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别集(30)被借去的时光 | 张国领专栏

柴扉别集(30)

被借去的时光

张国领

四十多年的从军经历中,有一个词儿在我身上使用频率极高,也让我对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借调”。

借调,顾名思义就是调动,但又不是正式的调动,而是把你从这个单位临时调去另一个单位帮忙工作,等活干完了再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由于人事制度的规定,人员进出都要有一套正规的手续,于是借调人员必须得出具一张借调函。一般能从另外一个单位借调人的,都不是相邻的部门,也不是平级的关系,而是上一级单位。只有上一级单位才有权向下级单位借调人员。因此,发生在我身上的每次借调,都是将我借调到上一级单位去帮忙干活。

凡到上一级单位帮助过工作的,都知道借调人员有一个特点:你要始终牢记自己是外来的,工作干得再好都和单位正式人员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待遇不同,分房、调职、发福利,从来都没有借调人员的份儿,因为你不是本单位在编人员,这些待遇都是按编制员额来的;二是休假、疗养、报销机票等差旅费用等,这些也都与借调人员无关,因为你不在册,人家在花名册上排队,而你永远也轮不到。

这种人事关系还留在原单位,本人却要在外单位干活的处境,既让人心存希望和憧憬,又满怀无奈和尴尬。

这种特殊的处境,也便决定了一个特殊的事实和态度,那就是对待工作要任劳任怨、无条件地努力去干好它。

与借调人员有关的唯一“福利”就是干活。分给你的工作,你责无旁贷必须要干,因为借你来就是发挥你在某方面的特长,完成特殊任务的;别人干不了的,你要主动帮助去干,因为你是借调人员,没家没口单身汉,其他干部下班回家了,没干完的事情你要主动请缨,这样才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没人愿意干的,你要抢着去干,因为那些难缠事、棘手事、苦差事、琐碎累人的事、磨人不出成绩的事、推来推去的事,你不干谁干?作为借调人员,你压根就没有挑选的权利。

其实,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战士借调要比干部借调轻松得多,毕竟战士干的大都是些具体事务,蓝图由领导绘就,你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成了。

我当战士时,曾两次被团政治处借调,每次都在一年以上。被政治处借调是到报道组写新闻报道,这是我承受压力最小的两年时间,那时政治处报道组对外号称是组,其实就我一个组员,一个人的最大好处是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便让我这个最不会写新闻稿的报道员,在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成绩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却经常出乎意料地受到政治处首长的表彰,并连续三年荣立个人三等功。

政治处只有四个兵,三个是电影组的放映员,他们都是有正式调令的兵,只有我是属于借调。在干部多战士少的机关里,战士有着难得的优越性,因为干部都担负着重要工作,时间紧张、任务繁重,他们工作和生活中没有时间或不方便亲自去办的小事情,自然就会想到我这个报道员,而我除了写新闻报道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干,再说新闻稿也不是天天有素材可以去写的,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办公室里写自己喜欢的诗歌。每次只要有领导们使唤,我就跑得飞快,这样就让领导们省了很多心。平时干点小事情,都被领导们记在了心里,有什么好事,不论是不是战士该有的,他们也都会想着身边的兵。

那时物资比较匮乏,大部分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票证只发给干部,战士是没有的,可战士探家、家属来队,或家庭需要等,有时必须要买一些紧俏物资。我就向领导们张口求助,一般都会得到满足。因为战士眼中的紧俏东西,在领导眼里并不紧俏,他们永远比战士的人脉广、渠道多。

战士最需要的不是清闲,而是在工作上得到领导的肯定。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的态度决定着战士的命运,他们满意不满意关系着服役期间你有没有进步的机会;另一方面,领导们,特别是机关的领导们,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的肯定和褒奖,会让我的自信心、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再干工作时,就知道从何入手更容易成功。

机关干部看待一个借调的兵,一般都不会用挑剔的眼光,采取的方式多是原谅失误、突出优点、重在鼓励。因为他们也是从战士一步步走上来的,能理解战士的想法和苦衷。但有些难处他们也只是表示理解,却不能给予解决,比如入党问题,要想入党还要回到连队去,我是连队战士,只有连队党支部才能按程序解决入党问题。正是为了能够早日入党,我才要求结束借调,重新回到了连队。

1983年武警总队在合肥成立,那一年的夏天,正在连队当饲养员的我,又被借调到总队宣传处帮助工作。这是师级机关,人员都是各团调来的能人、高手,对工作的要求明显比团政治处要高,一个战士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处处小心谨慎,便是时时刻刻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不说得到领导的赏识,最起码不能让领导说“这么笨的兵是谁调来的”。这样批评的就不仅仅是我这个兵,还有调我的领导都要因我的无能而受牵连。

在总队借调一年多时间,和我一样借调的还有老兵涂维龙,我们两人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首要问题,深知一荣俱荣一败俱败的道理,从来都是相互补台而不拆台,相互合作而不内讧。每写一篇稿子,无论是谁采访、谁主笔,等到报刊上白纸黑字登出来的时候,署名都是“周广庭、涂维龙、张国领”三个人。

领导只要表扬就是我们一同受表扬,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借调的第二年,我被总队党委推荐到北京上学,第三年涂维龙被推荐到总队教导队上学,毕业后我俩相继提干。

我的提干命令是任阜阳地区支队阜阳市中队排长,作为初级指挥员,基层带兵是我最需要补上的一课,因为我在部队多年,从事的大部分是与战斗和指挥无关的工作,以前是战士,只要服从领导就行了,提了干,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上面还有各级领导,但我也成了带兵人,在我的排里,我是最高长官,是要发号施令的。身先士卒我能做到,但这指挥打仗还要从头学起。

当时我的中队长叫贺勤,和我是同年兵,带兵方面很有一套,正当我想虚心向他学习带兵之道的时候,支队又一纸调令,把我借调进了支队政治处。

支队是中队的上级,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我想成为一名合格指挥员的想法,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借调给搅黄了。

这次从中队借调到支队,阻断的不仅是我当一名军事指挥员的梦想,还阻断了我和基层战士的直接联系。

当时的支队政委叫李振安,是我在省军区独立六团时的老政治处副主任,正是他当宣传股长时,把我从七连带到团部参加新闻报道学习班的,在团报道组借调时,他又是直接分管的首长,他对我的爱好和特长一清二楚,借调我到支队搞新闻正是他的提议,可他不知道,我此时最想当的是指挥员而不是新闻干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更理解首长的好意,于是我放下指挥员的梦,安下心来搞新闻,用一年时间,把支队的新闻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使支队第一次在总队排名中进入前四名。

对于一个远离省会的地区支队来说,这个名次是历史性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是历史性的。

我还在支队借调着呢,却又接到了总队政治部的借调命令,直接把我从借调中又给借调走了。

支队借调使我没能再回过中队,总队借调使我没能再回到支队,而我的正式任命,仍是阜阳市中队的排长。

在支队借调一年多,又在总队借调一年多,那些在总队借调的日子,大部分被我写进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柴扉集》里。

调回河南之后,我本想不会再有借调的事情发生了,令我没想到的是,正式调到河南总队的第二天,我又一次成了借调人。

政治部领导要考察我的工作能力,让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我的行政关系先放到许昌支队,人借调到电视记者站帮助工作,一年之后如果能胜任总队的工作节奏,再调回总队,如不能胜任,那就只能到许昌支队上班。

说实话,对我来说这是压力最大的一次借调,因为它与我在安徽的数次借调情况都不同。

我刚调来河南,人生地不熟,到一个新的单位又不是正式人员,我的岳父母和妻子女儿还都在安徽居住,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住房分配、女儿转学、家属随军、找工作、我的职务调整等等一系列的大事情,都因为我的不能定岗而无法进行,稍有差池,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命运就有可能发生大翻转。

当时我的一位领导和我是同年兵,我是正连职,他是副团职,由于我是借调的,他处处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既要让我作为骨干挑起工作重担,又要让我表现出一切成绩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并且经常用“调进来”来提醒我别忘记自己的借调身份。

下属的所有工作成就,都归属于上级领导的能力,这个道理我明白,但令我想不通的是,有时为一项工作努力了半天,却被别人轻易给否定了,对此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借调人员。

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多次到总队医院诊治,医生在做了各方面的检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三个字:“压力大。”

我当时想不明白什么压力,后来想想,所谓的压力就是心情的不愉快,长时间的压抑和不悦,就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通过不同的症状反映出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病。

疾病,其实就是积病。

好在我的同事们心中都明白,我不是那种争权夺利的人,关键时刻大家帮了我的忙,使我在一年后顺利调入总队机关工作。

正式调入河南总队才一年多时间,又要借调到北京去,拿到调令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我在心中为自己祈祷,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借调,因为工作不稳定,心中就没有安定感,物力、财力、精力、动力等,不知要增加多少无谓的消耗啊!

作者简介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1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2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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