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背叛戈恩？关键证人纳达公开原因
针对戈恩的内部调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开始
戈恩事件的关键证人纳达证实，因迫于自救，他背弃了戈恩。
日本检方的明星证人、日产汽车高管哈里·纳达(Hari Nada)表示，他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指证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是出于自我保护，因担心会被卷入法律案件中。
戈恩被捕时，纳达是日产汽车法律事务负责人。纳达表示，针对戈恩涉嫌不当行为的内部调查早在2018年1月就已开始。这个时间节点至少比东京当局2018年11月19日逮捕戈恩早10个月。
上周，在东京地方法院，纳达就日产汽车前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一案出庭作证。法庭上，纳达首次公开解释背弃戈恩的原因。
按照纳达的说法，针对戈恩的初步调查是由日产汽车法定审计员Hidetoshi Imazu发起，目的是调查戈恩提交给公司的私人航空旅行账单。此后，该调查扩大到对戈恩约8000万美元延期薪酬的质疑。
目前在日本受审的是前日产汽车人力资源高管凯利。凯利是纳达的前任，他坚称自己无罪。
纳达称，他曾与凯利就戈恩延期薪酬计划密切合作多年。该计划目的是，等戈恩从日产汽车退休后，在不披露的前提下，向戈恩支付逾8000万美元薪酬。2018年时，戈恩打算2019年退休，从而导致这项计划制定越来越紧迫。
纳达曾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办公室主任。由于认为这种安排不合法，纳达发出了警告。“火车就要驶出车站，必须阻止它停下来。”我当时非常肯定，戈恩会在2019年退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阻止这个计划。
在戈恩和凯利于2018年11月被捕后，纳达继续担任日产汽车法务部门负责人，主导日产汽车对戈恩事件的内部调查。由于各方认为，纳达主导戈恩事件调查不合理，存在利益冲突——他其实是在调查一桩自己参与的活动。
2019年10月，纳达被边缘化。此后，纳达仍担任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职责是“顾问”。
01．
迫于自救，背叛戈恩
根据纳达的证词，2018年5月，他就戈恩延期薪酬一事向日产汽车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管Hitoshi Kawaguchi提出担忧。Kawaguchi将此事转达给法定审计员Imazu。
纳达建议，Imazu在外部律师事务所——包括日产汽车外部合作法律顾问公司Latham & Watkins的协助下，开展一次内部调查。
他们当时的策略是——收集不利于戈恩的证据，在某一次董事会上与戈恩对质，并迫使他辞职。如果戈恩拒绝下台，日产汽车就会把调查结果交给日本检察官。
“如果他没有辞职，相关文件将被移交给日本当局。”纳达说。
然而，还未等到事情走到对质这一步，Imazu就直接联系了东京检察官办公室，针对此事进行沟通。一旦当局获得日产汽车存在问题的密报，纳达就开始感到不安，然后被吓得采取了自己的行动。
纳达在法庭上说：“我意识到，检察官至少已经知道日产汽车牵涉问题。我担心，我之前的参与会被误解……戈恩被调查的很多事情我都有参与，我的参与可能会被误解。”
2018年7月，纳达咨询了一名律师。这名律师告知纳达，日本新近通过了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法。当年9月，纳达与东京检方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但纳达在证词中说，他第一次接触检方时，并没有获得达成协议的保证。在与检方合作收集证据后，他在2018年10月31日达成认罪协议。
两周半后，戈恩被捕。
纳达在东京法庭上的证词，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他曾苦口婆心地引导日本当局介入，直到他被迫自救。
这也证实了纳达不得已背叛前老板的原因。
纳达说，他很清楚，除掉戈恩会在日产汽车和联盟内部引发骚动。1999年，戈恩将日产汽车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并与法国合作伙伴雷诺集团结成联盟，此后20年，联盟合作关系一直维系。
“对日产汽车来说，这太可怕了。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发现做了不当之事，就是这家公司做了不当之事。”经过分析权衡，纳达认为，“首要任务是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纳达此番证词，是迄今为止针对凯利指控的最全面描述。纳达称，凯利指示他设法寻找向戈恩支付延期薪酬的方法。
日本检方指控戈恩和凯利合谋隐瞒戈恩延期薪酬约8000多万美元。检方表示，这笔钱本应在日产汽车年度报告中披露。“在日本和法国，戈恩想避免公众对其巨额薪水的监督，与凯利合谋，将数千万美元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
2018年11月19日，凯利和戈恩分别乘坐飞机抵达日本后被捕。两人都否认了这些指控，此后，戈恩于2019年12月逃离日本，到贝鲁特寻求庇护，从而逃离了日本的司法体系。留下凯利一人独自受审，如果被判有罪，凯利可能面临最高15年监禁。
凯利的审判于2020年9月开始，但他一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直到今年春天出庭。审判预计将于今年7月结束。
凯利的辩护律师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凯利并没有直接参与很多关于戈恩薪酬的讨论。凯利提出的薪酬，指的是戈恩退休后，未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奖励，而不是针对他之前已经完成工作的补偿。
律师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戈恩退休后能留住他，这样他就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
凯利的辩护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支付款项从未确定。因此，任何协议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义务披露。
02．
美国法官允许引渡泰勒父子
对戈恩来说，坏消息接踵而来。
2021年1月28日，美国波士顿地区法官Indira Talwani做出裁决，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老兵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和他的儿子彼得·泰勒（Peter Taylor）被移交给日本扫清了道路。
泰勒父子曾协助戈恩逃离日本。在日本要求下，泰勒父子于2020年5月被捕。2020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两人的引渡。但Talwani当时暂缓两人的引渡，以便听取两人对美国国务院决定的质疑细节。
泰勒父子的律师称，在日本，不会因帮助某人“弃保潜逃”而被起诉，如果两人被引渡，他们可能面临无情的审讯和酷刑。
戈恩在一份法庭文件中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顾虑。戈恩称，自己在日本面临长期拘留、精神折磨和恐吓。
预计泰勒父子将面临“类似或更糟糕的情况”。
法官Talwani表示，尽管日本的监狱条件很恶劣，但这并不足以阻止引渡，而且当局已经确定他们的行为是“可引渡的罪行”。
泰勒父子的律师迅速提出上诉。
该律师和日产汽车均拒绝置评。戈恩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亦未立即置评。
日本检方表示，2019年12月29日，在泰勒父子协助下，戈恩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乘坐私人飞机逃离日本，抵达其童年的家乡黎巴嫩。
彼时的戈恩，正在焦急等待对他的审判。他被指控瞒报薪酬等财务不当行为，但戈恩始终否认有不当行为。
检察官表示，泰勒父子是私人安保行家。此次行动，他们获得130万美元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