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和崇高美学

　　盘古开天辟地、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等神话英雄故事是中国原始社会对英雄的想象与崇拜。古代文学经典《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是中国古人对英雄的审美书写，匡扶天下、救国救民、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等英雄品质已经得到从士大夫到民间的普遍认同，乃至成为民众的精神与行为楷模。

　　五四新文学的英雄形象及其伦理文化内涵，在延续传统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新的民族国家、独立人格、革命、自由精神等新文化意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茅盾《虹》中的梅女士、巴金《家》中的觉慧、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等人物形象是现代文学中的新英雄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有着特定时代的历史烙印和精神底色，具有鲜明的乐观、明朗、革命、理想的时代精神气质。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至今依然闪烁着带领穷苦人奔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光芒；梁斌的《红旗谱》在塑造朱老忠、江涛等两代中国农民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时，散发出具有河北大平原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和来自生命个体的丰富细节、鲜活气息；郭澄清《公社书记》中的具有革命传奇经历、丰富乡土生活经验和自觉知识文化追求的新型基层干部英雄形象，有着穿越历史时空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和崇高美感。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时代精神主题下，一批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形象诞生了。《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新英雄形象出现于文学与影视屏幕中，激起强烈的时代精神共鸣。与此同时，以往“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形象被新的具有民间色彩和大地气息的草莽英雄、平民英雄所取代，英雄形象具有了民间化、个体化、日常生活化的叙述维度。

　　在“物质主义”时代里，某些乱象不仅仅是在人文精神领域肆虐，而且与有形的、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纠缠在一起，成为新世纪“中国青年”所无力打破的“无物之阵”、所无法承担的无比沉重的物质与精神负担。社会上所流行的“躲避崇高”、消解英雄的解构性力量，不仅仅是源于人文精神领域的某些人的思想蛊惑，更重要、更直接的是来自现实的、巨大经济压力的物质性逼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物质性压迫与精神性逼仄已经接近接受阈值的极限。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心灵绝望、无奈、悲哀的时代忧伤气息，无疑是在刺穿这个时代精神弊病，也对时代精神生活发出了思想拷问。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平庸乃至无望？英雄的光芒与抗击平庸的理想主义哪里去了？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寻觅到了坚韧前行的力量，塑造出属于新世纪的新英雄形象。在这方面，张炜、贾平凹就是突出的个例。张炜在创作出《古船》《九月寓言》之后，创作出长达450万字的《你在高原》系列作品，2016年又推出新的长篇小说《独药师》。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了《高兴》《带灯》新长篇小说，塑造了自觉认同城市、带领农民兄弟姐妹共同致富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和同情弱势群体、扶危济困、与农民姐妹交“老伙计关系”的乡镇干部形象带灯。这些农民形象在延续了《创业史》《公社书记》等以往文学作品的英雄品质和叙述传统的情况下，有了新的发展，是新世纪文化语境下的新乡土中国英雄形象。

　　作为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创作主体力量，中国“70后”作家已经成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绝对主力，“70后”作家在深刻把握世事人情，准确拿捏到时代人心之变的同时，也存在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庸常、局限与萎缩，存在着对时代共性问题、英雄形象、理想主义关注不足、叙述不足的问题。“70后”作家如何突破被遮蔽状态，这不仅需要他们世界格局、人生境界、文学理念进一步建构，更需要从内心深处培育一种理想主义、一种英雄气概、一种磅礴的文学雄心壮志。

　　重建英雄叙述和崇高美学，正是新世纪中国作家，尤其是“70后”作家建立自己精神高地、树立自己的文学图腾、确立文学经典的根本途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朗基努斯在著作《论崇高》中所言，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时代环境越是逼仄，越是对英雄、崇高、理想主义呼唤最高、最迫切的时候。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要去看地底下。那些身处底层而从不退缩、苦难而坚忍的民众，才是中国的脊梁。中国“70后”作家要像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一种大视野、大格局、大气概，以一颗伟大的心灵去深入民间大地、深入民族历史、深入当下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书写百年以来，尤其是现代革命和新时期以来的“民族脊梁”、新时代的英雄形象，以一种自觉的文化力量参与到新世纪中国的国魂与民魂、国格与人格的建构中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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