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语言文字的关联（7421字）

经过系列讲座的锻炼，总有新灵感要进一步说清楚的冲动，经验告诉我，自己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思考显化终极哲学的能力又下意识地提升了，随之而来的，必是一部有全新形而上思考的新书稿的形而下诞生。

所谓全新形而上思考，从体系性哲学理论创新角度，即对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的全新突破之意，这对于对抗不了“哲学已死”论调的专业哲学而言，无异于天赐福音。

相对于专业哲学的无奈，我作为非专业人士却能突破逻辑天花板，可见逻辑天花板相对于人始终是先在性存在，只因突破的切入点难找，所以哲学理论创新的长期相对于其他创新周期都更长，但旧理论界都未能常识化发现这其中的本质原因，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却始终以系统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为标准在循序渐进地显化导致人的文明存在不能通过文化手段终极自圆其说的一切逻辑内因。

正因为整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都在以可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为标准显化终极哲学，所以我才会把“新书稿诞生”头上安头地表述成“有全新形而上思考的新书稿的形而下诞生”，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任何思想创新的显化过程都必然同时兼具形而上思考和对相关思考的形而下显化，因为任何有语言文字参与的思考都必定同时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正确理解这一点，是确保人的文明存在能在文化方面能够终极自圆其说的基本前提之一。

这其中又一个的关键在于，任何思想的成果化过程都是个形而下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但也正因为任何思想成果都必须率先通过大脑的形而上的客观见之于主观之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思考得来，所以结合形上思考与形下落实之间不可分割的前提性因果关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基础命题之间，有旧思想界从未常识化厘清的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关联。

这其中的客观见之于主观、主观见之于主观、主观见之于客观，是我对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命题的创新解读，也是确保人的文明存在能在文化方面终极自圆其说的基本前提之一，因为只有把中文语境基础性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命题与主观和客观命题建立起这样的因果关联，才能系统诱变与终极认识论相关的整体一致性和与终极方法论相关的因果一致性新的哲学基础命题。

这样一来，通过建立在新基础命题体系上的形而上学再创新，在持续放大的自圆其说能力支撑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可以证明，如果终极哲学由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同构而来，那么有同构关系的三者之间一定具有不脱离差异性的一致性，所谓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就是对不脱离差异性的一致性的细化，反过来也可以说——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

正因为正说或反说都说得通，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这个即将终极显化清楚的一致性认知体系中，最宏观的那一个，更多由终极认识论体系提供，也就是所谓的整体一致性；在整个体系中起连接作用的，更多由终极方法论体系所提供的，也就是所谓的因果一致性；在整个体系中负责持续提供具体线索的，更多由终极本体论体系提供，也就是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所谓主客观一致性。

这其中的理解难点在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因为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人类的所有思想都必须知行合一地嫁接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成功之处之一就在于能够常识化发现，作为知行合一人生的逻辑载体，语言文字是不同的文明发展史基于同一个本能的强名机制产生的基于经验的会意交流机制。

正因为语言文字的强名机制和会意机制之间既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又因相互叠加同构于人的知行合一的意会心理机制，所以通过信手拈来的理论创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系统论证清楚，人际间之所以能彼此意会对方的意图，原因就在于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漫长的同质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不同文化体系间虽然语言文字形态各异，但本质上都是通过声符和形符体系对可交流的有整体一致性的信息架构进行了模块化和功能化演绎区分，然后又通过同质化的语法规则对具体信息进行与目标相一致性归纳组合。

正因为不同语系之间在内在逻辑认知层面具备高度同质化的文化内涵，所以它们之间的互译性可以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进行更深层次的常识化互译提供在工具支撑方面的经验借鉴，无奈语言哲学在内的旧思想界却显然集体忽视了这其中的因果一致性关联。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相对成熟的语言互译可以为哲学理论创新提供经验借鉴，但专业哲学界却根本未采用这种可能的借鉴，所以结合未能因语言互译而直接诱变语言哲学，也可以说明，哲学在逻辑认知层面具有不曾被常识化明确的先在性，这种先在性既属于逻辑本身，又属性只有借助逻辑才能系统显化的整个认知体系。

借助明确人类思想在逻辑认知层面的先在性，不但可以更好地从终极认识论角度理解人类思想体系在认知对象上的整体一致性，而且为同时正确把握与终极方法论相关的因果一致性和与终极本体论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提供了基础性框架基准。

这样一来，结合自我意识基于进化的无中生有产生，再结合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在语境建构方面由点到线、面、体的循序渐进搭建，就可以常识化发现，与终极认识论相关的整体一致性为语境建设提供的是内在的宏观认知架构，与终极方法论相关的因果一致性为相关语境建设提供的是微观认知架构。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所谓主客观一致性”的明确，有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支撑的终极本体论不但可以明确语境的建构主体是人，为彻底否定某些无良宗教把语言产生之因归于神提供理论基础，而且透过与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所提供的宏微相通的逻辑认知架构，还能常识化发现，通过知行合一的语境人生，实际形上衔接的是相对客观的主体与客体互动的情境人生和绝对形而上的主观心境人生。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正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而且人是语境的建构主体，所以作为与人的意识人生相关的一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组成元素都在语境层面具有与人的存在同质化的主客观一致性，其实就是人通过语言文字对所有观测到的认知对象进行与语义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赋能，但赋能的真正终极目的，只为更好地实现内涵于自我意识当中的与主观能动性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

最后发现，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追求的真正目的，只是维系在基因当中的人的自我意识基于生命现象的可持续复制能力的机会，也就是与遨游宇宙能力相关的物种永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赋能对象是对观测对象进行表义处理的语言文字，而不是观测对象。

正因为整个旧思想界都缺乏上述基本认知，可见旧哲学所未打破的逻辑天花板之多，没有明确的哲学常识化转向追求所设立的终极自圆其说标准，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系统打破，所以未经常识化转向前，所有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认识论都是非终极认识论，只能是形而上地形成终极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同理，所有的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方法论都是形而上地形成终极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所有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都是形而上地形成终极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相对于只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这一个标准，我就能常识化地否定和揭示一切旧思想家的理论认知局限的角度，再结合提出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一大半问题的角度，就可以综合发现，相对于科学已然停滞于“哲学已死”困局的哲学而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看不到方向的哲学界的福音，因为我不但提出了问题，还通过系统分析分别建构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详见《哲学常识化转向于终极哲学——通过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封闭哲学的开放性》）。

可惜与其他以悲剧收场的哲学家类似，我的理论并未如预期那样说服我想说服的那些有缘人。这让我充分意识到，说服想说服的人，当然是哲学理论创新的目的，但从不是终极目的，只有终极瓦解文明局限才是哲学理论创新的终极目的，可惜集体受制于不可知论的干扰，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很少有瓦解文明局限的冲动，反而更愿意维系在互害状态下争取占据鄙视链相对更高位置的变态快感，于是避免不了地产生了大量光芒四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因为任何文明局限都是不特定的一切人的低层次自圆其说人生的形上和形下集成之果，所以面对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利己主义思潮的知行合一运行，说服想说服的人，虽然是哲学家在创新思想时必须兼顾的，但也正因为每个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人都必须保持适度的自信才能苟活于极尽苟且的人生，所以再高明的哲学理论也难以打破世俗之人一贯包括思维惯性的固步自封的生活惯性，于是整个哲学史虽然铸就了无数个哲学家的辉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缺乏说服想说服的人的基本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知道，这种基本能力的建设成功以系统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为前提。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有幸发现，终极说服一切想说服的人的逻辑认知起点一贯隐藏在老子通过“强名曰道”所隐约表述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当中——没有语言文字的强名机制做基础支撑，相对于隐藏在“文章本天成”当中有先在性的体系性思想境界，任何旧哲学思想都是无法常识化普及的断章取义之作。

正因为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我将隐藏于《道德经》当中构成中文语境的诸多基础命题进行了常识化系统解读，所以我才能在循序渐进地建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之后，系统建构了由主客观一致性、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统领的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认知体系，进而为最终诱变终极哲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循序渐进提升的自圆其说能力，面对因缺乏概念之间内在一致性关联认知而无法整体把握的文明局限，在人的整体一致性认知视野和哲学语境中，整个旧思想界根本没能充分认识清楚——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均不可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所以只有把二者之间同生共死的一致性泛化为所有二元对立统一命题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认知体系的一部分，人的文明存在才能通过文化手段常识化明确——人的意识所内涵的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具有旧思想界从未常识化厘清的绝对辩证属性。

这里把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分开又并列论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旧思想界均未能常识化定义逻辑，从而导致只能以讹传讹地误把逻辑学当逻辑来推广，所以面对逻辑学与不同辩证法之间未能调和的广泛认知冲突，导致旧哲学语境只能因为逻辑这个基础命题的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而整体处于自圆其说不能的混沌状态，亟待有终极自圆其说标准的常识化转向的正本清源。

常识化而言，知其然中的“然”虽然是人的望文生义的形而上学认知结果，但并不能满足人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所以基于内涵于自我意识当中的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的洞察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基于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人的文明能透过一切现象层面的“然”发现与其一一对应的所以然，这就是可知论终将瓦解不可知论的与进化相关的逻辑内因。

正因为古往今来的所有不可知论者都没有类似的自信，旧可知论者又不能如我一样通过语言文字的强名机制为自己的认知体系提供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的理论基础，所以缺乏常识化转向意识的他们都只能坐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拯救，这说明，整个身处文明局限的人类集体都迫切需要一个可诱变能够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哲学。

这里把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分开又并列论述的原因之二，是为了特别强调，相对于人的逻辑思辨行为，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是个不脱离认识论的本体论命题；相对于逻辑，人的逻辑思辨行为的绝对辩证属性是个不脱离本体论的认识论命题。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论分析将上述两点新认知通过简单相加再与逻辑的自然跃迁机能进行因果一致性分析，可以进一步形而上地归纳发现，无论是本体论命题，还是认识论命题，都是透过正确认知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而正确认识意识的方法论命题，也即意识命题既内涵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之间的因果一致性，又内涵二者之间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

这意味着，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有一种类似道分阴阳和阴阳合而为道的有同构性的多维辩证结构正在被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显化出来，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按部就班地诱变终极哲学的节奏，因为只有常识化厘清了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人的主体性才能在主客观一致性命题框架内得以知行合一地完整建构，直到自主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实现之前，任何人都仍然无法避免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混沌。

关键是，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之后依然如此，所以有些人只知道质疑我，其实是没能正确处理好自救与他救之间的本质关系，比如我把自己比作医生，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比作医生的治疗方案，显然我和医生都只是方案提供者，至于病人的病好与不好，是病人自身机体与相关方案互动后的不脱离偶然性的可能性问题。

如果脱离现实性文明局限非要方案提供者完全规避治不好的全部可能性，显然缺乏对个个体人生有限必死宿命的正确认知，是对人的自我意识所内涵的终极理性自我发掘不足的表现，但哲学一旦真的常识化转向成功，这一切误解将彻底不会再发生，因为一个常识化转向成功的社会是任何思想成熟者都是终极自律式存在，这种人际伦理的互动式制约将是无与伦比的强大。

能常识化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证明一个人对自身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敏锐性能够做到正确发挥与调控，反之就终极哲学意义而言，就是哲学意义上过于固步自封的病人，这种不病病的现象曾经很多，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必须整体一致性终极瓦解的对象。

这里把逻辑和逻辑思辨行为分开又并列论述的原因之三，是因为思想虽然是行动的先导，但只有在常识化厘清了作为行动先导的思想既有动词属性，又有名词属性，进而常识化明确，一切具有动名词属性的词，比如哲学的希腊文原意的“爱+智慧”，作为哲学的基础命题，在具有知行合一性的同时，同构形成形而下的哲学和形而上的哲学语境。

这样一来，透过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终极方法论建设需求，可见人的逻辑认知体系要想完全克服曾经的混沌，进而满足终极清晰的绝对要求，就必须通过形而上学思考把认知方法架构内在的整体一致性整理清楚，然后通过哲学理论对其进行形而下学显化和固化。

为了实现这个曾经不是很明确的任务目标，旧思想界只能下意识地通过非终极本体论和非终极认识论为代表的非终极方法论诱发了人的系统性朦胧因果认知，其最高辩证认知水准分别是由道家朴素辩证法主导的儒释道合流和唯心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诞生。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这种文化进步格局有跨时空交汇的文明属性，不但知行合一地决定了人类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只能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互译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因为只有中华文明兼具先发文明优势和后发文明优势，所以必然和只能以和略思维进入的终极主观文明只能由常识化转向之后的中华文明来主导。

西方文明之所以会必然丧失主导权，就是因为在广泛的本体论冲突现象背后，是他们自诩基督教文明的保守性决定了他们的现代世俗文明的虚伪性，进而导致他们在历史上虽然能具体建构相对精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但也正因为他们一直无法进一步常识化明确，人的逻辑认知一直在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在有整体一致性的方法架构中自由跃迁，所在虔诚跪拜上帝之余，一贯固步自封于精神至上的西方文明却只能继续空喊自由至上和民主至上，因为只要没有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指导，他们就只能继续下意识地否定，人的这种在不同认知视角间自然跃迁的能力与高等动物的逻辑思维相同，且基于地球文明的一贯进化历程由动物的逻辑认知能力进化而来。这是一种与有终极自圆其说内涵相悖的科学主义，依然只能靠哲学常识化转向正本清源。

如今有了无限形而上地趋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任何人都可以发现，常识化解析清楚上述一致性关联，是常识化解析人的语言运用能力之所以远比动物更发达的逻辑内因，只在于人除了能基于神经意识活动在上述有先在性的不同视角间进行本能的自由跃迁外，还能通过远比动物更深邃的反思能力洞见相关跃迁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通过天人合一境界所内涵的人神平等意味，可以基于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常识化发现，人的文明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即造物主创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

这个结论的得出，不但对终极瓦解不可知论至关重要，而且对通过科学手段终极发现客观存在的本体至关重要，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能无限释放的人的文明和文化存在的主观能动性。

综上，结合人类文明史一以贯之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本书将通过系统比对分析明确，对于旧逻辑学隐含于同一律、不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之间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冲突，只有终极否定了排中律不是辩证逻辑的基本特征，只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特征，而形式逻辑又只能以基本组织单元叠加构成辩证逻辑多维辩证结构的局部之后，终极逻辑学才能在与异名同出的终极辩证法合二为一之后，直接诱变终极哲学。

从行文的结构上，上述内容排在前面，但上述想法其实是通过反复的前提批判从后往前堆砌了15万字之后所诱变形成的一个关键认知转折，如果真能通过与终极辩证法异名同出的终极逻辑学常识化诱变终极哲学，那么这个转折就意味着我的个体性哲学常识化转向思考已近终点。

正因为本书稿的写作冲动延续的是对上一部书稿显化哲学基础命题之间的一致性的再概括，所以我发现，整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写作灵感都源自对自圆其说能力下意识提升机制的概括性常识化揭示，因为从人之初至今，人的文明在每个人身上所知行合一展示的，都是同质化的自圆其说能力下意识提升机制，具有因果一致性关联的哲学史只服务于终极显化这个机制而已。

这样一来，透过终极哲学与具有异名同出的终极辩证法和终极逻辑学之间不脱离整体一致性的因果一致性，我突然意识到，排中律和不矛盾律、同一律等旧逻辑学对逻辑的认知只是规律性认知，都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的本质属性，只是基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认知局限所做出的非终极认识论命题，在满足了世人的低层次自圆其说需求后，实际构成阻碍世人难以进一步常识化发现和突破的新逻辑天花板。

正因为排中律不是逻辑的本质属性，只是附属于逻辑局部的形式逻辑的本质属性，所以只要能因此最终明确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所代表的逻辑的局部，实际实现的，就是逻辑认知意义上的万法归一，是进而实现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一贯类似建构终极方法论的万法归一追求的基本前提，因此本书所谓对哲学基础命题之间的一致性的再概括，其实就是对人的与逻辑相关的一切下意识心理机制在哲学语境中的终极显化，可以为进一步在科学语境终极显化人的下意识心理机制提供准确的认知基点，也可以在说服关键权威的基础上，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更早进入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