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网恢复背后是江南人“水文化认同”的回归
——访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文汇报：河流对于江南人意味着什么？
贺云翱：河意味着流通，在历史上，江南的人财物等要素通过河流实现了畅通鲜活。在江南，河不是孤单的，那是一个河网和生态系统的概念。就像人的血液系统，从长江这条主动脉、到水乡小河这样的毛细血管，它们一起构成了江南。如果河没有了，河不通了，江南的血脉、文脉也就不通了。
文汇报：江南水文化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贺云翱：“水”是江南最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符号，是江南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优美景观、人地和谐，是诗意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江南的味道，就藏在水里面。
自古以来，江南人善于利用这大自然最美的恩赐，将河与水用于饮食、农业、城乡建设、航运、防洪、排涝、手工业、文艺创作等方方面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文化。
在我看来，江南水文化具备灵动内敛、包容和顺、轻柔素雅、美丽婉秀、勤思善虑、幽深贯通等等的特点。很多人对江南水文化有误解，认为这里只有粉墙黛瓦、上善若水、温柔秀美，但实际上，大江大河大湖那博大的水流之中透出贯通无碍的力量，江南人从来不缺少刚柔相济的气质，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代又一代江南仁人志士展露了他们博大的“家国”“天下”胸怀。
文汇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江南地区的城市水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枕河而居的格局几乎消失殆尽，这背后主要有哪些因素？
贺云翱：首先最主要的肯定是建设性因素，乡镇工业的兴起，让江南市镇逐渐从农业化的环境过渡到工业化，建设用地紧缺；此外，工业时代，传统水上交通功能严重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陆路交通的重视，失去交通功能的河道最容易淤塞。城乡建设的需要让人们迫不及待地展开填河行动，河道上修建了道路、新盖了工厂，人们由此取得了大量眼前的经济收益。
其次，河道是社会公共资源，经济效益至上使公共资源更容易受到伤害。
最后，大量破坏河道的行为反映了江南水文化的失落，工业化让江南人对传统水文化的自信失去了与生俱来的那种亲切和认同。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人们不再去欣赏它、珍爱它、呵护它，自然而然地破坏行动也就随之而来。
文汇报：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提出“河网恢复”的概念，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贺云翱：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意识显著提高。过去，人们可能认为填河带来“黄金万两”；现在，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们会思考，填河给未来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环境恶化、人地冲突、资源浪费、暴雨洪灾、财产损失、文化丢失等；复挖河道背后又隐藏着巨大“水效益”——改善水环境，做好“水文章”，传承水文化，建设美丽家园，发展文旅产业等等。两相比较，人们肯定会择善而从。
理念进步，制度也有了保障。生态文明开始落实在行动上，成为方向性、目标性的制度。以“河长制”为例，过去无主的河道，治理起来自然也是“九龙治水”，效果不佳。如今，河长制的推广让河道有了“主”，同时，各河长在保护、治理、修复河道的过程中，更多地了解到江南水网及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也更加理解河道治理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密切关系。
这一切行动的背后，还体现了江南水文化的回归。如今政府层面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规划中都将文化作为重点强调，社会层面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助力江南水文化的弘扬。人们越来越明白，水是江南文化的魂，也是江南人的根。
文汇报：水系、河网的恢复对于江南水乡古镇申遗会产生多大的助力？
贺云翱：说到江南水乡古镇，水是它的核心。恢复古河道首先是一个遗产保护行为，对夯实申遗基础非常有帮助。
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申遗的过程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河网恢复和申遗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河网恢复好，把文物及历史建筑修复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把生态保护好，最终实现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好的目的。借助申遗的强劲动力，我们在过程中形成一个个先进的“申遗标准”，在其他地方也推广，那多有意义！
文汇报：古镇河网恢复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贺云翱：首先要保证河网恢复的原真性，一定要注重历史依据的论证，就是说，要先做考古及研究。河道的位置、长宽、桥梁的设计、驳岸的材料与工艺等，都需要通过科学发掘和考证，在复挖的准备期和建设期由专业人员介入，真正地把古河道复原起来，实现历史的再现。
如果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单纯为开发旅游，完全就是一个现代挖河行动，这会对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造成伤害。
其次，河道恢复要实现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不仅仅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还包括有条件地让传统水乡生活回归和融入，让水文化“活”起来。比如，从国外的经验看，在一些水乡或者水城，依托船只而展开的慢节奏的水生活非常受欢迎，我们能否多围绕“船”做一些文章。江南人自古生产用船、生活用船，船和水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人们普遍追求速度，只爱车，放弃了船，江南水乡生活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本报驻苏记者 范 兵 记者 赵征南
贺云翱：河意味着流通，在历史上，江南的人财物等要素通过河流实现了畅通鲜活。在江南，河不是孤单的，那是一个河网和生态系统的概念。就像人的血液系统，从长江这条主动脉、到水乡小河这样的毛细血管，它们一起构成了江南。如果河没有了，河不通了，江南的血脉、文脉也就不通了。
文汇报：江南水文化最突出的特质是什么？
贺云翱：“水”是江南最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符号，是江南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优美景观、人地和谐，是诗意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江南的味道，就藏在水里面。
自古以来，江南人善于利用这大自然最美的恩赐，将河与水用于饮食、农业、城乡建设、航运、防洪、排涝、手工业、文艺创作等方方面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文化。
在我看来，江南水文化具备灵动内敛、包容和顺、轻柔素雅、美丽婉秀、勤思善虑、幽深贯通等等的特点。很多人对江南水文化有误解，认为这里只有粉墙黛瓦、上善若水、温柔秀美，但实际上，大江大河大湖那博大的水流之中透出贯通无碍的力量，江南人从来不缺少刚柔相济的气质，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代又一代江南仁人志士展露了他们博大的“家国”“天下”胸怀。
文汇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江南地区的城市水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枕河而居的格局几乎消失殆尽，这背后主要有哪些因素？
贺云翱：首先最主要的肯定是建设性因素，乡镇工业的兴起，让江南市镇逐渐从农业化的环境过渡到工业化，建设用地紧缺；此外，工业时代，传统水上交通功能严重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陆路交通的重视，失去交通功能的河道最容易淤塞。城乡建设的需要让人们迫不及待地展开填河行动，河道上修建了道路、新盖了工厂，人们由此取得了大量眼前的经济收益。
其次，河道是社会公共资源，经济效益至上使公共资源更容易受到伤害。
最后，大量破坏河道的行为反映了江南水文化的失落，工业化让江南人对传统水文化的自信失去了与生俱来的那种亲切和认同。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人们不再去欣赏它、珍爱它、呵护它，自然而然地破坏行动也就随之而来。
文汇报：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提出“河网恢复”的概念，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
贺云翱：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意识显著提高。过去，人们可能认为填河带来“黄金万两”；现在，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们会思考，填河给未来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环境恶化、人地冲突、资源浪费、暴雨洪灾、财产损失、文化丢失等；复挖河道背后又隐藏着巨大“水效益”——改善水环境，做好“水文章”，传承水文化，建设美丽家园，发展文旅产业等等。两相比较，人们肯定会择善而从。
理念进步，制度也有了保障。生态文明开始落实在行动上，成为方向性、目标性的制度。以“河长制”为例，过去无主的河道，治理起来自然也是“九龙治水”，效果不佳。如今，河长制的推广让河道有了“主”，同时，各河长在保护、治理、修复河道的过程中，更多地了解到江南水网及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也更加理解河道治理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密切关系。
这一切行动的背后，还体现了江南水文化的回归。如今政府层面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规划中都将文化作为重点强调，社会层面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助力江南水文化的弘扬。人们越来越明白，水是江南文化的魂，也是江南人的根。
文汇报：水系、河网的恢复对于江南水乡古镇申遗会产生多大的助力？
贺云翱：说到江南水乡古镇，水是它的核心。恢复古河道首先是一个遗产保护行为，对夯实申遗基础非常有帮助。
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申遗的过程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河网恢复和申遗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河网恢复好，把文物及历史建筑修复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把生态保护好，最终实现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好的目的。借助申遗的强劲动力，我们在过程中形成一个个先进的“申遗标准”，在其他地方也推广，那多有意义！
文汇报：古镇河网恢复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贺云翱：首先要保证河网恢复的原真性，一定要注重历史依据的论证，就是说，要先做考古及研究。河道的位置、长宽、桥梁的设计、驳岸的材料与工艺等，都需要通过科学发掘和考证，在复挖的准备期和建设期由专业人员介入，真正地把古河道复原起来，实现历史的再现。
如果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单纯为开发旅游，完全就是一个现代挖河行动，这会对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造成伤害。
其次，河道恢复要实现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不仅仅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还包括有条件地让传统水乡生活回归和融入，让水文化“活”起来。比如，从国外的经验看，在一些水乡或者水城，依托船只而展开的慢节奏的水生活非常受欢迎，我们能否多围绕“船”做一些文章。江南人自古生产用船、生活用船，船和水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人们普遍追求速度，只爱车，放弃了船，江南水乡生活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本报驻苏记者 范 兵 记者 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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