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发展与畸变——读金观涛《历史的巨镜》

【目录】
序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第三章 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
第四章 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五章 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
第六章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
第七章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第八章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
第九章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
第十一章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
第十二章 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后记
现代性社会为什么最早起源于西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现代性的本质，马克思典范从经济系统阐释现代性的内涵，韦伯典范则从价值系统出发阐释现代性的内涵。
现代性三要素：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最终依据）和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相互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西方社会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工具理性保证了社会行动和组织理性化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导致科技可以无限地应用和发展。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从而使个人求利动机正当化，并使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高于其他人际关系。这两种价值的功能可以归结为理性化和给市场无限扩张提供了价值动力和道德论证。现代认同的本质在于规定政治组织的规模，是将个人凝聚成具有主权（立法权）的契约共同体（国家）之力量。当没有这种凝聚力时，经济的和社会的契约组织得不到法律保障，亦不能互相整合。（英国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工厂有赖于民族国家的双面功能：对内通过一系列立法促使全国性雇佣劳动市场形成以使得市场不断扩张；对外则是建立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贸易秩序，使得市场经济可以超越国界而导致全球化。）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秩序——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国际联盟或联合国（国际法）。
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早在中世纪，西方已经形成法律高于政治的传统（教皇革命）。教皇革命是基督教精神与古罗马理性主义结合的开始。因为法制背后的价值是理性，法律纳入基督教亦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必须和希伯来宗教结合。其后果是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全面被基督教吸收，出现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结合的经院哲学，它成为孕育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以及种种现代价值的母体。
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西欧封建社会中存在王权、市民和诸侯三种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制衡。
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根据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探索现代社会形成必须去追溯两条线索。第一条是现代性的起源（即现代价值为什么在西方出现，以及如何同制度耦合），第二条为民族国家群（现代社会双层次结构）的形成。传统社会中，终极关怀的认同压倒了社会组织的认同。
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由立法权来定义）来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意味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民族自决、民权确立和自由主义普及。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为一代表民族之实体，主权（立法权）只是国家之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而和个人自由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如果民族国家认同符号是主观的，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形成的民族国家如同美国那样，是一个可以把各种文化、种族、族群融合为一个统一现代国家的熔炉。如果民族认同符号是客观的（如独特的文化、人种），那么民族主义促成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其速度往往比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要迅速得多。德国民族国家之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学习、立宪与内部整合。用现代性的系统观来考察传统社会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就可以发现，存在一个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都看不到的关键性要素，这就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先在观念上确定其正当性，可称之为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就是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为现代社会制度寻找正当性根据（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推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或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德国、日本、俄国、中国、阿拉伯不同的道路与历史走向）。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十七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十八世纪为现代价值在欧洲的普及以及西方核心地区社会的现代转型，十九世纪是全球化展开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全面推行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代表了对工具理性的否定，第二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则记录了对个人权利为正当性最终标准的怀疑，以致形成全盘颠覆性的理论，而第三个来源（空想社会主义）则刻画了对社会契约论和民族认同的批判和取代。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悖论（个人权利、正当性标准）。只要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发现辨证唯物论、经济决定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因为从辨证唯物论推出经济决定论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把经济等同于物质。而这只是语言含混带来的模拟。从经济决定论进一步推出剩余价值说必须依靠劳动价值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正确。
在俄国革命的背后。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追求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实践通常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另一个为存在用意识形态（或准意识形态）整合政治社会的传统。在轴心文明中，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和以儒家伦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都具备这两个条件。
现代价值的危机和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一旦现代性三要素中抽调其核心价值——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和工具理性立即畸变，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否定个人权利以及种族主义的畸形发展：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两个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部分：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为新社会的建构。其中第二部分远比第一部分含混不清，并且不受理性的约束。凡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转化为建立新社会实践的，都是因该社会组织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独特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似或可亲和的要素。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民族主义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世界秩序解体，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现代性黑暗面的显现。法西斯主义为现代价值系统中抽取个人权利后工具理性和种族主义的畸形结合，代表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而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虽然它亦不把个人权利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石（这必然使得社会组织形态表现为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平等一直是其基本追求（然而事实上这种体制却阻止不了特权阶层的出现）。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如果要宣告计划经济的失败，还必须证明它在道德上也是虚妄的。计划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中国政治正当性基础与苏联马列主义结构是不同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面崩溃。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消费社会造成恶的）、文明冲突的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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