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如何从一个军名转变成一个地名的？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郭象注：“其形容与天地无异。”成玄英疏：“圣人盛德躯貌，与二仪大道合同，外不窥乎宇宙，内不有其己身也。”“大同”是指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
此后“大同”又出现《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指儒家学派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理念，与“小康”相对。自此“大同”一词有了全新的寓意，“大同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理想社会。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首次采用“大同”作为年号，使用长达12年（535—546），辽太宗耶律德光采用“大同”年号，虽然仅用了1年（947），也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憧憬。
“大同”一词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隋朝。据《隋书·长孙晟传》记载，开皇十九年（599）“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关于大同城的记载。大同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东南戈壁上，属于居延大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俗名“马圈城”。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令废郡，以州统县，由凉州管辖同城镇（今大同城遗址），当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突厥，居延地区北边与东突厥势力接壤，因此大同城地处交界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唐垂拱元年（685）以后，突厥占领漠北，垂拱四年（688），安北都护府自漠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即大同城，用以安置漠北归附的突厥和南迁的回纥部。据《元和志》卷四“天德军”条记：“甘州东北一千一十八里隋故大同城镇。垂拱元年（685）置大同城镇。”此镇在“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唐代于此置同城守捉，后又改为宁寇军，统领居延地区的军事防务。
另外，还有一处大同城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西部，据《乌拉特前旗志》记载：“隋大业三年（607），改丰州为五原郡，郡下置九原县、丰安镇、大同城。”天宝十二年（753）安思顺“奏废横塞军，请于大同川西筑成置军”，唐玄宗赐名大安军，不久改为天德军。大同城址原为黄河故道，该城平面为方形，城墙系夯土筑成，南墙正中开门，后来由于黄河改道，河水溢流到洼地形成了乌梁素海，城址现已被湖水淹没。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同是指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城。它始建于战国，秦汉为平城县，北魏以平城为首都，迁都洛阳后改称恒州，北齐改北恒州，隋称恒安镇，唐为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辽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自此大同之名沿用至今而不改，元改为大同路，明复为大同府，清因之。
关于大同城地名的由来，先梳理大同入唐之后的历史沿革。唐代初年，马邑的刘武周在李世民的追杀中奔突厥被害，唐王朝尚未真正控制陉北之地，此时设置北恒州可能为虚置。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自朔州北定襄城（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大同名副其实地为唐所制。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默啜破定襄，州又废，移百姓于朔州。开元十八年（730）云州收而复置[5]，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著名安史之乱，大同军使高秀岩在云州叛唐，直到至德二年（757）史思明降唐，云州复归朝廷。次年，改云中郡为云州。从中可以看出，大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唐代更成为北方的重要军事前哨，是多方军事力量汇集，各民族军事势力相互角逐的战场。
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边疆地区防御力量，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开始在沿边一带增设军事驻防单位，分为军、守捉、镇、戍等，并逐渐建立起唐五代流行的节度使制度，由于大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早就进入节度使体制。唐调露元年（679），已归附唐朝的突厥部落又发生叛乱，唐朝派大批军马开赴前线，云州成为这次战争的主战场，调露二年（680）七月唐军“破突厥六万骑于云州”。因此，杜佑《通典》记载：“大同军，雁门郡北三百里，调露中突厥南侵，裴行俭开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南去理所八百余里。”应该说设立大同军的证据十分充分，这也是文献中最早出现关于大同军的记载。但据《唐会要》载：“大同军，置在朔州，本大武军。调露二年（680）裴行俭改为神武军。天授二年（691）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701）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开元十二年（724）三月四日改为大同军。”这支军队固定驻地在朔州，最初的名称也不叫大同军，但布防范围在朔州和云州的桑干河流域，是北方地区人数较多的一支军事力量。
按《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述，开元五年（717）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唐代政府为将其妥善安置，“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开元十八年（730），复为云州”时，大同军仍然在善阳县东的马邑治所（今朔州）。到开元二十一年，“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云中守捉，在单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这里的云中守捉应为内蒙古的云中故地，那么代州北三百里的大同军已移至山西大同附近[8]。《旧唐书·地理志》又载：“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说明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大同军防御使已迁移到云州，这应该是大同地名最早的由来。也就是说，大同地名最早来源于唐代善阳县（今朔州马邑）的大同军，不久之后大同便有军城之名，大同以一支军队名称走进我们这座城市，并开始由军名到地名的华丽转身。
唐天宝三年（744）“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据此，王忠嗣自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徙河东节度使前之各项建施，都是在朔方节度使任内事。“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事在朔方境内，而徙清塞横野就是用以充实大同静边两城。今按《王忠嗣碑》碑文云：“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叙事采用统前后而又分别言之，说明在“河东”如何建置，在“朔方”又如何建置。结合《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改云州为云中郡。”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吻合，而且在地望上也相互一致，充分说明这是唐朝修筑大同军城唯一可信的文献记录，修筑后的大同军城更是坚若磐石、固若金汤，正应了恒安人郭子威所说：“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说明大同军城的军事地位在逐渐加强。
大同军最早设置为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唐中叶后，为了加强北部地区的控制，升置为大同军节度使，军队的固定驻地在云州。根据大同周边多年出土的大批唐代墓志，记述墓主的居住地和殡葬地，有时称云州城、有时称大同军城，两种名字并称贯穿于此十多方墓志所及百多年间，可以确认唐云州城和大同军城是共处一地、同居一城，也就是说唐云州城和大同军城实际是一座城池。唐朝初期，设置节度使体制时，仅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等，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随着北边战事频发，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等权力，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从大同出土唐代墓志看，记载大同军城的数量明显高于云州城，反映了大同军节度使地位高于云州刺史，从而使大同军城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云州城，这也为大同城由军名向地名转变埋下了伏笔。
唐末五代时期，大同成为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争夺的主要区域，后唐复于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后晋石敬瑭以契丹有援助之功，遂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代初年，仍为云州，置大同军节度使，随着西夏势力的增强，大同的战略地位变得十分重要，重熙十三年（1044）升为西京，命名为大同府，辖二州七县。云州的地名完成了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大同军城和云州城并称311年后，大同的名称终于完成了从军名到地名的转变。之后，金因之，元称大同路，明清仍为大同府，至此沿用不改，从而成就了充满儒家理想社会理念的大同之名。
关于大同军城即云州城的位置，据大同出土唐代墓志文字，以大同城为参照物，标记了墓主殡葬地的方位和大致距离，与大同明代府城重合。据大同考古工作者调查，大同明代府城四面夯土墙体，均存在三层夯土墙靠压贴筑的现象，早期为北魏、中间是唐代、最外侧是明代的夯土墙，说明今天的大同明代府城是在北魏平城外城、唐云州城夯土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即方形城，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个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保存较好的是东南隅那一组小十字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里坊布局，体现了隋唐时期城市街区布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