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有望》（长篇连载）四卷 若为自由故 1

肖承均的来信加重了朱友剑的思虑，他经历的与肖承均相似却比他更严峻更糟糕。入夜，他梦见一个街坊小辈男人为他造好了墓碑，那所谓墓碑其实是一个桦树桩子，掰开树桩，里面藏着两条红色绶带，绶带上写着他的墓志铭。当他忽然醒来，颖悟到这个梦境是——“树碑立传”。可是他一翻身，又睡着了，他又梦到了戊戌变法6君子，第七个，也就是走向刑场的最后一个就是他朱友剑，一位朋友正用鳖血酒为他饯行……

当他真正醒来时，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他能听到远处老人喊山的声音，和马路上还不太拥挤的汽车鸣笛。他起床，刷牙，心里挂着自己拍板将要付梓的《自由主义的先声》，默念着自己近日写的诗句：“我的每一段故事 /都是刮起在昨日的风/ 风啊/昨日动不动就是风!只想洗掉风行的记忆/  我找到了河—— 河流也只是一部/由风挑逗的波浪格斗的书!”洗漱完毕，他走出胡同，到了街上，吃过火烧豆腐脑，然后散步到最近的车站牌等过路出版社的公交车。

他很规律地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单位办公室里。他觉得当官，自己不是那块料，自己最擅长的是编辑与写作，只有发挥这一长处，才能为社会作些贡献。事实证明，他走的路是正确的。在出版社工作的短短4年里，他不仅先后主编、编辑出版了40多本书，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部文学评论专著，一部文革研究专著，二审稿件50余部，编辑出版了150余种书。作为编辑室主任，他复审的书稿500多本，许多媒体包括电视台，报纸刊物等多有报道、转发和评论，成果之大在同行中是少见的。

就个人私下的学术收获，他最得意的是有关文革的思考，他几乎写出了一部充满辨析与辨识的。他的睿智和愤怒，深深地埋在书页中，融化在字里行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改造成“七无”之人，不仅国家被彻底改造了，人民也被彻底改造了。以“无产”消灭“有产”，将有产改造成“无产”。无产者无德无知无法无畏无情，自然也无美无能，最后只剩了无赖，白卷先生成了革命英雄。他心里庆幸，那个时代终于成了昨天，骤雨不终朝，那粉红的畅想曲，早已变成了历史书页中老实的蝴蝶。

古代学者曾为考证某文、某句、某字的真伪耗尽心血，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典籍。出版者肩负传承文化的责任。他立志做学者型现代出版人，做现代出版家。他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能不能选择好书稿，能不能抓住一流的作者，要靠编辑的眼力。编辑的眼力来自于广博的学识、敬业爱岗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一直这样认为：编辑出版的至高境界是要时时地拷问自己的良心，是否担当起了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责任。好在他是个编辑室主任，多少有些自主权。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他努力营造一个宁静、平和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编辑室。

他认为，编辑要主动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研讨班和文化讲座，这样能够认识很多人，得到很多信息，他很注重广交朋友，是为了发现好书。一旦发现了好作者，他就常年保持联系。朋友聚会、以文会友。大家聚在一起，随便聊天，有书带书、有报带报，互相赠送。来参加聚会的有新闻界、出版界，编辑期刊、作家诗人、教授学者，大都是文化圈的人，聚会确实能提供不少出书的信息和稿源。还要随时注意阅读和关注有关出版方面的期刊，从中获取信息。

他认为，出版人要会看书，会买书，会卖书，会编书，会写书（起码要学会写书评）。他在他所领导的部室，每年进行若干次读书学习交流会。要求大家每人每年读6到12本书，写2到3篇书评，争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为一名编辑，为了能向社会多奉献一些格调高雅、品位较高的作品，他在深入社会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常常与作者认真协商，反复推敲，为作者出谋划策。编书多年的他，不忘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怎样处理好这三个上帝的关系，找准他们之间的平衡点，往往让他迷茫和困惑。

图书的选题是前提，编辑是基础，发行是保证，这三者缺一不可。作为一个编辑来说，容易被忽略的往往就是基本的常识：一是为什么要编书？二是怎样编好书？三是这本书出版后有什么用处、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出他的最大的用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出版行为除了传承文化，又是一种商业行为。图书的发行量、读者的需求是首先要考虑的。在不违背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去赚钱；因为赚的钱越多，出版事业才能做得越大。应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编辑发行机构，这样出版才有前途。现有的出版体制，“官本位”管理方式，与文化的产业特性相悖，阻碍了出版单位的市场化运作。现在他所供职的出版社的出版体制、发行方式还有许多落后的、封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政企不分、书号有价、行政发行，尤其是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思维模式，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为此，他常常迷茫、失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