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一点看法（旧文）
诗之标准浅谈
关于诗歌的标准，即什么是好诗，什么诗就不是好诗，从古至今一直是个话题，先是有“诗无达诂”这样的把标准弱化了的言辞出世，继而一系列的讨论便无止无休地展开，时到今日，也没有一个定论。但很诡秘的是不管有没有定论，人们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在面对某些诗人与作品时求得一致的意见。举例说：人们不会说陶渊明、李白的诗不好，白居易是一个特别差的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标准问题，有时候的确让人感到这是有点把人搞糊涂的事，因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李白和很多诗人的好，为什么就不能说其他的诗人不好？这一点我想过来想过去，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现在有个说法叫：凭感觉。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一首诗的好坏与否的确只能是凭感觉的事情。但事情好像又不能如此就行。譬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首诗，初读觉得不错，作者在结构方法，用词造句、意义确定等方面有些新意。于是觉得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等再读一次，用我长期阅读建立起来的经验，以及将之放在我认为的诗歌史的框架内衡量，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下子看到它的不足，它在我这里并不足以当得起一首好诗的名。于是乎对最初阅读得来的评价给与了否定。那么，这样的阅读到底哪一种获得的评价是对的？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问题的确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要求来评判一首诗。经常的情况是，对一首诗的评判，如果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要求，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诗人读者很喜欢，但业内人士，他的同行却评价很低的原因。由此产生的对立，一时半会无法和解，也造成了文学史叙述的困难。
上面说的话有些左右摇晃的意味。也没有解决什么是诗歌的标准这一问题。其实说到底，我也解决不了。像我这种写了二十几年诗的人，从古代一路看过来，有些诗人，像陶潜、杜甫是自己最喜欢的诗人，莎士比亚则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的古典欧洲式的表达方式。反而喜欢后来的一些地位没有他高的诗人。甚至极端时觉得像布鲁姆这样的批评家对之的评价有过分嫌疑。但这些好恶都不是标准而只能说是偏好。问题是几乎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偏好上选择自己认为好的诗人。如果要造一份表格调查一下，可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虽然有些诗人得票要多一些，另一些诗人得票少一些。我不想认同的是，那些对某些大家都看好的诗人投了不喜欢的票的人就应该遭遇批评，说他们完全错了或者诗歌趣味有问题，也许人家也能说出一整套理由来。这一点就像约翰·邓恩的遭遇，如果不是艾略特在上一个世纪的大力推崇，这位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也许就会慢慢地从英语诗歌史中退出去。但正因为艾略特声称邓恩是自己的写作源头之一，马上好多人跟上去说他的确了不得。其实细究下来，这里的好多人不过是追随艾略特，他们的意见当不得真，说不定在他们心里仍然认为邓恩很一般呢。这又涉及到诗歌评价其实存在着追随心理，很多人不过是被大人物的言论牵着走，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有见识。有时我被逆反心理左右，总想做出当大家都吹捧一个人时我就要做出表示不喜欢的举动。当然我能够说出自己的道理，并非单纯的胡搅蛮缠。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在阅读中求快乐的人，干嘛非要听诗歌史家与权威的话？
但是，权威之所以是权威，不是白混出来的名头，肯定有比一般人更能呼悠的道行。譬如说“新批评”的权威布鲁克斯，他写《精致的瓮》一书，用细读的方法谈论叶芝、谈论艾略特，长篇大论，一点一滴，上下纵横，如果不存偏见，我们不得不说他确实读出了一般人读不出来的东西，哪怕有点过度阐释。问题是其他人为什么就过度阐释不了呢？这里面涉及到标准的另一个问题，到底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一直认为之所以我们会发现诗歌的标准很难统一，问题之一还在于它其实建立的基础很难统一，即不同的人会为诗歌建立评价的不同平台，有的人建立的高，而有的人建立的平台在另一些人眼里几乎算不得平台。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将诗歌放在上面去秤一秤它有没有重量，这里，又涉及到另外的更复杂的问题，即我们承不承认平台的存在。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平台建高了，马上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说你那样不对，是把某种个人的好恶用在了对别人的苛刻上，结果到头来不是你的标准成立了，是你成为被排除在建立标准权力之外的人。而且还不能抱怨自己碰到了审美趣味、文学要求低下的时代。如果那样，肯定是遭到更大规模的攻讦。所以说起来有时非常滑稽的现象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明出现了一种能够称之为标准的标准，最后这一标准的命运是它必须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去求得更多的人的认同。搞到后来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众说纷纭的现象也就由此产生。
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不想谈标准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呢？前些年有人想用量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标准，说诗应该有道德要求，与正义、善、美站在同一边。这样的提议看起来有理有据，很有尊严，但明显暴露出来幼稚的一面。因为如果以那么简单的要求来判别诗的话，历史上很多作品都不会合格，像白居易，尽管他写了《卖炭翁》这样的对底层人民表达关怀的诗，但他的很多作品其实写的不过是日常琐事，譬如描写一座园子，记录自己从早到晚都干了啥事，有时候真的很唠叨和琐碎。还有像邓南遮这样的诗人，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一个法西斯分子，但谁也否认不了他在意大利诗歌史上有自己的地位，一些诗也写得的确不错。更不要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庞德，他的诗反对犹太人，将他们称为高利贷者，但那些诗写得真得不错。所以，诗这种东西不能简单的用“政治正确”来要求。再之诗还有语言学的发展是它成立的要素，让它产生了对形式变化的要求。我们看到有些诗人更倾心于在这一点上做文章，写出了自己有些形式主义意味的诗篇，但这样就不成立了吗？不能这样认为。何况还存在不同时代趣味变化的问题，有时候一些生前名声显赫的诗人，死后没过多久就湮没无闻了。让人觉得有时候诗的标准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改变着的，里面很有些功利主义的味道，就是通常人们所说诗应该“有用”。 先不说诗其实是很务虚的存在，问题是在什么时代氛围内有用，或者还有前面说到的对哪些人有用。譬如说有些诗对年轻人有用，对老年人则一点作用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吧。
总之，说来说去，关于诗的标准的确是个问题，不说，也许还能管它什么标准不标准的，一说，问题不是得到了澄清而是更多了。我现在的态度是：主观。什么意思？就是以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建立标准，只要是符合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美认知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好诗的要求，我就觉得是好诗，反之则不是好诗。这样的认识，虽然看起来霸道了一点，还有些不管不顾，蔑视众人的味道。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对自已诗歌视野的要求，即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看到诗歌的内在的变化，同时还需要真正厘清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与人的审美要求的变化的关系。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仍然要求的是，我们必须有更为宏观的阅读视野，以及真正的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认识，这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诗的认知并不是单纯的对诗本身的认知，还应该扩展开来。只有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一个时代，甚至所有已过去的时代关于人类生活的奥秘以后（当然这是很高，而且奢侈的要求），才可能再回到诗的上面，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左右着它的成立。或者说它最终为我们呈现了什么样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简单地说一下就完事了，而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呢？大量地阅读当然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譬如学会不断地分析，从普遍的现象中寻找特殊性，等等。一句话，这是并不容易做好的事。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这不免让我想到另外的问题：标准的建立，到了最后它会不会并非针对外部的东西，而是首先对自己的要求呢？即：当一个人自身对诗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他对诗的要求亦才能到达什么程度。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所谓标准，就首先成为了对阅读能力的要求，其次才能再谈其他。
徒劳的努力
与朋友聊天，漫无边际的谈论诗坛现状。从我这一代诗人扯到最年轻的一代，从国内扯到国外。有些话题很有意思，也让我了解了一些过去知道但不是那么清楚的情况。朋友长期在国外呆过，近几年也是一年要出去好几趟，应该说对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被接受的状况很熟悉。他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在国内听闻到在国外的一些诗人的事，其实都带有被神话了的色彩，中国当代诗人除了极少数人在国外还有一点点影响外，大多数人别人根本不知道，就是那些所谓的有点点影响的极少数人，也不是国内的人想象的那样风光，基本也就是处在二、三流的影响范围内，而且有些人的影响还是靠着在国外混人缘来建立的。听到朋友这么说，我有些释然。觉得自己没有把精力花在想要与国外的什么流通圈建立关系上是对的（也许是我根本建立不了？）。朋友也说了，西方文化圈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既然你们是生活在一个极权环境中，每天面对着制度性的邪恶，如果不反对极权，不在平日的言论与作品中表现出对它的反抗，就等于没有尽到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没有体现写作者基本的良知和正义感。他们才根本不管你从艺术的角度所做的那些对民族语言有益的探索，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呢。但是现在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几乎没有谁把自己的写作建立在直接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对抗之上。尽管中国当代诗人可以陈述一万条理由来告诉西方人，我们的写作其实是在保有尊严和对自由的追求，至少也是在拒绝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的，其中仍然体现了最基本的正义、良知和善。但西方人并不领会这样的辩解。文化先进国家的傲慢让他们尽管有着优雅的判断力，但仍使用着一把带有很明显先主为主意味，并自以为有普世价值的绝对之尺来衡量中国当代诗歌，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中国当代诗人要想在西方被称赞，并获得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认同，进入到主流的世界文学叙述中去的确太难。
但尽管这样，我知道近年来还是有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特别热衷于进入国际诗歌圈进行交流活动，而且这种进入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在与国外诗人的交流中打开自己的视野，长出一些见识，以便对写作本身有所帮助，而是希望不断地出现在国际诗歌交流的现场，让那些外国诗歌同行知道自己。本来，他们愿意这样干别人也没有什么权力干涉，只是情况到了后来，一些不明究里的外国文学人士以为他们见到的就是中国当代诗歌领域最牛逼的人物，读到的作品也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好状况。而他们自己呢？在外国人这样以为时也以不无暖昧的态度默认。先不说他们到底算得上算不上中国当代诗歌写作领域里最好的诗人，只是我感到，当外国人这样以为时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中国当代诗歌就那样了。他们心里也许曾经有过的，想更深入一些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心思会就此打住。这样一来，形成的一个事实是对其他中国当代诗人的遮蔽。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在乎这种遮蔽。他们的写作也完全不是为了要获得被人欣赏。但是，如果意气用事一点，人们当然可以说，凭什么啊！这不是让别人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水平产生误解么？的确，就像上一节所说的那样，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地位不高，那么这种不高是不是与此种情况有关？也许真还有那么一些关联吧。事情到此，我觉得说一说那些一天到晚惦记着国际诗歌交流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看作很没有意思的事，大概就不能算是太理谱。而谁都知道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在国外活动，搞朗诵、开交流会议，或干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特别花时间费精力的。属于能够耽搁写作的事情。因此我们的确看到有些热衷于进入国际诗歌圈交流的人，可能曾写出过不错的东西，但这之后写作不是进步而是停滞甚至退步了。原因就在于那些事占了他们太多时间。
写到这里，会不会有人认为我这是看到别人频频出国参加诗歌交流活动，心里不平衡，以至于在发泄不满。如果我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也许有点虚伪，但主要的原因的确不是这个。一九九八年，我在参加完“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后到柏林去看朋友，在那里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以流亡身份在西方到处走动的前诗人，他劝过我干脆不要回国，就在国外呆下去算了，但是我没有接他的话茬，并在心里拒绝了他的建议。拒绝的原因很复杂，从小里说是当时我的家庭，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下子就遁地似的跑掉，再之我根本没有一点外语基础，要在西方呆下去太困难（在当时，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我通过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看清楚了一点，哪怕是拉美国家，像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家的诗人也是属于西方文明背景下的诗人，除了现实处境带来的不同，与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譬如宗教给他们的东西——是一致的。而中国诗人所依附的却是另一个文明背景；这一背景产生的文化，它带来的理解世界的方法甚至得到的一些结论，对于西方人来说，一是理解起来有文化转换的难度；二是很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加之还有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的现实隔阂。在如此的前提下，中国当代诗人要获得认同，并让西方人承认太困难了。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也很简单，好孬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用汉语写作能够阅读的人已经是数目庞大的了。到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事实上也是，如果我们的写作能够获得汉语读者的普遍认同，或者说征服了汉语读者，那么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事。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写作的努力方向已经十分明晰。而不管是用哪一种语言写作，要真正的搞懂这门语言的奥秘，做到自由、有效地支配它，对于任何写诗的人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仅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得到更多的体会罢了。
既然如此，我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当代诗人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的确感到不管是我这一代诗人，还是后来的，现在闹得很欢腾的70、80后诗人，虽然都信誓旦旦，有些甚至长篇大论地谈论着对诗歌要干什么的认识，一付诗歌革命家的派头，但真正把注意力放在写作上，花了大力气脚踏实地干的人并不是很多。反而让我看到不少人振振有辞地谈论着写作的困难，要用这方法、那方法去改变它，结果是其谈论的姿态性成份太多而能够落到实处的内容很少。也就是说，在写作的注意力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诗人中不少人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名声的追逐的。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不那么张牙舞爪，有些人则表现的穷痨饿虾而已。这自然不免让人感到特别失望，觉得所谓的诗歌界这种本应该最清洁、最朴素的地方真的是也像当今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一片乌烟瘴气。当然，我也完全可以不失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这句一度盛传是毛泽东的名言，说明了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根本挡不住的。还有就是在这个普遍的商业主义的时代，对诗歌名声的追逐总比陷入经济的泥淖，把人最后搞得坏掉了要好一点吧。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不免为一些写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的写作才华，早年刻苦得来的知识储备，只要功夫仍然做得足，原本是可以使自己写得更好一些的，结果却被另一些东西给伤害了。在我看来，说穿了这仍然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行为。因为在文学的历史存在中有一个事实从来就很显明——文学的名声最终是建立在文本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支撑，再大的名声也只会是虚名。在生前，每一个人还可以用不停地活动来守住这一点虚名，可是一旦自己身归道山，还有谁管你个三七二十一呢！所以，我一直觉得不管怎么混，靠谱的事还是要以写作来完成。没有写出有份量的作品，一切都最终会变得扯蛋。
写到这里，这篇笔记好像完全跑题了。没有跑题也把问题扯远扯大了。这里还是回到前面说到想要进入国际诗歌圈的话题吧。朋友告诉我，进入国际诗歌圈，那是太难的事了，就像中国当代诗歌也有圈子一样，每一个诗歌圈子都有自己特殊的内涵。国际诗歌界圈的性质其实一样，如果要在里面混出名堂，不花个十年二十年功夫，基本上出不来。他举了近几年得到诺奖的几位东欧诗人、作家的例子，说这些人都是在德国柏林呆了很多年的人，他们与另外一些东欧诗人、作家，以及西方诗人、作家，还有批评家早就形成了一股文学势力。听到朋友这样的介绍，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圈子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它存在着两种功用，一是如果圈子的水平高，在其中如果能够很好的交流，对写作的促进是明显有效的；二是如果圈子的活动能力强，可以影响广大的人群对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写作给与关注。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现在才存在，从古至今，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像魏晋南北朝围绕在王、谢、萧等大家族周围的文学势力；唐代王维、韦迪、祖咏等人的小团体，宋代以后以黄庭坚为首，后来形成庞大势力的江西诗派，以及二十世纪以庞德为首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圈子，都是非常有名的文学圈子，他们的行为对整个文学的发展均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只是现在看起来中国当代诗人要进入这样的能够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圈子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碰上像俄国诗人布罗茨基那么好的运气，本来是被迫流亡，但一下子就与奥登这种英美诗歌领袖级别的人打上交道，并得到奥登的大力帮助，从而一下子成为响当当的诗坛明星。但很显然，这种机率太小了。何况在当代国际诗歌圈有没有奥登这样的人物已是个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一些中国当代诗人虽然经常出去参加活动，但真正与那些现在西方文学界的显贵们一起出场的情况几乎没有。尽碰上一些二三流的西方诗人，然后搅和在一起。而这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只是蒙蒙人吧。
我知道国内确实有一些人被这种情况搞得两眼放光，在他们心里觉得那些常在国外混的人都非常风光，真已经是文学领域的大人物了。对此我不好说什么。人家要信是人家的事。我想要说的是，我更相信一个写作者产生的影响是对他使用的母语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写作能够对正在展开的母语文学起到改变的作用。事情也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诗人写了半天，到了最后却连他的母语的读者都根本不买账，就是在国际诗歌圈里混得再风光又有什么用？而且我也不相信连母语读者都不认账的诗人，真能够在国际诗歌圈把自己搞得人五人六的。如果那样的情况出现，我只能什么都不说。或者要说也将之扯到写作之外来说。世界太复杂了，好多事情已经不能简单的只看表面的现象。而事实上在当代国际社会的文化格局中，政治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一直是明显存在的。很多时候，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很可能已经被卷入了某种国际政治的角逐中还不自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有谁还以为一切都很简单，写作者只是单纯的写作者，能够仅仅依靠信念获得个体尊严、人格自由的保持，我觉得已经根本不可能，事情其实也会显得非常滑稽。正是因为有这一点认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内心深处同情那些追逐着国际名声的人，因为这方面的主动权从来不是他们能够主动把握的住的，而是在那些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势力手里，给不给予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的荣耀，完全要看一盘文学棋局的形势而定。而目前的事实是，一个中国当代诗人，很可能在这样的棋局中，不过是表现西方文化具有广阔视野，包容能力，甚至是好奇心，以及国际政治变幻风云的一颗卒子，怎么走完全要看政治形势，西方文化需要如何发展。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汉学家曾经亲口告诉我，世界文学没有中国照样完整。当时我还太年轻，不懂得他的话的真正意思。现在我懂了。与我聊天的友人也早已看清了这一点，之所以有时候还出去，他告诉我，不过是玩一下而已。还可以赚点出场费。
保持好奇心
文学这种事有一个行业特点，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过去年代的伟大人物，正在写作的人多多少少还保持着一丝敬意。但是活着的写作者，不管是同辈人，年长者，年少者，彼此之间都很难做到心态平和地客观看待；除非写作上有共同的认知，属于一个利益圈子，同辈人大多彼此轻慢，而年长者呢，大多会觉得年少者虽然有新奇的想法，但写得幼稚，年少者又觉得年长者占有话语权，且写得没有新意。说起来，这种现象非常有趣，如果有谁从心理学的，或者其他的什么学问的角度研究一番的话，一定会写出很有意思的情况报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让人感到有趣的现象，即，其实到了最后每一个写作者碰到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年少时初入道，有着改造文学的热情，一脑门要不同凡想的念头，但先是被年长者轻看，自己不喜欢年长者的陈旧，到了自己写作了一定的年头，也成为年长者时，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东西，以及最终的遭遇则是一模一样的，也会像轮回似的以同样的经历碰上同样的对待，做出同样的反应。以至于有时候我在想到这种现象时，觉得其中真的有很好笑的成份，同时也说明了不管是多么聪明的写作者，大家都不过是在人类认识，也许还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认识，而是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框框里，以自我的局限性在那里折腾，纵使有人觉得自己的智慧超群，有天纵之才，可以越过这种东西，到末了仍然无法真正避开。
我已经被一些人划到了年长的写作者行列，不过我到是不想在面对年少者时以过来人的神气对待他们。我觉得，但凡刚开始写作的人，其进入写作的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被巨大的想要创造的欲望所驱使，希望通过写作与外界联系，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从而真正的感受到世界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驱动的写作，肯定与内心的激情一致。谁都知道，年轻代表着很多东西，像什么朝气、热烈、充满憧憬什么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的愿望。现实社会的一个事实是，有些事情对于年长者来说已经历的太多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一些事情，已经很难让他们内心真正泛起涟漪，但年少者不一样，看什么都新鲜，就是看到丑恶的东西也是新鲜的，能够在内心激起巨大的波浪，落实到写作上则必然是有话想说。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被年长者看作没有必要去写的东西，年少者却长篇长篇地写出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写作这种事，要才华也要经验，年长者因为浸泡的久了的确可能在处理上老道一点，但是也不能就此说年少者写得稚拙一点的东西便一无可取之处。相反我个人还比较欣赏年少者的勇气，觉得他们尽管在技艺上还有可评说的地方，但有锐气。
文学写作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其中包含的要素太多了。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人很年轻时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有人则要等到老年时才写出来。但总的情况，也就是从比例上说，还是写作者年长时写下的好东西多一些。我在一方面欣赏年少者无畏的文学勇气时，也想到过他们如果能在更早一些看到这一点，也许会对自己的写作有帮助。毕竟，对过去写作的研究，可以在定位自己的写作时有用。而内心的张狂不是不好，但不能盲目地张狂，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很年轻时就清楚自己应该回避哪些东西，学习哪些东西，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件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最怕的就是没有来由的张狂，好像过去的一切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认真看待。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想到，即，那些年长的写作者也是从年少时走过来的，他们在自己不断的写作中，并非没有想过很多问题，甚至有些经验是用失败的教训得来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人们走过的道路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走的同一条道路。只是不同之处在于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因素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问题的生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文学也存在共性的东西，任何写作者都逃避不了的要面对。至于说落实到个人才能上的一些特殊的表现，如果达不到改变文学叙述的高度，有时候是没有用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文学在要求人，而不是人在要求文学。明白了此，我发现再进一步看，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少者，文学对之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譬如不管在任何年龄段，激情、发现的愿望，这些都是文学不能缺少的东西。只是年长者的激情表现方式可能与年少者不一样，但是没有肯定不行。我理解不少年少者觉得年长者要么陈旧了，要么死气沉沉。他们这样看，总体上讲并没有什么错，好多写到一定年份的人，如果再没有向上的动力，只是以惯性的方式写，完成的作品多半只是自我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意味，就是文学生命的完结。所以很多时候我这样认为，如果说年少者需要经验，年长的写作者如果还想写出有意思的作品，则必须把心态放在对激情的保持上。而保持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向年少者学习。所以，问题要这样说：相对于年少者从年长者那里学习到写作的种种技艺而言，年长者从年少者身上体会到的激情可能更有利于其写作生命的延长。而且一个可能算好的现象是，当年长者面对激情时，因为经验的关系，能够做到有控制地使用它，从而使写作本身显示出温润、绵长的东西来。加之激情本身就是还能写作的前提条件，有则是必须的。
话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少者，彼此的轻看都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少年张狂，如果只是从写作的热情与信心上说，有用；老年执重，将之用在更为谨慎地下笔，当然必要。而写作说到底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有力气活的意味。加之从根本上讲每一篇新作品的产生，都是一次履新。所以，真要是严格细究下来，没有谁不面对的是同一种遭遇，都必须解决的是能不能有活力、新鲜感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同一种遭遇，为什么大家不能以相互体谅的态度彼此对待呢？我自己其实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这些年来，如果说到文学交往，我与同代人打交道的时间远不如与比自己年少者多。很多时候，不单是与他们交往让我总是想起自己与他们同龄时的情况，还在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学还有大抱负，对创造性还有大热情的状态，总是能让我受到感染。有人说，文学永远是激进者的事业。从这一点上去理解，我甚至愿意说，年长者从年少者身上能够学到的东西，相比年少者比年长者身上能够学到的更多一些。而且还不是古训所谓的“不耻下问”，而是在朝向未来的凝望中，展现在年少者面前的前景更迷濛，更让人捉摸不透，因此也就更能激发人的好奇气。而文学说到底是好奇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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