自证清白。
丁玲的自证是极为婉转的。
她指称沈从文完全是畏手畏脚的怕死鬼，只敢在一旁旁观着革命者的英勇，还要以个人的趣味抹黑'革命者'。
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者'都是丁玲自己。
的确，沈从文拒绝了以自己的名义出面保释丁玲，但这绝不是由于沈从文贪生怕死，而是他基于自身的立场不愿意与左联有牵扯。
丁玲在延安
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沈从文也因为自己的立场受到了惩罚。拿立场来批评别人，丁玲实际上没有就事论事。
丁玲所说的'个人的趣味'又指的是什么呢？
细想一下，应当是沈从文早期那粗犷的，以欲望、性为宗旨的自然文风。
丁玲所反感的，也正是沈从文将她视作一个'只有爱，而无其他理想信念'的女性。
像什么'这个海军学生能够提供给丁玲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除此之外也就没了别的好处'这类的话，直接激起丁玲的反驳欲望。
在丁玲看来，这种话语，就是沈从文以自身的低级趣味审视着她，简直混蛋。
晚年的丁玲
不可否认，这些只言片语的确，给人造成一种丁玲只顾风流，不顾其他的印象。
但只言片语之所以称之为只言片语，恰恰在于它的片段性，这也就意味着绝不可以只看这只言片语。
丁玲是看完了全书的，自然也会注意到沈从文称赞自己的地方。
比如'因为丁玲知道必须用理性控制自己，才不至于被生活糟蹋自己，丁玲始终能够做到节制自己。哪怕是在最伤心的日子里，她也能够做到照料孩子，而不向人示弱。'
就这只言片语来看，丁玲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只顾情爱的人么？显然不会。
丁玲忽略沈从文的夸赞，只看到沈从文的趣味，只有一个原因。
丁玲虽是新时期女性，也是'五四'洗礼下的作家，但传统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晚年的沈从文
又或者说，丁玲害怕别人以传统的观念审视自己这些行为，而遭受道德上的欺压。
丁玲自己所秉持的恋爱观念，那自然是五四那一套自由恋爱的说辞，她自己与胡也频、冯雪峰、冯达等人的爱情，也的确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但试想一下，青少年时期的爱情，总是极易被中老年的自己所否认。
一旦自由恋爱的劲头过了，年事已高的丁玲，又怎么愿意去面对一个天真烂漫，有着肉欲的少女？哪怕这个少女就是自己。
更何况，丁玲的这些自由恋爱，本就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丁玲自己也知道，与胡也频在一起的时候，同时也与冯雪峰暧昧。
即使当时冯达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丁玲仍选择了奔向冯达，还怀有了身孕。
这些自由的恋爱，在常人的眼里是出格的，是不被容纳的。
丁玲又何尝不知常人的心思，她追求自由的恋爱，并不代表丁玲就能够完全摒弃世俗的眼光。
丁玲小心翼翼地藏好自己的恋爱情事，恰恰是因为这些情事都不大光彩，不是多么美好的爱情，没办法公之于众。
可偏偏沈从文，以如此写实的手法，将丁玲的恋爱情事一一道尽。
这道尽，在丁玲看来是浅薄的，是未经过深入思考的。
的确，丁玲的情事，除非丁玲自述如此，沈从文作为旁观者，看到的只能是那表面的爱情。
晚年的沈从文
但沈从文写下《记丁玲》，用意并非全然在于泄露丁玲的情事，而在于'怀念'这位挚友。
作为旁观者的沈从文，所见所闻只能是如此。
作为一个男性，他无法与丁玲以'闺蜜'相称，商讨彼此的感情生活。
沈从文只能作为一个挚友，写下自己对于丁玲的认识。
只不过，这般'怀念'，却给丁玲造成了巨大的困恼。
对于丁玲来说，她最看重的，除了革命者，便是感情。
沈从文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太合，自然也就远离了革命者的身份。
而在感情生活上，沈从文这般指指点点，书籍公开发行之后，留给了世人不好的印象，也给丁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丁玲、沈从文之间的这起恩怨，倒像是两个好朋友彼此怼过了头，碍于面子无法收场。
丁玲坚决不肯在自己的文集中收录这两篇文章，沈从文也以不收录这两篇文章进《沈从文文集》表示自己的抗议。
一对挚友，为争得那么一口气，坚决不让步。
说到底，还是彼此的性子过于相似。
丁玲与沈从文，不但同是湘西出身，文学道路亦是同样坎坷。
虽然立场不一致，但都受过诸多的磨难、斗争。
命运如此相似的两个人，沈从文又见证过丁玲曾经的低谷时期，比旁人更为知晓丁玲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沈从文不假思索地公开丁玲的情事，自然也就勾起了丁玲过往中的爱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