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谢寿光正式卸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一职，结束了自己在这家出版社二十余年的服役。总结出版人谢寿光的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并不容易但有必要。这是一段长达38年的漫长远征，充满了鲜花着锦般的盛景，也不乏筚路蓝缕的种种艰辛。这段路途折射出了一代出版人的艰难求索，也势必会激励无数后来者在这条光荣的荆棘之路上继续前进。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为管理者，谢寿光的身旁从不缺少荣誉：他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出版系统里最早享受此项待遇的编辑之一，1996年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200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9年获评第十届“韬奋奖”，2017年摘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后，他已基本实现了国家级出版奖项的“大满贯”。然而仅凭奖杯和证书还不能完全展现这位出版领军者职业生涯中的斐然业绩。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管理者中，谢寿光可谓独树一帜。这种独特性不仅在于他是当今出版界执掌一家出版社时间最长的社长之一，更在于他20年来不断的开拓创新带给社科文献出版社乃至整个学术出版领域的质变。
说谢寿光重塑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并不为过。在他的带领下，这家出版社从一个员工不足30人、年出版图书不足100种，随时面临被合并风险的无名小社发展为如今年出版数千个品种，销售收入近4亿元，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均居全国前列的学术出版巨头。在一众国字头和百年老社中，创社35年的社科文献社挣得了自己在学界和读者心目中的一席之地；而他们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为学术出版领域带来了全新的产品形态、服务模式与行业规范。在挽救一门手艺的同时，谢寿光也把学术出版做成了一门绝佳的生意。编辑的价值在他手中重新被唤醒，并在社科文献社这块“试验田”上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把时间推回数十年前，哲学系毕业生谢寿光是带着一股“气”推开出版社的大门的。“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如是提法在业内已经流传多年，出处难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谢寿光在一位知名作家的演讲中听到这句话后一直耿耿于怀。在厦门大学的四年间，谢寿光愈发陶醉于偏重知识的分类整理的法国哲学传统，而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则成为了他的精神偶像。而在文化地图的另外一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上世纪的头三十多年中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令这位学界新人为之神往。“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仅因为创造，积累的作用同样重要。”谢寿光如是说。在他看来，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才干非凡的人来进行知识的整理与传播，从孔子到狄德罗，从《史记》、《四库全书》到《康熙字典》均是如此。在他心中，整理者的形象无比神圣，因此，他义无反顾选择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期间，谢寿光先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社会学卷”编辑工作，与很多一流学者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并把注意力从哲学转到了社会学领域。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过程中，谢寿光又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编辑出版了105卷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经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5年的浸淫，谢寿光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积累与规范性训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谢寿光愈发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编辑绝非“三流人才”，在任何一个时代，编辑之于学术进步的作用都不亚于学者自身；而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浪潮的到来，当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时，编辑的价值将会愈发凸显：“编辑是内容价值的发现者，是站在时代知识前沿的人。如果做到这一点，无论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无论机器人有多么聪明，编辑的作用都不会被取代。”谢寿光说。编辑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过去二十年间，谢寿光一直试图以自身的努力破除这一积弊，还编辑一个平等的地位，外界的观点猝难改变，他便从自身入手——方法是重塑编辑的专业性， “首先要建立自己独特、规范的话语体系。”谢寿光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打造中国版的《芝加哥手册》——这部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自从1906年出版以来，始终被美国出版界视作学术来稿的通用标准，历经百年洗练屹立不倒。来到社科文献社的头一个月，谢寿光把自己过去15年编辑百科全书时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整合，写就了《社科文献编辑条例》，此条例先后修订十余次，由第一版的三万多字延伸出编辑手册、作者手册、图书印制手册、皮书操作手册、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操作手册等多个版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并最终以“SSAP手册”的身份面市，为未来学术出版从写作到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提供一份纲领性的详尽指南。谢寿光把“SSAP手册”当做贯穿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件大事，随着手册的逐步落地，社科文献社也在步入全新的纪元。这个纪元的关键词依然是编辑。“我们最初做产品、做品牌，现在我们要做文化。而一种文化如果想要传承下去，核心在人、在编辑。”谢寿光表示。成为社长之后，谢寿光几乎没有享受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有超过半数的周末，他都是在各地的学术会议上，与学者们一起度过的。在从事出版行业的30余年里，他自称为“学术票友”，“混迹”于国内国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他带研究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课题，每年完成的课题成果完全能达到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考核标准。“毕竟我原本就对学术情有独钟。”谢寿光如是说。在这份钟情之上，谢寿光也成功把社科文献出版社打造成了一家编、研任意切换的“学术旋转门”。在他看来，学术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有出版经验的学者的参与；而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出版强国，则要靠大量学者身份转换为出版者。因此他为社科文献出版社吸纳了大量的学者型编辑，可以在一家出版社里把高校里社会学的专业课开全。同时他也强调编辑不能放弃做学术的能力，鼓励编辑在本职工作之外写作、搞研究。如今社科文献社承担了九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其数量甚至超过部分院校，也有越来越多的编辑拿出了自己的学术专著，获得了学界的认可。从“三流人才做编辑”到“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社科文献建立了一套以编辑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和流程规范。“后来者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去修正，但不会推倒重来。”谢寿光说，“如果不用推倒重来，那我的职业生涯就算成功了，社科文献也就能够真正成为一家百年老社，甚至可以活得更长久。”“我们是带着梦想来经营这家出版社的，这个梦想就是为这个时代的学术做一点应有的贡献。”回顾自己执掌社科文献的这二十载风风雨雨，谢寿光曾给出这样的总结。而谢寿光为这个时代的学术带来的贡献不仅有出版的众多作品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还有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厚重“家业”——除了学者和出版人的双重身份，他还是一个敏锐的文化企业管理者，是一个敢于创新的“生意人”。在他手中，文明的传承不再是一项“君子固穷”的苦役，学术出版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商业可能性。纵然身为“50后”，谢寿光却是整个出版社里最早使用苹果手机的人之一——持续的观察研究带给谢寿光这位出版领军者的不仅有知识，还有对新生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在其出版生涯中，谢寿光也一直以改革的探索者和出版新业态的开创者的形象示人。在谢寿光看来，是否具有创新精神“与年龄无关”：“出版的本质是创新，是要和时代一起脉动的。哪怕有一天停止创新，就会迅速落伍出局。”接手社科文献之际，谢寿光不仅胸怀梦想，也对学术出版的积弊有一针见血的认识：随着学术专著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被论文超越，在论文写作向规范化大步迈进的同时，学术图书却日渐边缘化，沦为了给钱就出的鸡肋。这是一个下沉的螺旋：专著越不受重视，单部作品所能获得的出版资助就越少，图书出版者只能降低标准、扩大产出，结果就是出版物的数量上来了，质量却泥沙俱下，被评价体系进一步边缘化。在传统的出版者习惯于从作者身上攫取价值，已近竭泽而渔之际，身处谷底的谢寿光提出了专业出版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为作者提供价值增量，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探索市场化的可能性。应运而生的，便是日后激活了整个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皮书”最早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在英国，按颜色分有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而谢寿光创造性地把“皮书”作为一种出版品类来看待，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周期性出版的、关于某地域或领域的智库类产品，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法制、医疗、教育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适合阅读，还能作为权威信息源被各级党政决策部门、企事业单位使用。皮书在社科文献社的横空出世颠覆了专业出版领域的诸多“铁则”。曾经的学术出版并不讲求形式上的一致性，但“皮书”却以整齐划一的姿态迅速形成了品牌效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出版过去也不看重选题的时效性，而“皮书”丝毫不避讳自身的时代特性，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呈献给有需要的人；营销之于学术出版机构一度被视为屠龙技，但社科文献社却在“皮书”的推广上花样频出，曾斥巨资在北京公交车身上投放广告进行宣传；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之前，“皮书”就已经启动了向数字化转型的尝试，开始将自身数据库化……迄今为止，社科文献出版社累积出版“皮书”几千种，成为中国最大、最主要的智库成果出版单位，经过20年的发展，连续入选“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皮书”系列已经成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乃至中国社科界的学术品牌，并完成了从单个产品到系列、集群，再到品牌、平台的跨越。随着中国皮书网、皮书研究院、皮书数据库的相继诞生，皮书在丰富出版内涵的同时，也在扩大着出版的外延，一条日渐完善的产业链正在形成。“皮书”的成功也坚定了谢寿光的信念：学术出版不是服务，而是赋能。出版者只有拿出自己的实力来，才能真正和学术研究者“玩到一起”，组建学术共同体。步入新时期，面对汹涌而至的技术革新浪潮，谢寿光多年前就审时度势地提出：目前传统出版社的唯一出路是尽快实现从传统纸质出版商向新型内容服务者的转型，并致力于从内容资源和数字平台两个方面实现传统出版的再造。他不排斥学术出版补贴的模式，但在他看来，出版社需要补贴的绝不是纸张、印刷的成本，而是编辑为一部作品注入的劳动，是营销产生的社会和市场效益，是数字化和国际化带来的多种转化。“到社科文献来出一本书，和你在其他给钱就出书的地方出书完全是两个概念，这就是价值的放大，也是我们能一路发展至今的核心竞争力。”如今的社科文献社是如何服务自己的作者的？在图书编辑、出版的业务之外，社科文献社还提供包含电子书、音视频、数据库等多元化的数字产品服务，提升科研机构和学者在数字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出版领域，该社与全球40余家知名出版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合作出版外文版学术图书近百种，向世界展示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和最新学术成果。在学术作品的传播上，该社力求推动学术成果价值最大化，所有在该平台上出版的学术成果都将以多种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覆盖海内外3000多家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并上架各类电商和知识付费平台进行全网销售。在项目申报方面，该社协助作者申报各种研究和出版资助项目，为作者提供专业的申报咨询与辅导。与此同时，谢寿光也在探索这学术出版的外延，试图提升一家专业出版社的综合实力和品牌认知。从本世纪初，他就对社内专业与大众出版的结合尝试予以了很高的自由度，这份耕耘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甲骨文、启微、索·恩等一系列出版品牌在这片沃土上脱颖而出、迅速成长，引领了出版社开设内部工作室、出版基于专业的大众出版作品的浪潮，也让社科文献出版社真正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出版品牌。让编辑不再继续沉沦，为学术出版找到出路——为了这个简单而宏伟的理想，谢寿光已奉献了自己的半生。卸下社长的担子对他而言也绝非终点。如他所言，未来社会学，学术出版和智库领域仍是他继续钻研的目标。传奇仍将继续，前方还有更高的山峰等待着勇士去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