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超 | 在那东岗上

清明节前，我急急赶往西峡，再次回西峡祭奠母亲。母亲已于八年前长眠在那东岗上。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樊川居士这两句诗，情景交融，写活了天下孝子此时此刻的心境。诗吟未毕，我已泪眼模糊。

缓缓来到母亲的坟前，坟上芳草萋萋，母亲下葬时栽下的柏树苗已经胳膊粗细，挂在上面的白纸条随风起舞。老人家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整整八年。八年来世事纷扰，许多事已经淡忘，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在眼前。

每个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人总是天然地与母亲更加连心。一个人肃立坟前，母子间的一幕幕划过脑海……

童年时更早的事情，大多已模糊记不得。最早的印象是一九五九年吃食堂的时候，我三岁。生活已经很困难，从公社食堂打来的饭就是干薯叶面汤，稀得照见人影。母亲把上面的稀菜汤倒在自己碗里，把沉淀在罐子底的一点米粒大小的面疙瘩倒在我的小碗里。二弟一岁多，还在吃奶。记得当时母亲像其他社员一样，很瘦，可后来竟有些黄胖了，小腿上一按一个小坑，已经浮肿，不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段苦难的岁月。

再早的画面就是母亲送我入小学。她把自己亲手缝的小书包斜挎在我肩上，牵着我的小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亲自把我交到那位女老师手里，临走时又千叮咛万嘱咐。还记得母亲教我唱第一首歌《东方红》，也记得母亲手把手教我写“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还有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鸡蛋蹦蹦跳跳去供销社换铅笔的情景。小时候读书很上心，有时候为写作业没按时回家吃饭，母亲就用一个瓦罐亲自把饭给我送到学校。母亲那暖暖的手温，至今还仿佛感受得到；虽是粗茶淡饭，至今颊齿留香，那里面有我熟悉的母亲的味道。

后来我们弟兄们越来越多，家里负担越来越大。尽管父亲是我们远近闻名的好木匠，母亲的茶饭和缝纫手艺都很好，都非常吃苦耐劳，也难以改变家里的困窘。记得那时候社员们经常是没年没月的干活，甚至大年初一还上工，仍然还是缺吃少烧。父亲不得已找借口出门搞点副业，母亲则成年累月地加班纺棉织布。冬夜，四面出稍的草房里，滴水成冰，我们常常是伴着母亲纺纱车有节奏的嗡嗡声钻入被窝，一会儿就睡着了；清早，我们又是在母亲纺棉花的嗡嗡声中醒来。看着我们醒了，她常常高兴地说：＂又纺了一个穗娃儿(纱锭)！＂

十二岁时我已挑起为家里打柴的重担。那年寒假，我第一次和队里的一个哥哥奎明一块去十几里外的马坊沟拾硬柴。谁知柴挑子绑得太重，又舍不得扔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干粮也吃完了，又饿又冷，那段二里多远的十八盘险路，几乎是一步步挪下来的。下来山到老鹳河边，日头已落山，夜幕降临，河对面袁家庄农户已经上灯，昏黄的灯光在凛冽的寒风中影影绰绰地闪烁着。我们咬牙又艰难地走三里多才到石龙堰闸房。转过闸房旁那狭窄的通道，就听见有人在一声接一声呼唤我的小名“超……超……”，声音在昏暗而空旷的山谷里引起巨大而幽远的回响。原来母亲收工后不见我回来，就赶忙步行十来里来接我，我一下子扑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心疼地擦着眼泪。

小时候的我特别调皮，惹事生非自然少不了，每当有人来告状，母亲也从不护短，挨她的打骂自然也是家常便饭。但在大事上，母亲既讲原则又有担当。

还是我在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和大队支书发生了点矛盾。当时我不满二十，没经过大事，感觉就像得罪了老天爷，又委屈又害怕，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母亲替我出头。母亲本来也想息事宁人，一直说好话；但对方却仗势欺人，上纲上线，说我是搞“阶级报复”，威胁说要撤我的民师，还要法办我。一听他给我戴这么大的帽子，平时老实巴交的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一字一板地回奉道：“支书啊，你不讲咱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了，我们也攀不上你这高枝儿。可咱们都是贫下中农，有事说事，该咋办咋办，可俺们咋就成了阶级报复了？难道说你能连俺们成份都给改了？不中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去……” 一下子把对方驳得无话可说。对方看俺们也不是好捏的，整下去对自己也没啥好处，也就慢慢地熄火了。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人生危机，关键时刻，替儿子遮风挡雨的还是母亲啊！

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叔叔不小心给撞了，腿上破了点皮，那人给我掏了两毛钱，让去卫生所包扎。结果医生说没事，只涂了点红药水，我拿着钱就回家了。我把这事给母亲讲后，没想到她很生气，还骂了我：“咋，肠子碰流出来了？搁住接人家钱？”当时挺委屈，后来才明白，她是教我要宽容别人，不要占别人小便宜。

母亲虽然只上过四年初小，但脑子也特别清楚。日常生活中离不了个加减乘除，她从来都是心口算，比我打算盘还快。有一年队里年终决算时俺家又成了“缺粮户”，母亲感觉不对，就找队里的会计对账。结果母亲用口算，会计用算盘，把一家几个人的工分一笔笔相加，折算成钱款，再和俺家总工分值相对照，结果发现家里卖给队里的一头老母猪会计没给上账。会计很不好意思，连忙道歉，母亲说：“没有啥，人都有三浑三迷，好账算不折(she)。”

母亲和父亲的天份都很好，小时候却都因家境穷困和当时人们观念的落后，中途被迫辍学。母亲每每说起小时候的闺密和同学，这个在这儿工作，那个在那儿上班，脸上就充满羡慕又忧伤，为此，她绝不会让后代重复自己的痛苦，就算累折老腰，也要支持孩子上学。有的大人很早就让孩子辍学挣工分，母亲和父亲却从来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让俺弟兄五个中断学业，而且还去劝说别人不要这么做。＂知识改变命运＂，母亲永远说不出这么经典的话，但她有切肤之痛，深谙其中的道理，并且坚持把它变成现实。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们弟兄五个，最低都读到高中毕业，其中三个上了大学，一个还读了硕士研究生。三弟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列全县外语类第一名，遗憾的是因为腿伤未通过体检。这个大家庭里已养成刻苦读书的家风，孙辈中已有三个本科毕业，一个中专生，其中有两个拿到了硕士学位。大侄女志远已通过国考，不久就要到国税单位上班。这些孩子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不论体制内公干还是体制外创业，都敬业乐群，知书达礼，遵纪守法，自食其力。读书，虽不能直接让人一步登天，但却能提升人的基本素质，为就业打下知识基础。读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不读书一定难以改变命运。他们几个都是母亲从小看着长大的，老人家九泉有知，一定也会宽慰和高兴的。

母亲在孝道方面也被乡亲们交口称道。奶奶过世很早，爷爷一直在邓县罗庄老家单过。六零年饥荒，爷爷已经饿得不行了，托人捎来信，母亲就带着幼年的我和二弟回去照顾爷爷的生活。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爷爷终于闯过那道鬼门关，要知道，那可是个令人恐惧的大饥荒年代啊！后来每到腊月，就尽量接爷爷来西峡过年。一九七二年爷爷病重，母亲再向生产队请假回罗庄伺候他几个月。最后爷爷排便困难，都是母亲亲自帮他，爷爷感动地说：“玉钦(母亲小名)啊，你真比我闺女都强啊！＂

扶危济困，人之美德。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每年春天，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逃荒要饭者特别多，他们携家带口，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有时一起接着一起，前脚的刚走，后脚的就来了。我和弟弟们就不想打发了，说话也不好听，母亲立即正色道：“不兴这样说，在家能过得去，谁愿意远天远地跑出来逃荒要饭？谁都有遭难的时候，舍一碗饭半碗米也穷不了咱……”

母亲的针线活好，记得小时候村里找她剪鞋样和小孩衣服的小媳妇很多，母亲都热情帮忙。那时候，一家人穿衣服不但要自己织布，还要自己手工缝纫，很慢，穿出来大针小线的，不匀实也不结实更不好看，做衣服成为妇女们的一个大负担。我们家有台飞人牌缝纫机，那时候在农村可是稀罕物，每到腊月间上门求做衣服的或借用缝纫机的简直络绎不绝。尽管自己的家务很忙，母亲总是尽量满足邻居们的要求。后来队里成立了缝纫组，母亲带着机器一块进去，腊月间经常加班到很晚，那时候队里每家孩子差不多都穿过我母亲做的衣服。平辈们都亲切地称呼她黄姐，晚辈们都称呼她黄姑或黄姨。母亲重病期间和过世时，不少邻居和老姐妹们过来探望和吊唁。

因为年轻时身体亏损严重，积劳成疾，九零年母亲就罹患严重的冠心病，以后几乎三年两头住院，最后又检查出脑瘤，晚年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在和病魔抗争了近二十年后还是离我们而去。零八年我们把老院的厢房翻盖成两层小楼，就是想让二位老人家安度晚年。可惜刚装修好，母亲就卧病不起了。每每想起，都是深深的遗憾！

母亲的一生，像中国当时许多普通的劳动妇女一样，生长在旧社会，成家在红旗下。新社会解放妇女，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但也迎来了繁重的集体劳动，多子女的家庭，低标准的生活。周而复始的高强度劳动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她们的体力过度地透支，精神几近麻木，她们的青春都过早地凋谢了。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开始改善，她们却已进入病痛交加的老年，很多都过早地离世。她们为国家经济建设同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却未能像城镇离退休女职工那样有政府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有谁真正关心过这一代农村妇女的命运呢？

母亲的一生，作为儿媳，她恪尽孝道，堪称楷模；作为妻子，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作为长辈，她严慈相济，爱而不溺；作为社员，她诚实劳动，爱护集体；对待邻里，她乐于助人，友善处世。母亲虽然没有给儿孙留下万贯家产，却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继承和传递先辈的美德和品格，使他们的精神在后代身上延续，使一个家族永远保持向上的能量，形成孝悌谦恭、忠厚友善、克己自律、刚健进取的家风，才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烧纸钱，酹美酒，燃鞭炮，拜别母亲。起身四望，初春的东岗上，春暖乍寒，春风习习……（2017.4.4 清明节）

                        （图片来自于作者）

作者简介:

        张廷超，西峡人，生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任民办教师。高考恢复考入河南大学（原开封师院），先后在西峡一高、南阳一（高）中任教。爱好文学，闲暇时间信笔作文，活跃思维，以文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