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阅读《花腔》如同一次艳遇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
其长篇小说处女作《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核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起笔深远,意味隽永。于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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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腔和大雪,以及植物的哲学
文 / 李敬泽
你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二十四节气里,他们把今天定为“大雪”,雪就真的来了;岁岁年年,土地和天空之间有神秘、坚贞的约定。
大雪,不宜出行。雪夜里该一个人呆着,做点一个人就能做的闲事,比如读书,再比如写诗。《日瓦戈医生》里,医生就躲在冰封的古堡写诗,在大卫·里恩的电影中,俄罗斯的茫茫雪原上鸟飞绝、人踪灭,风中有带血的狼嗥,一个人的诗直如天地间一根钓丝,无限地轻又无限重。
一个人的诗直如天地间一根钓丝,无限地轻又无限重
图片:大卫·里恩导演电影《日内瓦医生》剧照(1965)-图文无关
——发此感慨是因为正读李洱的《花腔》。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葛任,葛任也是诗人,他在一生中反复修改一首诗,而葛任的诗即是“个人”的诗: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焰、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谁是我?我是谁?”,一个人念叨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知道他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致力于成为“我”,他拒绝加入“我们”,拒绝淹没于“无数个我”、复数的“我”。这是英勇、庄严的,也是诞妄疯狂的。你得先想像出一个完整的“我”,再想像出一个“我们”,由此出发去想像世界。但世界不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世界是瘸子,世界属于“我们”,所以这个“我”注定是薄弱的,他是影子,必须依靠“精神”滋养。好在知识分子从来不缺“精神”,至少不缺语言文字之类的精神代用品,这是咱们的专业啊,于是就有了那么多讲述“我”讲述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
他拒绝加入“我们”,拒绝淹没于“无数个我”、复数的“我”
图片:吉赛贝·托纳多雷导演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图文无关
而在《花腔》中,这个“我”被迫沉默。原因很简单,葛任几十年前就死了。他死了“我们”就欢实了,终于轮到我们说话了,围绕着一个人的沉默我们尽情地说,我们的声音多么嘹亮,如同帕瓦罗蒂多明戈,如同喜鹊唱枝头。
说话者一共三个,都是葛任之死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一位聆听者,他搜集供述,寻找凶手。当然这是陈年旧案,他必须从大量的文档案卷中重建现场,所以他的角色又近似于历史学家。
——写到这里,堵车了。继续写下去,我会缓慢地、艰苦卓绝地推进一万、两万甚至三万字,《花腔》是一个小说家暗自建造的错综复杂的城市,这个名叫李洱的家伙羞怯、狡黠目光闪烁不定,他像个大蜘蛛一样盘踞于中心,等待又疲惫又亢奋的批评家们推门进来。但是我不打算疲惫,虽然我确实亢奋:阅读《花腔》如同一次艳遇,一次精致的调情,你知道它正诱惑你,它在躲闪,它有层出不穷的小花招小心思,它轻嗔薄怒,它忽然又端庄淑仪像个年轻的皇太后。“知识分子”此时常犯的毛病是问“为什么?”他一定要想清楚,似乎想不清楚说不出来他就没法儿生活。我知道我现在正处于犯毛病的边缘,我对《花腔》有一种分析的热情,但是,在这个宁静的雪夜,我就不能快乐地读一本小说?
为了说服自己,我下楼,踏雪寻小店,吃羊肉串四、面一碗,把自己调整到形而下,然后回家,接着读《花腔》。外面是冷的,床上是暖和的,《花腔》是有趣的。忽然想起谢友顺在同期《花城》上的文章:《文学身体学》,他说:
这就是我对文学身体学的初步理解: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
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
图片:吉赛贝·托纳多雷导演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图文无关
李敬泽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著名作家、评论家
本文节选自李敬泽评论集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