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书房文献 | 深圳经济特区15岁时，我曾参与写过一篇《大鹏乘风再起》
本文图片拍摄者为何煌友。深圳美术馆藏。下同，恕不一一标注。
1995年，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法制报各抽掉一人，进驻西丽一个酒店，为深圳经济特区15周年写一篇大通讯。特区报是杨华，商报派的是我，法制报是徐选礼。大家先是讨论提纲，然后分头撰写，最后我用两个通宵把稿子整合成篇，上交。结果，稿子发出时发现，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又多了一个人，也姓胡，叫胡戈。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同宗老兄的面。他对我们的稿子改动甚多，尤其开头部分，一定出自他的手笔。稿子见报时，一读之下，大惊失色，觉得“换了人间”。读到中英街那一节，才有“亲人团聚”之感。
今天“深圳”霸屏，举国关注。我翻出这篇旧稿重读，不免再生沧海桑田之感。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深圳今日的繁华。
文中有些数字和故事，可以当史料读。时移世易，有些提法过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文中从头到尾贯注的深圳人那种“敢闯”精神，永远闪亮，永不过时。
本文图片选自深圳美术馆收藏的何煌友摄影作品，谨此致谢。
大鹏乘风再起
——重大转变时期的深圳经济特区
原载1994年9月19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执笔 胡戈 杨华 胡洪侠 徐选礼
1994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结束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访问时，留下了一句动情的评价：深圳是邓小平先生铸造的、挂在共和国胸前的一枚大勋章。
然而，熟悉历史的人却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承受过中国的两度耻辱。
在近代史上，原称新安的深圳被活生生地撕裂开来，分离出了香港。
在现代史上，它成为部分中国公民逃往西方世界的最佳通道。
深圳的历史被迫着用中国人的血和泪刻下令中国人心寒的四个字：分离、背弃。
靠近边境线的老村民会告诉你：为了一份优厚的工薪，一半以上的村民偷偷钻过铁丝网成为香港居民。他们还会告诉你：今天，那些早已取得香港籍的村民又在陆续恳求回村定居。
从背弃到回归，是农民用脚投票表达的民意。往而复返的脚步胜于滔滔雄辩。它告诉世界，告诉中国，在与香港一河相隔的荒滩上，奇迹已经发生了。人们会永远记住那个日子——1980年8月26日，从这一天起，深圳开始了艰苦却是光荣的跋涉。4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动声色地写下了一幅大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
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又过了8年，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这次他兴高采烈地说：“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德收并东德的同时，中国却在悄悄地、审慎地走着自己的路。深圳给了人们一种自信心。共和国不但有信心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且有信心在香港一侧再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一枚挂在共和国胸前的更大勋章。
深圳的魅力在于它常常使人惊喜
深圳的东南部称为沙头角的小镇上有条跨越边境线的百多米的陈旧小街——中英街。大陆的游客迷恋它，因为这里商品丰富、物美价廉。游客最盛的时候，一日游的特许通行证在黑市上炒到100元一张。大陆的理论家憎恨它，因为这条小街固执地描绘一幅对照图：香港繁荣，大陆贫困。因而在谈论“主义”的时候总要有意无意地回避它。
有统计说，1990年以前，光顾中英街的游客每天5万左右。中英街一位老板说，那时中英街的盛况是“街上人跟人，店里人挤人，不时有人被踩掉鞋子，街道两边（相隔三五米）的铺子互相看不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英街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原因很简单，深圳的繁荣，使中英街冷清了。
人们转而捧读深圳这本尚未杀青的“名著”，这书里写满了惊叹号。
一般人惊讶的是，短短10多年间，深圳怎么会变魔术般地长出那么多的名牌产品。深圳已有50余种名牌产品在国际国内获奖。“康佳”、“快乐”电视机，“达声”音响，“京华”收录机，“蓝波——希岛”空调机，“飞亚达”、“蓝宝石”手表，“三九胃泰”胃药以及“益力”矿泉水，“金威”啤酒，“索泰克”计算机，“派纳”西服，中华自行车等等，在内陆甚至海外都已是响当当的名牌。
深圳有17种产品的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温盘磁头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厚膜电路年产量居世界第七位；液晶显示器的年产量占全国的90％；软磁盘片的年产量占全国的50％；电视机的年产量占全国的33％；手表年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光纤光缆年产量居全国第一；数字仪表的年产量占全国的80％……
而让政治家、经济学家、工商界人士惊喜的，则是下面这些数字及蕴含在数字中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
1979年，深圳只有200家工业企业，总产值仅7000万元；到1993年底，工业企业已有1万多家。工业总产值已达480.85亿元，增长了800倍，平均年递增59.4％。深圳市的国内生产总值14年中以36％的速度递增，去年底已达413.54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更以53.3％的速度递增，去年底达到了67.25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达161.44亿元，年均递增41.2％。
还有，14年中，深圳实际利用外资59.8亿美元。1993年，外贸出口总值达143亿美元，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
1992年，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人去北京招聘人才时，曾“接受”原国家建委负责人的“道歉”。那位负责人当初主持设计深圳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他说：“当时大家拼命解放思想，尽量在设计中考虑到深圳有可能高速发展的因素，最后搞成的方案，一致认为比较超前；现在看来，当初还是太保守了，对不起深圳市人民。
但有谁能在1980年就想到深圳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呢？有关方面大胆假设，规划到2000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要达到100亿元。但不出几年，这个目标就成了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统计表上的“真凭实据”了。最新修订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000年规划纲要》已把6年后的深圳市工业总产值规划为1100亿元。谁敢担保这个目标不会再次被飞
速发展的现实远远抛在后面呢？
我们真为原国家建委负责人的“道歉”抱屈！
深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也足以令人惊奇。
到目前为止，深圳市的港口、航空、公路、铁路等交通项目统计完成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00亿元，而整个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已接近600亿元。
在深圳260公里的海岸线上，从东到西分布着8个港区，拥有万吨以上的泊位21个，去年吞吐量达2500万吨。深圳港因此跨入全国十大港口之列。东部的盐田港，更是令香港航运界人士惊叹的我国四大国际深水中转港之一。
就在前不久，盐田港一声汽笛，拉响了第一条国际航线的序曲。世界船王马士基麾下的“马士基·阿尔基西拉斯号”集装箱船首航盐田港，深圳人做了10年的建大港梦开始变得如大海一般的真实生动。
深圳目前已开通高等级公路200公里，几年内还将有6条开通。一个以特区为中心，以港站为枢纽，以区镇为结合点，连接香港及省内外的四通八达的高等级公路网即将织就。
深圳机场已成为国内五大繁忙空港之一，现已开通48条国内航线，3条国际航线。
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广深高速公路于1993年7月18日全线试通车。这是我国目前标准最高的高速公路。有了它，从深圳到广州，驱车只需1小时20分钟。
皇岗口岸现在是全国最大的陆路交通口岸，日通车能力5万辆，日旅客出入境5万人次。深圳建成了12个一类口岸，5个二类口岸，成为全国唯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
深圳的住宅电话、大哥大、BB机人均占有率在全国居领先水平。通信产业在程控交换、通信终端、传输材料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等先进通信设施和技术已在深圳“登陆”。
创办特区之初，深圳的城区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现在特区范围内的建成区已达到80平方公里，还要按国际性大城市规划全市幅员2020平方公里，这是不是奇迹？那时的市政道路只有2.5公里，现在呢，296公里！这是不是奇迹？“老深圳”们也许依稀记得当年深圳的两条半破旧的街道，如今连想一睹旧貌都是很难的事了。红土地上迅速生长出如林
的楼群，草坪、花圃和园林似满天星斗散布其间。家家商场人群如潮，条条街道车流如水。白天，处处绿树红花，入夜，片片霓虹闪烁……
深圳荣誉市民——香港侨联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保欣曾感叹说，深圳“这样短时间快速的发展、规模的宏大，实在是世界上未有先例的”。
一位“老深圳”目睹了深圳的变迁，以诗的语言，巧妙地写出了深圳变化的不可捉摸：
我曾经尝试／描绘你的美丽／挤干一支支绚丽的彩釉／哪曾想／这边厢构思尚未成熟／那边厢／你的风景线又在延伸／任何构思／也追赶不上／你律动的缤纷
2、深圳的阿拉丁神灯：市场经济
深圳好像握着一只阿拉丁神灯，只要轻轻一擦，就会从灯嘴荡出一个大力神，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有一次，一位魔术师到深圳表演，将一张百元大钞烧成灰后用意念复原。演毕，观众席中站出一位青年，问：“我给您100元，您能把它变成10000元吗？”摩术师一楞，答曰：“不能。”青年人说：“我能。”事后，魔术师拉住那青年请教神技。青年笑曰：“很简单，去市场投资。”
市场是深圳的阿拉丁神灯。
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要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深圳的市场经济已具雏型。
来深圳考察的内陆人巡视过深圳无处不在的市场之后说：深圳人很“狡猾”，像犹太人一样只干不说，悄悄地把西方的市场经济搬了过来。
开放必然引致改革，深圳的市场经济首先是被香港投资者逼出来的。香港商人一过罗湖桥，就嚷着要买厂房、租土地、雇劳力、购材料，下个文件允许买卖，市场就出现了。有香港商人当老师，深圳人进步得很快。来自内陆的拓荒者很快发现，市场里蕴藏数不尽的生财机会。港商、外商可以发财的地方，大陆人同样可以发财。
比如，深圳有技术市场。你在这里选购一项新技术，然后去开发，便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深圳人通过技术市场从国内外买到先进技术600多项；靠买技术后研制开发成功的有260多项。假如你手里有技术专利，也可以技术入股，“穷秀才”摇身一变，成为股东。
深圳还有信息市场、拍卖市场、艺术品交易中心、收藏品跳蚤市场等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200多个。今年上半年，仅生产资料方面的专业市场就又增加了36个。
在深圳，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转让市场、期货市场、服务市场、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完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种类日趋齐全、结构日趋合理的市场，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才成为可能。
深圳大规模地修桥筑路，动辄投资数亿数十亿，钱从哪里来？
深圳预算内陆方财政虽逐年增加，但一年几十亿的财政收入，能拿出来修路、建校、搞城市公共设施的钱能有多少呢？国家也爱莫能助。于是，逼出了一个快速成长的金融市场。
深圳金融市场有很强的融资能力。
深圳首开全国由筑路企业贷款修筑公路的先例。
由深圳建设银行牵头、6家专业银行参加的“银团”，仅1994年就向两条高速公路和深圳机场二期工程投资3亿多元。
当许多地方还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究竟算不算商品而争论不休时，深圳的劳动力市场早就开张了。据统计，这些年，少说也有40万人是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活。
当然，市场体系的建立，并非一系列有形市场的简单累加，还有赖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完善。这一系列市场机制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以及市场运作规则的确立，形成了市场体系的有机整体。
市场经济引出国际化行为准则。深圳人把它叫做“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打球有规则，游戏有规则，做生意也有规则。深圳从自身的教训中逐渐引伸出国际惯例的概念。
在深圳，“老板们”不但有“敢闯”的，而且有“敢钻”的——钻法律空子，钻政策空子，钻会计制度的空子。曾有一段时间，瞒报、虚报、拒报大量发生，使利润失真到惊人的程度。我们沿用了40多年的会计制度太“老”太“弱”了，“老”得难以摸清企业家底，“弱”得治不了“虚胖症”。而且这种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不“搭界”，使得一些外商感叹：“你用你的方法算出来的结果跟我比怎么行？苹果和橙子怎么比？”
1992年，深圳全面推行新的会计制度，实行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这一举措不仅在时间上比全国提前一年多，做法上也为全国提供了许多摹本。最近，全新的统计体系也与国际通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接轨了。
市场经济讲求竞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企业一旦破产，或产权被转让、被兼并，失业的职工怎么办？深圳有200万外来劳务工，他们的生老病死谁来管？在这方面，深圳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做了超前试验与大胆探索。如今，与企业改革配套的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不管你所在的企业属国有还是集体，是“三资”还是“私营”，各类企业的员工统一实行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
1994年6月9日，深圳诞生了一个预报“经济天空”中“风雨阴晴”变化情况的“经济气象台”。它的学名为：“深圳市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一个大屏幕上，显示各种经济指标的红、黄、绿、浅蓝和蓝5种颜色分别表示着经济运行中所处的“过热、尚稳、稳定、稳降、萎缩”5种状态，宏观经济运行变化究竟如何，一望屏幕便知。
这个“经济气象台”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一种操作性强和实用价值较高的宏观调控依据。
深圳市已建立了一套包括“预警系统”在内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体系中的手段有经济的、法律的，也有行政的。
过去，来深圳办企业，需要政府部门审批，既无从提高效率，又使政府陷于琐碎事务中。对此，企业抱怨：管得太多，无所适从；领导叹喟：管不过来，疲于应付。经济的变革最终导致权力结构的变革。为建设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深圳先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如今的政府已基本上从抓一钱一物的“婆婆”角色中解脱出来。政府通过战略规划、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来引导企业行为，促进结构调整。
1993年初，深圳市决定：“审批制”改成“核准制”。注册新企业，不需再层层审批，只需工商行政部门根据有关法律与规定核准即可。过去，在深圳注册一家企业要盖几十个公章，时间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以上；现在，符合条件即可登记开业，政府转而用每半年公布一次的《投资导向目录》来调控企业，鼓励、限制、允许、禁止的投资项目，《目录》上写得明明白白。
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一个省辖市立法权，深圳市是第一个。
1992年7月2日，深圳市人大有了立法权，可以尝试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体系。3年时间内，深圳先后制定了61个法规和规章，正式颁布实施的有52个。
到1996年底，深圳市计划制定215项特区法规和行政规章。
全国第一个“合伙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第一个无形资产评估办法—《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都已在深圳诞生。
与此同时，“游戏”裁判体系也在完善之中。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破产审判庭、经济审判庭、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工商稽查、文化稽查、劳动稽查之类的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深圳的土地上出现，以至于传统的机构编制管理办法一再被突破。
有所为必然有所不为。
内陆一批工商行业管理局的局长们结伴到深圳对口交流行业管理经验，找遍深圳市政府大院，没有找到行业对口单位。工业企业的十多个行业管理部门消失了，商业企业的三四个行业管理部门也消失了，留下的经发局、贸发局也是只管公共事务而不管企业的机构。于是，来访者忿忿然道，“深圳市场健全，机构不健全。”经朋友解释后才恍然大悟：深圳已经基本割断了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直接隶属关系。如果说，计划经济下政府管企业是放风筝，那么在深圳政府管企业却是放鸽子：不牵绳，不喂食，企业自己去市场找吃的；飞不动的，淘汰，敢闯的，健壮。
经过14年的改造，深圳已经养了一大批“肥鸽子”。在政府基本不投资的原则下，市属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积累到500亿元。
于是，人们开始赞扬深圳：
“深圳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体制！”
“深圳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新”吗？是的！相对于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而言，市场经济太新了，新得像一本需要仔细阅读的书。
“新”吗！并不！相对于人类文明的已有成果而言，深圳的新体制，不过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用。西方国家花了大约300年的功夫，把市场经济这把剑磨锋利了，深圳借来用一用，于是演出了一场砍钉削铁、呼风唤雨的好戏。
深圳人自己心里最清楚，与其说深圳集合了一批先知，不如说集合了一批好学生，他们的胆子够大，敢学西方经验，态度又够谦虚，老老实实、条分缕析地学。学了14年，学出一座新城；再学14年呢，没有理由不学出个现代化国际城市来。
掏出我们的心，
追求我们的梦，
引来天边的渔火，
照亮一座城。
3、盗天火者，有苦有甜
任何一个认真的求学者都要历尽艰难。
深圳扮演了希腊神话中盗天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角色。既然要你当“排头兵”，那么你就要踏雷、涉险、食禁果，就要忍受猜疑、讥讽，就要敢于向旧的经济体制宣战。
兴建国商大厦时，就发生过一场大冲突。这项工程是中外合资的，工地桩基工程已经完工一个多月。然而，承建这一工程的上级某建筑公司仍然按兵不动，任由一根根青草钻出大厦的地基，蔓延成一片杂草地。
合资的另一方，香港公司的老板几次找到建筑公司，得到的回答竟是要求接待去香港学习考察和建筑材料涨价等一串理由。港方老板急得嘴上起水泡，“我是从银行贷款来建楼的呀，不像你们是国家的，我拖不起啊！”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工地仍然毫无开工的迹象，而建筑公司还在讨价还价。港方老板再也不能忍受了，“太过份了！少了你们这些红萝卜，照样蒸酒！”“行啊，你另请高明好了。”
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养成了两种截然相悖的心态，处事原则与方式。一方久拖不决，条件多多；一方则急火攻心，千方百计。两者就这样展开了猛烈的碰撞。合作破裂，乍看来是件坏事，但这件坏事却催生出中国建筑行业的一项重大改革成果——招标承包。这一种“建筑工程投标，内部层层承包”的著名改革，打破了建筑行业计划体制的一统天下，为日后深圳的系列改革工程开了先河。当时，几十万建筑大军云集深圳，北京、广州、武汉、江苏等8家建筑队纷纷出来竞争。
竞争，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加快建设速度的同时，也在培养造就着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管理人才，一流的队伍。但是，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举双手欢迎竞争，都对竞争大开绿灯。深圳人为这项改革吃了许多苦头，担了许多压力。
“炒鱿鱼”，现在已经是一个流行全国的词汇了。然而，十几年前当它初登中国大陆时，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81年元月，深圳竹园宾馆开业。这是深圳第一家合资企业，合资的外方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先生。160多间客房，彩电、空调、咖啡室、桑拿浴室，一应俱全。开业之初，门庭若市，第一年就接待旅客逾万人。正当刘先生踌躇满志，大刀阔斧地实施其全套港式管理时，他和深圳方的裂痕渐渐变成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裂痕是由一些员工认为似乎微不足道的失误引起的。譬如忘戴胸章、没穿制服之类。于是，执行制度一丝不苟的大堂经理和疏忽大意漫不经心的职工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
矛盾反映上去，刘老板拍案大怒：“这还了得！炒鱿鱼。”这边作出“炒鱿鱼”的决定，那边却一封“人民来信”和诉状告到市委、法院。职工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一个外来的“资本家”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
对此类现象，在一次中外学者演讲会上，当时的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感慨大发：“要移植、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建起一座繁华的城市并不难；难的是创造一个能够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社会环境。素质优良的人和进步的社会，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
现在我们对能者上，勤者奖，庸者下，工资浮动，“炒鱿鱼”已经习已为常，但在10多年前，面对那些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职工和干部，每采取其中一项，无不步履维艰，阻力重重。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几乎都要遭到许多人本能的反感和反抗。
后来，深圳市委工作组进驻了宾馆。结果是以“左”著称的中方副总经理被“炒鱿鱼”。一番脱胎换骨的整顿后，竹园宾馆重新焕发生机。
深圳的改革是在前有雷区、后无退路的境况中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探索。10多年前，深圳在全国第一个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是冲破旧体制，探索新体制的产物；深圳效益，是改革、探索的“宁馨儿”。
深圳小汽车出租公司，最初的全部家当是6万元经费，13台车，20名职工。所有国有公司的弊病，这家公司都曾有过。所有让国有公司经理挠头的事，这家公司的经理也都挠过。开会，办班，学习，检查，所有惯用的办法都用过了，但公司面貌依旧，亏损依然。
为何在仅仅一河之隔的香港，不搞这一套，所创造的效益，却出奇的好？关键在体制。
炮兵营长转业的公司经理吴炯声决定，首先从分配体制上下手，实行按营业额提成一定比例为奖金。改革措施出台第一年，亏损局面就得以扭转。3年改革，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改革的决心、劲头和步子一年比一年大。
中外经济发展史一再证明一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真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得越紧密，其劳动与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结合得越密切，所激发的潜能和创造力就越大。深圳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革除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找到了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体制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得以充分释放。改革开放搞了不到10年，深圳小汽车出租公司固定资产猛增到6000万元，拥有400台车，6家工厂，15家商场，1000多名职工，年产值由100万元翻到1亿元。与此同时，新旧体制的矛盾和摩擦也在加剧。有人害了“恐富病”，听说
公司搞了承包制以后，司机的个人收入倍增，便勃然大怒：“谁叫你们这样干的？”“你们怕不怕杀头？”一声令下，承包中止。初见成效的改革夭折了。第二个月，公司就亏损了6万元，实践就是如此无情。它只承认真理，不承认级别；只服从规律，不服从权力。谁按经济规律办事，它就对谁笑脸相迎；谁违背经济规律，它就对谁横眉冷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成命”不得不收回，小汽车出租公司的改革获了“准生证”，公司新的管理机制日后被全国同行业竞相效法。
我们现在来咀嚼邓小平10年前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冷峻论断，似乎感觉不到那份深重了！
正是在改革的强劲推动下，深圳人冲决了“左”和“右”的思想构筑的藩篱，跨越了“姓资”、“姓社”争论的误区。当深圳着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大步朝外向型经济奔去时，企业便日益成了改革的焦点。改革一波推着一波，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纷纷出台，“尘封的大门”被一个个撞开。1986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率先在深圳登台，这一富有生命力的改革试验不仅使政府找到了国有资产管理的良好形式，同时标志着深圳的企业改革进入到了深层次的产权关系的改革。
近几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之后，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明显加快。
市长厉有为明确指出：深圳改革起步早，多年来，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探索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这是目前深圳最大的优势。在深圳的重要转变时期，要再造优势，首先就是要在全国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继续为全国探路。
“探路”的重点放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造上。
1994年2月，深圳市委提出，选择若干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结果，报名者众。尽管厉有为已宣布试点企业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仍有60多家企业跃跃欲试，一心要搭上“头班车”。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有关部门确定了28家作为试点企业，并为这些企业准备了12份文件，全是方方面面的改革方案和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管”企业的严格规定。
1994年6月底开始，这28家企业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配合这一试点方案，深圳对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三个层次，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实现了“三个分离”，即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权的分离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对此深加研究后说：深圳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可能成为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系的发展方向。”
——不再按所有制划分企业。不论“门第”，不唯属性，什么国有、集体、合资、内联，这种划分企业“成分”的办法废除，企业一律实行公司制。公司分4种：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
——取消企业行政级别。有些企业效益不好，可经理的“官”倒不小。从“处级企业”到“局级企业”任职，就喜气洋洋；一边在海里游泳，一边还念念不忘岸上的“太阳伞”。自1993年5月起，深圳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不管你原来是什么“级”，现在确立类别和级别，要看你的规模大小和效益高低。
——撤除干部与工人的界限。以前大学生分配到企业，总要享受个“干部待遇”。现在深圳把这一条改了。企业内不管工人、干部、大学生、工程师，都是“企业员工”，都签劳动合同，不称职就走人。
……
日前，深圳提出了一套新目标，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规章公布实施，要使企业朝无经营范围限制、无固定地域界限、无行政主管部门及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国经营的“三无四跨”方向发展。
这是一个大动作。方案一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反对的说：“一是很难，二是恐怕出问题。”
市委、市政府明确表态，再难也得搞；怕出问题还搞什么改革！坚决要把这件事办成！
4、深圳的憧憬——跃向太平洋
你去问一问那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20年以上的深圳“土著”，问问他们看到今天深圳的模样有什么感受，他们的回答肯定像出自同一个“版本”：
“怎么想也想不到，像做梦一样……”
深圳人，曾在自己创造的奇迹里沉醉过。
接着，1992年来了。
1992年，深圳人的心情先是沉重后的轻松，后是轻松后的沉重。
邓小平再度视察深圳，发表了深思熟虑的谈话。新闻界随即创造了一个专用术语，称之为“南方谈话”。深圳人受到了巨大鼓励，享受着无比的荣耀，也明显地感受到双肩的压力在加重。
“南方谈话”引发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浪飞潮涨之际，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形成了，巨大的激励和巨大的压力或先后、或轮番、或同时冲击着深圳人。深圳不再“一枝独秀”，沿海、沿江、沿边“群雄并起”。
中国沿海已形成双弓格局：东海岸是一张拉圆的满弓，长江是一支利箭，上海浦东是箭头；南海岸也是一张拉圆的满弓，珠江是一支利箭，深圳是箭头。两支箭都指向太平洋，深圳人知道自己的位置。
深圳已经制订出《跨世纪的抉择——赶超“亚洲四小龙”的若干重大策略》，正在加紧编制《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和二○一○年规划》。
在迎宾馆，陈列着未来深圳的那个巨大沙盘，它向人们展示深圳并不遥远的未来。沙盘中央是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区，在两条圆弧形大路的中间，一座高大、现代化气息浓郁的雕塑屹立在巨大的椭圆形草坪中央。雕塑同四周宽阔的草坪、花园，组成了深圳市中心——五洲广场。广场四周，数十栋超高层智慧型大厦，在蓝天、白云、绿地的衬托之下赏心悦目；40万“上班一族”、10万居民和数不清的游客穿梭其中。川流不息的车流，无阻滞地在路上飞驰。广场南侧，两幢高120层、酷似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型大厦格外引人注目。在高层观光电梯的帮助下，游客直上大厦顶层，微风中，整个深圳一览无遗。风景秀丽的深圳湾对
面，香港新界那片白色楼群清晰可见。10万个在此大厦内办公的“白领”随时可以旋转座椅，尽情欣赏深圳湾连着的太平洋……
设计者说，这一设计的指导思想是：按花园城市规划城区发展，按国际性城市给深圳定位。
国际性城市，正是深圳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正是深圳着力再造的一大优势。
为实现国际性城市这个宏伟目标，深圳有一个“双港齐飞”的战略正在实施：
“将深圳机场建成国际航空港，将盐田港建成国际中转大港。以双港为依托，在深圳建成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金融、商贸、远洋运输、旅游、信息等产业群，以大港口、大运输带动大贸易，以大贸易带动大金融，以大金融带动整体经济的大发展，使深圳成为联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枢纽和桥梁。”
10年之后，深圳机场的吞吐量将是目前的5倍。按深圳机场的总体规划，届时每年将有4000万人出入深圳空港。
1993年10月5日，香港工商巨子李嘉诚与深圳合资经营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的签字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这标志着深圳港口的建设开始有大动作。而1994年8月16日盐田港第一期工程中利用第三批日元贷款工程的竣工，则为盐田港迈向国际深水大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一条长江的运输价值相当于九条钢铁大动脉，那么，一条黄金海岸线呢？深圳已下定决心：在260公里的海岸线上，再造一个“海上深圳”。“海上深圳”——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壮美蓝图。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中，80％是沿海、临江的港口城市。尽管有些深圳人眼下还未意识到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同时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深圳的决策者们已紧紧咬住这个目标不放。未来不是梦，深圳的发展将会借此而加速地“更上一层楼”。
然而，一个“禁区”正在等待着深圳人去闯。深圳的黄金海岸线上已如棋子般布下了8个港区，设计年吞吐能力也已达到50万标箱。可1993年深圳港口只处理12.8万个标箱。大量的集装箱经过深圳头也不回地去了香港。为什么？
又是体制问题！有40年“悠久历史”的现行口岸管理体制明显不符合国际惯例！
体制僵化，手续繁琐；费率结构本来就不合理，费用名目又多。外轮进港，先得远远地在海上等候七八个口岸单位登船检验。人称“八国联军”的这些单位各念各的“经”，结果常常自各为政，重复检查，耗时费力，效率低下。
如果口岸体制不进一步改革，“海上深圳”就变成了“海市蜃楼”。但改起来又难上加难，口岸部门受上级垂直领导，“牵一发而动全身”。又一项重大改革试验在深圳“上演”了。在国务院的支持和领导下，整个深圳港口口岸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目标已定。而全部改革内容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完成。那时，深圳有了国际性港口，港口有了符合国际惯例的口岸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取得了成功的改革经验，经验将会在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激起回响——阵阵回响，将是黄土地与太平洋拥抱的开怀雄壮的笑声！
口岸管理体制改革又一次向深圳向世人昭示了改革的必要、改革的美景与改革的艰难，也明明白白地显示了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推进邓小平改革战略的决策和魄力，当然也再一次给了深圳人一个提醒：路是脚踩出来的。
深圳的保税区、保税仓、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深圳的建设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1987年，大鹏湾沙盐公路填海地带的20万平方米土地被圈定，称作“沙头角保税工业区”，“一站式”审批项目，“一条龙”提供服务。不必为繁琐的立项申报费心，不会有来自行政上的各种干涉。在保税区投资，经营者可以得到最大范围的经营自主权，所有影响效率的因素，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克服。
1993年，沙头角保税区以12.8亿元的总产值、8680万美元的出口创汇额在全国13家保税区中一举夺得两个冠军。
而面积是沙头角保税区10倍的福田保税区也已引进“三资”企业125家，协议利用外资57亿港元。
加上拟建中的盐田港保税区，深圳的3个保税区今后将在运行机制、口岸管理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大胆改革，扩大开放，牵引着2020平方公里的整个深圳市“飘洋过海”。
香港是深圳闯海的最佳跳板。
深圳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约80％是由港商创办或与港商合办的，实际投入的外资也有70％左右来自于香港，深圳产品的出口80％以上依靠香港间接外销。深港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
毗邻香港，至今依然是深圳的地缘优势。“九七”日益迫近，深港衔接问题已经成为深圳人的重要话题。离开香港，深圳要“更上”的那“一层楼”很可能会是“空中楼阁”。
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考察时，要求深圳等特区继续为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更多的贡献。对此，深圳责无旁贷！
深圳发展与香港关系的原则已定：借鉴香港，发展自己；借助香港，走向国际；联合香港，辐射内陆；区别香港，一国两制；深港合作，互惠互利。
特区建立之初，引资方面偏于香港，深圳产品走向世界过分依赖香港。现在这一局面正在改变。
美国、韩国等国近两年投资深圳的力度加大，这是一个好兆头。深圳正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欧美国家大跨国公司、大财团的资金与技术。可称之为当今世界经济文化新秀的信息产业已经登陆深圳，信息高速公路已在规划之中。
深圳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宏伟目标，这个目标的主旋律一是“赶”，二是“超”。
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0亿元人民币，赶上新加坡1990年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7万元人民币，接近同期“四小龙”的平均水平。
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00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万元人民币，超过台湾、韩国同期的水平，接近和赶上新加坡、香港同期的水平。
在箭头与目标之间是空气阻力，是困难的堆积，也是毅力和能量的检验。深圳人从上到下都头脑清醒、心中有数。
如果我们问，这之间会有多少困难，没有人能回答清楚。但如果我们问，这之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会听到不约而同的回答：落后的城市管理。深圳人以超前的步伐建设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城市，也以超前的步伐遭遇到到现代城市的管理难题。
因此，深圳人喜爱“8”字却又惧怕“8”字：黑色的8月！
1992年8月，深圳发生股票事件。
1993年8月，深圳发生仓库大爆炸事件。
1994年8月，深圳发生洪水淹城事件。
深圳必须走出“8”的怪圈，深圳也一定能走出这个愚昧怪圈，因为深圳已经探明了这片“雷区”。趟过这片“雷区”，就是新的开阔。
深圳人自己随时都可以说出一百个不满意，但普遍有一个大满意：14年来的变化使他们坚信不必再担心分离和背弃之辱！
深圳有个大鹏湾，大鹏湾连着太平洋。
呵，大鹏，
昂起你的头，
张开你的臂，
让海风吹去一身重负，
乘风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