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异域文心：汪德迈教授系列讲座小记

编者按：惊悉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遽归道山，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全体同仁深感悲恸！汪德迈先生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学等多个领域内均有精深造诣，是国际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汪先生曾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以讲座教授的身份来基地访问，并开设主题为“基于占卜学和《易经》的中国文化与源于神学和《圣经》的西洋文化之比较”系列讲座，数百位学者、研究生先后聆听讲座。不久，他又决定将其部分藏书赠予基地汉学图书馆，以助益中外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深厚学养与崇高品格让基地同仁倍感钦佩，我们坚信，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对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毕生倡导，一定会随着他的著作永存不朽。

异域文心：汪德迈教授系列讲座小记

程苏东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应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之邀，在北大开设了系列讲座，主题为“基于占卜学和《易经》的中国文化与源于神学和《圣经》的西洋文化之比较”，讲座共12次，数百位学者、研究生先后聆听了讲座。

汪德迈教授1928年出生于法国南部，1945年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先后主修汉语、日语和越南语。1962年，获法国高等研究院实践学院第七学部文学硕士学位；197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越南、香港、日本、法国等地的学校及科研机构工作，并于1973年至1979年担任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教授，主持这个极为重要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中心的工作。1979年后，汪先生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89年12月，他被选为法国远东研究院院长；之后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儒家思想史，并任该院院长直至退休。汪德迈教授的研究涉及东方文化各个地区和领域，著有《新汉文化圈》、《王道》等学术巨著，并于1980年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此次汪德迈教授的系列讲座是他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在数十年汉学研究的过程中，汪先生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造成东、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价值取向、社会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巨大差异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在他的新著《中国文化：在占卜中湮没的神性与在文字中消失的动词》中，他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源自两者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与宇宙、宗教观念。中国文化以表意文字为载体，根植于占卜学与《易经》，而西方文化以表音文字为载体，源于神学和《圣经》。文字系统的差异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不同，并最终推演为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

汪德迈先生在基地的学术讲座

在这一主题下，汪先生首先力求从学理上论证中国文化与占卜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整个讲座的主体。汪教授指出，在关于文明多样性的研究中，大多数人文学者、特别是语言学家非常重视对于“语言”的研究，而他们所理解的“语言”，主要指的是口语而不包括文字。他们认为，作为“言语”的口语是语言最为重要的表现层面，而作为语言之记录载体的“文字”则是相对次要的。对于这种观点，汪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发展演变，固然主要是由其口语之间的差异构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发展，却无疑依托于文字的推进。当语言以文字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之后，文化乃可以用这种不断积累的方式逐渐发展、推进，最终达到一定的高度。相反，如果没有文字，则文化只能更多地停留在不断重复的原始阶段，一个最为显见的例证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始终处于比较原始的发展阶段。因此，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汪先生指出，西方文化的母语是希腊语，她采用的文字不是由希腊本地人发明的，而是从上古时期一些近东语言的文字派生而来的，是一种表音的书写系统。至于中国的文字——汉字则完全不同，她表现出三点差异：首先，汉字是由中国本地人所发明的。其次，汉字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第三，汉字不是一般记录口语的载体，而是基于一种叫做“文言”的特殊语言系统。汪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早期中国的文字会表现出相对于口语的独立性呢？汪先生选择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系统：甲骨文作为他研究的切入点。他指出，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甲骨文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绝不可能是原始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曾有更为原始的文字，但它们或许被写在木头、树皮、兽皮等易腐烂的材料上，因此最终消失了。相反，甲骨文刻在不易腐烂的牛骨和龟甲上，因此得以保存完好。据此观点，甲骨文只是第二代的文字，那些第一代的文字必定存在过，只是如今尚未被我们发现而已。

对于这种观点，汪先生表示反对。他认为甲骨文就是第一代的汉字，并通过汉字使用领域的扩展来论证他的观点。他指出，甲骨文之后的一代文字是金文，也就是铸刻于青铜器之上的铭文。因为这种新的文字应用方式是记录在青铜器上的，因此它得到了完好的保存。根据现存的青铜器资料，我们知道，金文萌芽于殷商武丁王朝中期。在这个阶段，铭文一般仅有一、两个字，通常是祖先的庙号，有时在庙号之前加上亲属的称谓，如考、祖、母等。显然这代表了金文的早期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也正是甲骨文刚刚出现的时期。我们知道，在商王武丁之前两百年左右，已经出现了用作武器的青铜器，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甲骨文之前一代的古文字，为什么这些最古老的青铜器都没有铭文？因此，我们应该承认，武丁之前的青铜器之所以没有铭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

不过，汪先生接着指出，在武丁王朝的时代之前很久，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以及青铜时代最早的铜器上，发现了不少类似汉字的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类似汉字的符号，虽然有一部分后来被转换成文字，但就其本身而言，仍与文字相差殊远。文字的基本特征，是从属于一个组织文字、使文字得以有序结合的结构系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语法系统。否则，就只有符号，而非文字。那些留存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符号，都不是任何语法结构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一些单一的元素，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们看作文字。

那么，甲骨文为何从一开始就呈现为一个高度成熟的文字系统？对于这个问题，汪先生的解释是，甲骨文并不是由普通人逐渐探索发明的，而是由上古时代中国社会中学识最高的占卜者非常巧妙地发明的。他以较甲骨文产生更早的苏美尔文字作为比较的对象：与汉字一样，早期的苏美尔文字也是一种表意文字，但与汉语中文言与口语之间的独立性不同，苏美尔文字旨在将口语书面化。最初发明这些文字的是商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贸易。由于他们感兴趣的对象主要是用于买卖的橄榄油、谷物、葡萄酒等，因此他们最初创造的是一个个相当幼稚的象形文字，后来笨拙地系统化成楔形文字。但是，随着文字系统的发展，造字者难以造出足够多的表意文字，因此，苏美尔文字最终被表音文字所取代，而在中国以外所有地区的文字最终都发展为表音文字系统。

在殷朝的中国，文字发明的背景则完全不同。创造文字的需求并非常见的买卖实践，而是已经高度合理化的、卓越的占卜技术。从一般的骨卜、到选择龟作为占卜用具，再到利用钻凿技术进行龟卜，到武丁时代，利用具有标准化的卜形兆坼进行占卜的技术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为了使得这种占卜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占卜者们必须仔细观测大量的兽骨和龟甲，对它们所呈现出的兆坼进行总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的过程中，占卜者们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仅仅依靠他们的记忆，显然无法记住那些数量庞大的兆坼分别对应着哪些具体的事情，除非他们找到一种便利的方法，把每次占卜的事由要点记录在龟甲上，这种基于大量占卜实践的总结才变得有实现的可能。汪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记录占卜要点的目的构成了创造汉字的必要性，而这种特殊的必要性也使得汉字在产生之初就与口语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在论述龟卜发展的过程时，汪先生特别强调了中国龟卜的“科学性”，换言之，虽然龟卜本身无疑是一种迷信的做法，但是，商代的卜者们在占卜的过程中却十分注意方法上的科学性：他们努力使兆坼变得更有规律、更具有可控性，努力使灼烧后获得的兆坼呈现有限的几种形态，例如：

汪先生认为，这种“科学性”的追求使得占卜近乎成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占学”（王夫之语），而占卜者在长期观察、总结兆坼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尝试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命名这些不同的兆坼，而最早的文字——“卜”也就由此产生了。

一旦发现了“卜”作为文字的性质以后，占卜者就在“卜”的基础上创造类似的文字。由于他们的目的是要记录占卜的操作，而要使得占卜的过程得以记录，至少要包括三个要点：即范围、本事和结果，因此，对应于甲骨卜辞，也就分别呈现为序辞、命辞和占辞（有时包括验辞）三个部分。汪先生在这里强调，文字不仅仅是符号的串联，而是从属于具有系统性的、有机的“多项式”，甲骨卜辞中的这些符号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文字，正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汪先生认为，卜辞成为了汉语文言的基础，尽管它们本身尚显得非常形式化，甚至类似于某种数学方程式。

关于甲骨卜辞对文言文的影响，汪先生从“意群”和“意表”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在“意群”的层面，汪先生指出，甲骨卜辞一般包括序辞、命辞、占辞和后辞几个部分，而其中有可能成为文章之萌芽的，是所谓的“命辞”部分，以及对命辞进行复述并记录其结果的后辞，或谓之“验辞”。至于序辞和占辞的部分，则是非常程式化的记录，很难发展为真正的文章。从“命辞”和“验辞”的情况来看，它们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突出的简明性，一般只用四五个字概括整个事件；其次则是独立性，也就是每个命辞只记述一个独立的事件，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命辞是占卜“方程式”的一部分，而占卜的目的仅仅是预测某一特定事件是否会发生，或者这个特定事件的结果是否吉利，因此一次占卜只会关系一件特定的事件，不会与其它事件相联系，如果有其它的相关事件，则它们会另行占卜，不会在同一次占卜中卜问。

汪先生认为，作为由卜辞中的命辞部分发展而来的文言，其语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首先是非常简明，一般一句话也只有四五个字；其次是单质化的、相对独立的。因此，文言的句子结构通常表现为并列式，几乎很少出现分句（从句）。这样的语言结构对于思想不能不产生影响，例如和西方哲学比较起来，中国的思想家不太使用因果这一概念范畴，而在西方哲学中，探讨因果联系是最为基础性的哲学思维。由于中国文字的产生基础是占卜师的卜问，因此，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更加注重事物、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它们并不一定强调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反而更加关心如何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透过对此物的分析了解彼物。

其次，从“意表”这一层面来看，属于甲骨文的卜辞是一种直接表意的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表意文字系统”。我们知道，表音文字虽然不是直接表意，但它最终也是为了表意，因此它们可以称之为“间接表意文字”。众所周知，除了中国以外，古代苏美尔、埃及等地区也曾经使用类似的表意文字，但是这些地方后来都或早或晚地抛弃了表意文字而使用表音文字。而中国文化则完全不同，表意文字不但为文言所继承，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并且成为当今世界中唯一使用表意文字的文明。或许也正因为这种独特性，五四时期的现代主义者们一度认为表意性的汉字是落后的，是一种没有发展到表音水平的文字，迟早要被表音文字所取代。在他们看来，由表意向表音的演进是科学的发展规律。对于这种看法，汪先生表示不能苟同。他指出，汉字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科学的文字体系，或许在书写或者印刷方面，汉字比之表音文字较为不便，但方便不方便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并不能代表其是否科学、合理，更何况随着电脑的使用，汉字使用的方便性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说汉字因为不方便而需要拉丁化，等于说拉小提琴太难，应该把小提琴取消而代之以口琴，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为什么汉字没有转变为表音文字呢？汪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汉字乃是沿着另一条路进行发展，在它的发展轨迹上，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或许比表音文字表现出更大的科学性，这一轨迹就是“六书”。汪先生指出，六书的理论虽然直到汉代时期才由许慎进行了总结，不过，在甲骨文中，六书的造字、用字方法已经被无意识地使用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贞”和“占”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是基于“卜”而创造的会意字。汪先生不同意那种把“六书”完全视作后代文字学家在进行汉字分析时总结出来的规律的说法。他认为创造甲骨文的人，也就是那些兼任史官的占卜者，已经在思考这项天才的设计：利用已经造好的字来创造更多的新字，这就是许慎所言“六书”的核心。

汪先生进而将这种文字构造层面的差异推衍到思维方式的领域。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字——义，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字——音——义，在西方，由于字只是声音的记录，因此它们可以任意创造新的专有名词来指称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哲学中的范畴总是被区分得十分仔细，例如哲学最为发达的德国，其使用的德语就非常善于利用变格等方法产生新的概念。而中国则不同，由于字是表意的，因此思想家用于思维、表达某种意义的汉字只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例如在中国哲学中具有原初性的概念“气”、“道”等，同时也是一个生活中使用的概念，因此，思想家很难对它的具体意义作出严格的界定，并将其与其它概念区分开来，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其难以形成西方哲学中的大量专业概念，进而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汪先生捐赠给基地的越南刻本

汪先生指出，不太擅长创造概念，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不足。二十世纪以来，借助于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大量的西方哲学概念进入中国语言中，不过有意思的是，最早从事这项翻译事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几乎与此类似，在中唐以来，主要记载口语的变文开始发展起来，而大量创作、使用变文的，是精研佛教的和尚，而佛教同样是来自使用表音文字的印度的。到了宋代，之所以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像朱熹这样的思想家开始尝试界定一些哲学概念，也是因为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人往往难以纠正自身文化的缺陷，而需要通过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行调整。

不过，汉字在创造概念、哲学思辨方面的劣势，却成就了其在文学领域内的巨大成功。汪先生认为，由于汉字在产生的过程中，就是基于一种严整的“六书”结构，以至于几乎每个汉字都有相当多声旁、义旁相同的“亲族”，这使得每个汉字都处于一个“字汇”的“矩阵”中，并最终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文”的发达，而由龟卜所激发出来的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相关性的想象，也在文学的领域内得以纵横驰骋。汪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巨大成功，与早期占学、汉字的发展历程是密切相关的。

在论证了占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后，汪先生又以《易经》的形成过程为基础，继续论述了基于占学的《易》学对于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和宇宙观念上的影响，并最终以“相关主义”作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概括。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梳理之后，汪先生指出，西方文化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首先，它在发展中使用的主要文字系统是表音文字系统，它不是由西方人创造发明的，而是从古代近东借来的。之后，西方人运用这种系统所建立的文学，是基于口述历史的神话和史诗(口头文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这些故事里，很多自然现象或是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被赋予“神”格，柏拉图首先在他的诗学批评中提出了这种“神学”，随后亚里士多德又发展了这一理论，称之为“论非物质实体的形而上学”。犹太教、基督教都是采用这种形而上学理论去构建自己一神教的合理性和教条。可以说，一切的西方哲学和科学都是基于这种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直到尼采宣告“上帝之死”以及海德格尔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即便如此，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这种神学世界观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第一，神学的世界是上帝的一种创造，它有开始也有结束。而在中国的占学思想中，宇宙是不断变化、无始亦无终的。第二，从神学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戏剧(或者说是“悲剧”)，历史的戏剧性通过一种原始神话精神的回应得以体现：戏剧从“原罪”开始，以“救世”为结局。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历史并不被视为一个悲剧，而是五行相生相克的不断循环。

总之，汪先生指出，基于这种神学世界观，西方人认为宇宙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神创造的，而这种创造本身是基于神的理性意志的，因此，西方人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有其因果的，他将这种思维方式概括为“因缘主义”。

袁行霈先生向汪德迈先生赠送《中华文明史》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汪先生分别从数学、医学、天文学、星占学、文学等多个角度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又将西方的法制传统与东方的礼制传统进行对比，指出基于占学的“相关主义”和基于神学的“因缘主义”对两种文明的发展形态产生的全方位影响。

在聆听汪先生精彩讲座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先生研究的这一课题虽然非常宏观，但他非常注意从基础的文字研究、文本研究入手，在大量具体论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汪先生非常注重对前人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吸收，他经常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讲的只是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和认识，而这些思考的基础，是中国学者丰富的既有研究成果，他经常在讲座中引述王国维、郭沫若、胡厚宣、张政烺等学者的论文和观点，体现出对中国学术界的尊重。至于李约瑟、葛瑞汉、白川静等欧、日学者的研究成果，汪先生更是十分熟习。其以耄耋之年而博闻强识，令听众敬佩不已。

而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汪先生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汪德迈先生反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主张多元的文明观。一方面，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对欧洲的文明传统、社会制度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他对中国的文明、社会制度也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并表达了强烈的兴趣与期望。在讲演的最后部分，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人不应该消极等待西方社会给出答案，不应该盲目学习西方的方法，应该有基于本土文明传统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仅会给中国文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可以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同时，也时常伴有东方主义的思潮，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或是刻意轻视，或是有意美化，事实上仍然是一种以西方为本位的文明观，而汪德迈教授这种基于学术的观念，较之那些傲慢的西方中心论者或者浪漫的东方主义者，无疑更令人敬重与信服。

汪德迈先生为基地题词

汪先生在北大期间，笔者作为助教，有幸聆听了全部讲座，并在私下与汪先生有较多接触，深深感佩先生学养之深厚与为人之谦逊，是以特撰此文，以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汪先生也曾多次表示，在北大的这个冬天，会成为他人生中非常愉快的记忆。在讲座结束后，汪先生慨然表示，将其长期收藏的汉、日、越、法、英、德等多语种的学术图书、期刊捐赠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汉学图书馆，希望这些珍贵的学术资料能为更多的学人所使用。

图片：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编辑：郑 倩  谢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