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合肥│合肥这些书院，你知道多少？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
从三百年前恪守“文风须向上游争”的巢湖书院，到如今教育人才辈出的黄麓师范，从古镇三河到诺贝尔领奖台上的杨振宁……历史见证了这一方水土的繁荣，千年时光不改巢湖之畔的“好学之风”。
“北有黄麓，南有晓庄”
“好学之风”在此流传
从三百年前以“文风须向上游争”为恪守名言的“巢湖书院”，到如今培育多样教育人才的“黄麓师范”，百余年来，“好学之风”一直在这里延续。
“隐居”于巢湖边一个秀美乡村的黄麓师范，其前身是民国十八年爱国将领张治中在其家乡洪家疃始创的黄麓学校（六年制小学），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当时，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开启了“师范教育下乡”的先河，大获成功。这让张治中很动心，回老家开发一块“试验田”，发展农村教育。
初创的黄麓学校面向全省招生，主要为农村小学培养中低年级教师，第一年就招收高小毕业生约100人。学校设立社会事业辅导部，指导高年级师生“下乡”，在东至烔炀、西至施口、北至撮镇、南至姥山的乡村，创办农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也正是因为这所乡间学校，当地的儿童、青年们才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读书的风气渐渐展开。据记载，1935年，黄麓各区农村学校、短期小学班，共有就读学生近4000人，巢湖之滨的广大农村有了“文化味”。
当时，黄麓学校的教育受到普遍赞扬，成为乡村教育的楷模，闻名中国大江南北，甚至与晓庄师范比肩，有着“北有黄麓，南有晓庄”之说。战火沧桑，黄麓师范几度曲折、历经艰辛，至今依然矗立于江淮大地、巢湖之滨。
（图自巢湖发布）
在抗战前的10年，黄麓学校试行“教学做合一”“小先生”“艺友制”，实施多种办学形式、多种学制并举，不仅培养造就了大批乡村教员，而且方圆近百里的民众上万人受到了国民教育或民众教育，从而推动了普及义务教育和乡村建设，其影响及于全省。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师于民国二十七年春停办，师生或流亡后方，或在家乡参加抗日活动，有的投奔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于民国三十五年调整全省中等学校布局，在张治中的大力赞助下，将全椒的省立古河师范迁至洪家疃，更名安徽省立黄麓师范学校。
根据校史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款扩建黄师，除办好师范和实验小学外，1950年在张家洼增办了附中，1951年试办了中文、数理等专修科，培养初中教师，并举办函授教育，帮助在职教师进修提高。1953年暑期，根据安徽省调整整顿师范教育工作计划，将黄师试办的专修科并入芜湖皖南师范专修科，将黄师师生及部分设备调往合肥，改建为合肥师范学校；同时将巢湖师范与巢县初师合并，迁至洪家疃，建立新的黄麓师范学校。
（图自巢湖发布）
新建校园“民国风”十足
至今已培育3万名教育人
如今，提及“黄麓师范学校”很多人并不陌生，新建后的校园不仅历史感十足，更是一处“民国风”打卡地。
沿着环巢湖大道一路向东抵达黄麓师范学校，青砖黛瓦、拱券柱式的建筑风格让这座“隐”在巢湖之畔的学校别有韵味，校园内四栋历史仿古建筑——桂翁堂、大礼堂、科学馆、思源堂，也仿佛述说着这里的百年历史。
校园内，一尊汉白玉的张治中先生雕像矗立眼前，身后就是新修缮的思源堂，“黄山钟秀，巢水清苍，平畴沃野，稻熟麦香”，堂前一块“思源堂铭”记录了这栋建筑的寓意，旨在教导学生“饮水思源”。
新建的黄麓师范。
桂翁堂建成时，张治中从南京移栽广玉兰一棵、龙柏两棵作纪念。据考证，这棵广玉兰最早栽种于1885年的金陵大学农学院，由张治中从南京空运过来移栽。后来张治中回乡视察期间，曾经多次在桂翁堂向黄麓师范全体师生演讲，传播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鼓励学校师生要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如今的桂翁堂布置为展览室，展示黄麓师范近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以及张治中为乡村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黄麓师范也一直坚持张治中将军教育兴国的理想，秉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为国家教育事业培养了3万余名教育工作者，毕业生遍布海内外，特别是合肥地区中小学及幼儿园，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及幼儿园的管理干部，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新建后的黄麓师范学校别有韵味。
“有书声，有线声
有孩儿声，才是人家”
合肥自古崇尚诗书、重视教育，大大小小的书院、学塾遍布街巷，历代考取进士百余人。今天的合肥，细细寻觅，依然能探得“诗书礼仪古庐州”的踪迹，穿越千年光阴仍然书香弥漫。
“蒙以养正，圣功也”，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重视儿童教育。古代的“小学”，称为“蒙学”。
一直以来，学塾是蒙学的教学主力，在民间尤其是农村颇为流行。蔡传轼撰写的《旧时的合肥学塾》中记载，古庐州的学塾源远流长，或是富贵人家请老师到家里教书，称为坐馆，亦称东馆；或是教师在家设馆教学，称为私塾。两者之中，设馆最多，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东馆在上世纪30年代就逐渐绝迹。
在合肥，曾有一块石碑上的内容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书声，有线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足见合肥人的教育情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庐州人家一定会送孩子读书，有些贫寒家庭宁愿“勒紧裤带”，也决不轻废子女学业。学塾属于私学，入学不用考试，只要征得老师同意即可。古庐州人尊师重教，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先生是引导前程的人，应“视师大于父”。
新建后的黄麓师范，历史感十足。
包公书院，位于包河之洲的香花墩，正是今天的包公祠所在地。常有合肥人说，香花墩是包公年少读书的地方，其实不然，它是后人为纪念包公而建的，起初为寺庙，明代改建为包公书院，供包公后裔和城内有声望的大家子弟读书。山东新城县知县黄金在《包公书院记》中，记载了修建始末和书院“花容”：“郡城有河，河之中有洲，旧为浮图氏之教所据。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南面建屋无间，中坐公像，东西翼以夹室，植竹木于周围，而环之以墙，前建大门，其地俊，叠石为梯，数十级登焉……”
庐阳书院是庐州城另一著名书院，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原名为“横渠书院”，当时“门堂讲舍十余楹”。根据《安徽教育志》记载，庐阳书院是为清朝科举制度服务的，合肥、庐江、舒城、无为、巢县五邑生童肄业之所，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书院名师荟萃，桐城派著名学者方东树、李鸿章恩师杨静贤等曾任院长，晚清合肥“三怪”朱景昭、徐子苓、王尚辰曾主持讲席。
蔡悉是明朝“理学名臣”，为官40余年，位列九卿之重，正史为其列传以彰其功德。祖居肥东的老人汪庆典说，旧时过年，蔡氏家族户户通用一副对联：“江北儒林第，淮西理学家。”
65岁时，蔡悉辞官回到合肥，修建规模宏大的税课司舍，开办“大学堂”。他以“毋自欺”为宗旨，“眼开于致知，脚立于格物”，教授四方学子数百人，“东林三君子”之一的邹元、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罗近溪、理学家耿定向等“皆负笈而游”。庐州“大学堂”被视为天下正宗，“孔曾而下，直与程朱诸君子相伯仲”，社会评价高于同期的“东林书院”。
蔡悉被尊为一代夫子，“大学堂”闻名全国，庐州论学骤然成为天下盛事。当时的“大学堂”到底有多火呢？史料记载，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嫡系后代等贵胄，一直侍学在侧；桐城学派领头人方学渐，过庐论学，也折服于蔡悉之学，愿入门下。蔡悉辞世后，“大学堂”改为蔡文毅公祠，历经战乱，解放前改创为私立新生小学，几经更名，2009年底定名为逍遥津小学。
重教兴学英才辈出
合肥已成创新天地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选拔人才的制度。而科举考试则始于隋朝隋炀帝年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多年。中国的历史上一共产生了600多名状元，其中安徽区域一共有28位。而据考证，合肥一共出过4位状元郎。
合肥历史上人才辈出，不仅有状元，还有很多进士，出色的文化成果，和本地的办学是分不开的。
庐州官学的发展培养出了包拯、马亮、姚铉等一批杰出人才。科举是那时学子出仕的主要途径。宋代教育发达，包拯等庐州士子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这一时期，考中进士者人数众多，远超隋唐时期。有文献可考的进士有31人，合肥县22人，庐江县9人。这一时期，合肥还出现了一些父子、兄弟同登进士的科第世家。如合肥的包令仪、包拯父子，马亮、马仲甫父子，杨察、杨寘兄弟；庐江的王之道、王之义、王之深兄弟三人同年及第，人称其家为“三桂堂”，而王之道、王蔺也是父子进士。
2018年杨振宁回到故乡合肥为中国科研团队颁奖。
时间回到现代，谈及合肥籍人才，杨振宁当仁不让，他也是名副其实、重于泰山的国之栋梁。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合肥。1957年，在瑞典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庆典中，两位华人物理学家备受瞩目，他们就是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他们俩凭借“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也是华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除了诺贝尔奖，杨振宁还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例如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式等。
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丁肇中教授曾评价道，“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杨振宁始。”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如今，在大湖之畔，合肥这座“养人之城”，已成为一片创新的天地。新的赶考路上，合肥勇当“两个开路先锋”，加快实现“五高”，聚力建设“七城”，努力争当全球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全国战新产业发展的“排头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优等生”、全省“三地一区”建设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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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刘梅梅
摄影/卓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