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别集（1）第一次进京是路过 | 张国领专栏
柴扉别集（1）
第一次进京是路过
张国领
以前听说我国有四大火炉城市，重庆、武汉、长沙、南京。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合肥成了中国的第五大火炉。特别是到了七八月份最热的季节，坐着不动亦会汗流浃背。
就是在1984年7月，合肥正热浪滚滚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去参加武警部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学习班。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浑身有了一股凉意，因为黑龙江是有名的避暑圣地，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光听听那名字，就有如沐秋风的感觉。
这舒爽不仅是想到了清凉的北方，还有很大成分来自这个点名让我参加创作班的通知书。我是一个入伍六年的老兵，总部竟然知道我的名字，这不能不让我有那么一丝丝骄傲。
自从1978年从河南到安徽当兵后，说实话，除了到过南京，我还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去黑龙江更是想都没想过，但我知道它地处祖国的大东北，齐齐哈尔又是在黑龙江的北部地区，听说过冬天的黑龙江滴水成冰，还有人说得更恐怖，冬天在野外解手，还没落到地上的水柱就能被冻成一根冰棍儿，若要继续解，这冰棍儿能把人顶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
不知道八月的黑龙江是冷是热?我问了几位同事，都说没去过，建议我最好准备点厚衣服，说那里有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火炉是冬天用的，西瓜是夏天吃的，意思就是温差较大，即使是八月也有寒冷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人们用的拉杆箱，我跑到市场上专门买了一个带轮子的大提包，把毛线衣、秋裤和棉大衣都装了进去，装了满满一大包。充分按照“晴天带雨伞、夏天带棉衣”的出门要诀准备，何况明明知道去的是寒冷的地方，不能遇到受冻的时候没有衣服可添加。
我和战友涂维龙，各自提着沉重的行李，登上了奔赴东北的漫长之旅。
合肥到黑龙江没有直达列车，中途要有两次转车，第一次转车是在北京站，到站后转换去黑龙江的火车。从北京出发的那趟车下午出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北京度过八个小时的时间差。
怎么让这八个小时过得有意义?按往常就在车站休息了，可我们等车这地方是首都北京，到北京不出站干等八个小时，那将是极大的浪费，流费时间，流费机会，也等于浪费生命。毛主席早就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不能在北京犯罪啊。
于是我们把包裹往车站寄存处一放，就往天安门跑。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对这个神往已久的地方，最想看的就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安门。记得小时候经常唱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因为快到中午了，此时去应该是看不到红太阳升起了，但看看天安门是必须的。
不料刚跑出去不远，就看到前面有一座建筑，上面竖着三个大字：“全聚德”。全聚德烤鸭那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吃，听说周总理接待外宾，经常是在全聚德里设国宴，可见它的名气有多大。面对这个饭店，我俩的脚步同时站住了，因为已经到了吃饭的钟点。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那一句经典的话：“走，尝尝烤鸭”。
人生二十四年第一次进北京，下次再来北京不知是什么时候，如果这短短的八个小时内吃了烤鸭又看了天安门，即是以后不来北京也值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走进全聚德烤鸭店，一问价格，服务员说如果是要一份烤鸭是六块钱，我一听伸了一下舌头，这可是我半个月的津贴啊。涂维龙也犹豫了，因为他一月只比我多拿两元钱。我拉着他的胳膊晃了一下，我们就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那意思是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吃，被六块钱的价格吓出烤鸭店，那丢的可是安徽的人，不管他们知不知道我们从安徽来，我们也要给安徽争口气。
两份烤鸭很快就端上了桌，这是曾经听说过没见过的北京人才吃得到的好东西啊。我像吃一般肉炒菜一样，伸出筷子就去挟，却被涂维龙给挡住了，他回头看看周围人的吃法，然后拿起一张和烤鸭配套的面饼，这饼分明就是我老家天天都吃的烙馍，只是比烙馍小两号。再挟起两块鸭肉，说是鸭肉，其实就是厚厚的油亮亮的鸭皮，慢慢放进面饼里，又挟起几节切开的大葱丝，放进面饼上，又挟起两根切得细细的黄瓜条，放在盘子里的黄酱上蘸蘸，也放在面饼上，然后卷起面饼把这些都裹起来，递到我手里说：“吃烤鸭要这样吃。”
我连一句谢谢也没说，迫不及待地接过来，放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因为我早就等得着急了。
这一口下去，只有用一个词形容最恰当，那就是“满嘴喷香”，那烤得焦脆的鸭皮，里面含的全是油，嚼了之后我能感觉出鸭油像装满水的气球受到挤压，形成多头油柱全迸射出来了，和面饼、大葱、黄瓜以及面酱掺和在一起，那味道是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时我就想到河南老家常说的那句话：“老是美”。
等吃到第三口的时候，我才尝出来那面酱和一般的酱是不同的，既有咸味，又有甜味，既有面味儿、又有酱香，这么多的味道和大量的口水混合，经慢慢咀嚼，再加上那鸭皮的焦脆劲儿，让你一时竟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汇去形容，如果写到书面上，我只能说是独特、独到、独有。
这顿烤鸭我们几乎是狼吞虎咽吃完的，一是没有时间细品，二是当兵的吃饭平时都有时间规定，五分钟之内必须用餐完毕，这已形成了习惯，好吃的就大口吃，用不着品味，先吃下去再说。我相信我和涂维龙每人用去半个月的津贴费吃的这顿烤鸭，当时都没有吃饱。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毕竟尝到了北京烤鸭，并且是在刚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即使以后没有来北京的机会，也少却了一分遗憾。剩下的中心任务是赶往天安门，不管天安门距北京站有多远，我们都要在天安门前照张像。
其实北京站距天安门并不远，但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导航，第一次到北京的我们并不知道实际距离。北京人好像犯有给外地人指路的恐惧症，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站下给我们指指路，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就说：“往前走就到了”。再问怎么走时，他们就激动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往前走啊。不会走啊？”那架势就像你欠他多少钱似的。最后是转了两趟公交车，花了一毛五分钱的乘车费，才到达天安门。
望着梦中无数次出现的天安门，想象中的激动没有出现，甚至还有点失望，因为它远没有电视上看到的壮观。不知是广场太辽阔把它衬托得太矮小了，还是看景不如听景的原因，总之它没有图画中的高大。无论高不高大，眼前的是真实的天安门，我和涂维龙观看片刻之后，就跑到广场中央的摄影点，每人照了一张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有了照片就能充分证明我们来天安门的事实不属虚构。
看看表，距发车的时间还有四个多小时，这时候完全可以在广场走一走，或者到故宫里走一遭。但我们只想到了一个地方——白石桥路42号。这是《人民武警报》社的所在地，报道员的职责是采写新闻，向报社投稿，《人民武警报》是武警部队报道员投稿的主要阵地。那时武警部队组建不久，各省总队领导都把《人民武警报》作为工作竞赛的擂台，三天不上稿，马上就有领导上门询问。平时都是把写好的稿件装进信封寄到报社，现在到北京了，不能错过认识编辑老师的机会。于是我们找到一名警察问了行车路线，直奔那个叫魏公村的地方。
报社的老师很热情，听说我们是从安徽赶来的，又让坐又倒水的，弄得我们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问我们带什么稿子了，到报社一般都是送稿的，可我们说这次没有带稿子，就是来认门，来当面谢谢老师们平时的关心。
当一位姓李的老师听说我叫张国领时，立即拿出一张报纸大样说：“小张是高产诗人啊，今天的报纸上还发你一首诗呢。”我接过报纸发现确有我一首诗《我是自豪的炊事员》。当时副刊编辑曹宇翔就在边上坐着，没人介绍，我也没有主动问，而是对着姓李的老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几天之后曹宇翔到文学创作班上给我们上课，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半开玩笑地说：“好你个张国领，以后再不会给你发稿子了，见了面都不理我。”这是玩笑，也是批评，我在人际交往方面，远不如老兵涂维龙老道。
第一次进北京，八个小时的旋风式造访，吃到了烤鸭，在天安门前照了像，看望了报社老师。物质的、精神的、工作的，都没有落下。下午我们坐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又从哈尔滨转车到了齐齐哈尔。
到达齐齐哈尔这个号称是丹顶鹤之乡的北国城市时，正值下午两点，八月的边城，艳阳高照，我突然想到包裹里那些我带了一路的棉衣和军大衣，不禁发出了一声苦笑，心想，但愿天气会突然来个大变脸，让我准备的这些重装都能排上用场吧……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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