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苏25 苏黄之交 始于流民:东坡门下大学士的出场​

杭苏25 苏黄之交 始于流民:东坡门下大学士的出场
时间已经过去近千年,依然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捧读苏诗、研究苏轼、读览他坎坷的一生,除了因为苏轼有一具趣味到极致的灵魂,有惊艳了千年的文采之外,更重要的一条,是苏轼有一条永远不容触碰的价值底限,这底限,无论是在得意时、失意时、光彩时、落魄时,从未有任何动摇与突破。
苏轼诗词画作的风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时,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后面会专门特别详细地分析与体会,现在先做一个特别不恰当但又比较容易被大家理解的比喻:
黄州之前,苏轼是流行歌曲。
黄州之后,苏轼是古典音乐。
但无论文学风格如何改变,他在作品中对社会最底层情绪的敏感与体恤,却是始终如一的。
三十五岁时的苏轼,可以为了一个渔夫、一个农妇而大发悲悯之情,到了五十八岁时的苏轼,依然可以为茶农、花农的悲惨遭遇而愤怒。
绍圣二年(1095),苏轼被贬至盛产荔枝的岭南惠州时,写了很多与荔枝有关的诗作,妇孺皆知的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太多人为东坡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但他更可贵的人生闪光点却在另一首《荔枝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荔枝叹》片段
在这里突然跳过二十三年的时间,从湖州讲到惠州,无非是想说,有宿命的人,一定也是有性格的,性格,就即他的宿命。
好罢,至少在熙宁五年(1072),苏轼除了发发牢骚、抱怨一下时事,还能有酒有肉有朋友。
比如这一趟湖州之行,苏轼除了吃到美味鱼生之外,更重要的收获是,终于与东坡门下最重要的人物黄庭坚结缘。
说来好巧,苏轼的老友、湖州知州孙觉在与苏轼叙旧时,顺手取出一部诗稿来请苏轼评判,史载苏轼读罢“耸然惊异”
此诗稿的作者,正是后世与苏轼并称苏黄的东坡四学士之首黄庭坚(字鲁直)。
孙觉当时对苏轼说,我这女婿的才华,认识的人都说好,但一直缺少一个像你这样说话有分量的人赏识。
苏轼读罢诗稿,急想寻作者一叙,但遗憾得知,此时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庭坚,正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做教授,只好作罢。
去大名府之前,黄庭坚在叶县(今河南平顶山下辖叶县)任县尉(主管治安的副县长)期间,诗作甚多,其中有很多内容同样是关注民生的题材。
比如《流民叹》一诗,描写当地地震过后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的场景,一方面生动描述了天灾之震撼,“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另一方面描述了灾民的苦难,“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
再写下去,黄庭坚对于治灾及济民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即“治民生,如治未病”的道理。
虽然资料中没有查到,苏轼在孙觉处看到的诗稿是黄庭坚的具体哪一篇,但从苏轼“耸然惊异”的反应中可以大概判断,他一方面是为黄庭坚的文采所“惊异”,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为这位后生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关注角度而“耸然”。
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所谓宿命与性格的关系,实在是一对奇妙的组合。
苏轼在未遇黄鲁直其人时,已与其神交,正是因为二人在价值取向上高度重合。
唯其如此,黄鲁直的人生,其实并不比苏轼平坦多少。
在苏轼身后两年,即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以谤国重罪贬谪至广西宜州(今宜山县),今天此地最有名的文化名人其实是壮族歌神刘三姐,宜州的纬度虽然比苏轼遭贬谪的岭南和儋州要高一些,但在当年同样属于蛮荒之地,此地最终也成为了黄庭坚的客死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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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犀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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