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国建国以来防控病毒性肝炎工作进展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1,29(8) : 725-731
作者：崔富强 庄辉
DOI: 10.3760/cma.j.cn501113-20210722-00351
摘 要
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在摸清我国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提出科学防控策略后，我国政府有力践行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政策。尤其是近4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在推行预防接种、加强血液筛查、规范诊疗服务、加强监管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甲型肝炎发病率从1990年的52.6/10万降至2019年的1.38/10万，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从1992年的9.67%下降到2014年的0.32%，慢性丙型肝炎感染者治愈率已经实现95%以上，戊型肝炎的发病率也呈下降趋势。但是，估计2019年乙型肝炎患者的诊断率为25%，治疗率为17%；估计丙型肝炎诊断率为30%，治疗率为9%。这与达到2030年90%诊断率和80%治疗率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建议国家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开展健康促进，加强筛查和诊疗服务，以促进更多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一、全球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威胁的现状
2010年，第63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通过了一项决议（WHA63.18）[1]，考虑全球约有20亿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约有3.5亿人为慢性乙型肝炎（乙肝）感染者以及丙型肝炎（丙肝）仍然无法通过疫苗预防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呼吁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通过健康促进、加强预防、加大诊断和治疗病毒性肝炎的行动，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与会员国合作，为监测、预防和控制病毒性肝炎制定必要的指南、战略及具体的目标和措施，为病毒性肝炎预防、诊断和治疗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1]。2014年，WHA通过新的决议（WHA67.6），重申2010年通过的WHA63.18号决议，再次重申病毒性肝炎造成的疾病负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各国政府需采取行动，预防、诊断和治疗病毒性肝炎，要求WHO制定和实施全面的全球战略和规划，定期监测和报告病毒性肝炎在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的进展[2]。2016年，WHO制定了《2016-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HIV、病毒性肝炎和性传播感染战略》，提出了在2016-2021年的具体目标和策略[3]，提出控制病毒性肝炎的5个关键战略：（1）加强重点信息的监测；（2）通过干预服务发挥效果；（3）实现服务的公平；（4）可持续性筹资；（5）加速创新。
2017年，WHO首次对全球和地区病毒性肝炎的疾病负担进行估算。该报告着重聚焦乙肝和丙肝，因为两者造成的死亡占所有肝炎死亡率的96%。估计2015年乙肝和丙肝导致134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死亡人数。2015年，全球约分别有2.57亿人和7 100万人为慢性HBV感染者和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WHO报告中，HBV感染的疾病负担在非洲区域和西太平洋区域比较高，HCV引起的疾病负担主要在东地中海区域和欧洲地区较高。截至2015年，感染病毒的人很少被诊断（HBV感染者被诊断的仅为9%，8%的确诊患者接受治疗）[4]。2019年，WHO的第一次进展报告估计，全球2017年新增HBV感染者110万人，新增慢性HCV感染者175万人。2016年，140万人死于所有肝炎病毒感染，包括甲型肝炎（甲肝）病毒（hepatitis A virus，HAV）和戊型肝炎（戊肝）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感染。2017年全球乙肝疫苗（全程3剂次）覆盖率为84%，首针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的全球覆盖率为43%。2016年，仅2 700万（10%）乙肝患者知道自己的乙肝状况，1 310万（19%）丙肝患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有450万（17%）诊断为乙肝的患者接受了治疗。截至2017年底，有500万诊断为丙肝的患者接受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s，DAAs）治疗[5]。2021年，WHO发布新的进展报告，本次报告数据的完整性进一步提升，2016年只有15个国家制定了国家肝炎战略计划，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124个[6]。数据显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和全球卫生部门战略中降低发病率（以5岁以下儿童HBsAg流行率）达到2020年目标，HBV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s，HBsAg）流行率下降到1%以下。新数据显示，940万例慢性丙肝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几乎较2015年增加了10倍。然而，改善后的数据显示，死于乙肝和丙肝的人数仍然令人生畏，全球仍有2.96亿慢性HBV感染者，5 800万HCV感染者，每年有110万人死于乙肝和丙肝感染[7]，仍有300万人新感染HBV和HCV。只有3 040万（10%）的慢性乙肝被诊断，其中660万（22%）接受抗病毒治疗。有1 520万（21%）的丙肝患者被确诊，其中940万（62%）的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6]。
尽管全球消除病毒性肝炎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工作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1）不是所有的成员国对消除病毒性肝炎给予重视并采取实际行动。全球124个国家制定了行动计划，有的国家规划到期后没有更新。（2）以预防接种为措施的干预服务覆盖率尚有差距。在非洲地区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是一个大的挑战，不到10%的新生儿得到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而一些国家育龄妇女的HBsAg流行率还很高，产前保健、住院分娩和提供首针及时接种挑战巨大，需要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3）对慢性感染者的诊断覆盖率缺口还很大，尤其是在乙肝方面。全球感染者能得到诊断的比例低，得到规范化治疗的比例更低。鉴于抗乙肝药物的有效性和价格下降，需要扩大乙肝的诊断率和治疗率。（4）需要建立系统性的监测体系，监测消除病毒性肝炎进展。目前尽管130个国家能提供肝炎监测的数据，但监测数据缺乏完整性和连续性，需要加大信息收集的力度，落实各项指标的数据收集。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需要采取以下策略：（1）加强重点信息的监测。全球病毒性肝炎报告已经确立，能够报告数据的国家数量已从2018年的42个增加到2019年的130个。（2）充分发挥干预措施的效果。2020年尽管在许多非洲国家及时获得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较低，特别是在产前保健覆盖率低的国家，但3剂次婴儿乙肝疫苗的覆盖率在全世界达到了84%。今后需要继续提高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和全程覆盖率，从源头上阻断HBV的母婴传播。（3）促进服务的公平性。要促进在所有人口中进行HBV和HCV检测和治疗，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和流动人口以及高危人口中。（4）提高融资可持续性。（5）要加速创新。逐步简化HCV的诊断、治疗和服务提供模式。可借鉴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对经验，利用数字工具的潜力，包括创造需求、提供服务、开展监测和评估。总之，202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所取得的进展与2030年目标差距还很大。
二、中国建国以来控制病毒性肝炎的进展
中国HBsAg携带者占全球1/3，每年因原发性肝癌死亡的人数占全球55%[7]。因此，病毒性肝炎是影响我国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也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优先需要控制的重大传染病。由于病毒性肝炎的严重疾病负担，中国政府建国以来在普及初级保健服务、加强疾病监测网络建设、改善饮水和食品卫生，以及控制爆发传染病疫情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近40年在加大控制病毒性肝炎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经费和保障措施[8]。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取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控制病毒性肝炎的流行。通过实施甲肝和乙肝疫苗免疫策略，降低了甲肝和乙肝的发病率和感染率；通过加强饮水和食品卫生，减少了甲肝和戊肝的发病；通过控制医源性传播及血液和血制品监管，遏制HBV、HCV经血传播；通过健康教育，提升了公众对病毒性肝炎的防控意识。尤其是在预防接种方面，1992年卫生部开始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并在2002年底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9]。从2008年起，国家将甲肝疫苗也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此后，每年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持，对适龄儿童提供免费的甲肝和乙肝疫苗接种。2002-2007年实施的卫生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GAVI）项目，得到了GAVI联盟的大力支持，项目解决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县财政供给不足的困难，由项目免费为项目地区适龄儿童提供乙肝疫苗和接种疫苗所用的自毁型注射器[10]，不仅加快了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的进程、保证了疫苗的可及性和接种率[11]，还解决了预防接种过程中的安全注射问题[12]。
1．科学的信息为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诊断试剂的研发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诊断水平，也为评估疾病负担和流行规律提供了基础。我国的科研工作者紧跟国际发展，积极探索和研究检测病毒性肝炎的试剂。1973年Feinstone等[13]应用免疫电镜方法观察到了急性甲肝患者的粪便中的HAV颗粒，1975年，固相放射免疫试验检测HAV抗原的技术得到应用[14]，1980年，雅培公司就开发出抗-HAV IgM的放射免疫法（radioimmunoassay，RIA）[15]，我国自1980年后就能利用上述检测方法开展甲肝的抗体检测。在乙肝诊断试剂方面，1963年美国Blumberg博士发现"澳抗"，后被证实为HBsAg[16]。1972年第一批HBsAg检测试剂盒问世。20世纪80年代，中国自主研发HBsAg检测试剂成功上市，这一重要的检测试剂为开展乙肝的诊断和评估感染水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17]。1972年，Alter等报告了输血后非甲非乙型肝炎[18-19]。1989年，Kuo等研发了第一代的丙肝抗体（抗-HCV）检测试剂，为RIA方法。1991年，陶其敏教授和冯百芳教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丙肝抗体检测方法[20]。此后，我国的病毒性肝炎能够分型进行报告，准确性和可靠性逐步提高。1989年美国Reyes等首先报告了戊肝病毒克隆的部分基因序列。1991-1995年,庄辉教授牵头研制了戊型肝炎抗体酶联免疫试剂盒、戊型肝炎病毒核酸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试剂盒[21-22]。
在获得诊断检测试剂的基础上，我国1979年在全国209个县对27万人进行了病毒性肝炎的感染率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群甲肝抗体阳性率为71.4%，HBsAg流行率为8.75%[23]。提示我国人群存在较高的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这也是我国被冠以"肝炎大国"的直接证据。这次调查结果成为我国开始将病毒性肝炎列为重点控制疾病的重要依据，也是首次将病毒性肝炎的高疾病负担问题带入决策者的视野并引起高度关注。1992年我国又在145个国家级疾病监测点，对67 017名1~59岁人群开展病毒性肝炎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确定了我国病毒性肝炎感染的年龄、人群和地区分布特征，摸清了我国病毒性肝炎的感染率和患病的基本情况，为国家制定控制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策略提供了关键的决策依据。2006年，为评价国家防控病毒性肝炎的效果，卫生部在160县开展了1~59岁人群的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81 775人，调查结果显示，15岁人群HBsAg携带率显著下降，接种乙肝疫苗的人群较不接种疫苗的人群下降更加显著[24]。随后在2014年，再次对31 772名1~29岁的人群进行了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15岁以下人群的HBsAg流行率为1.08%，5岁以下为0.32%[25]。这四次调查的数据为制定和评价控制病毒性肝炎的决策提供了科学证据。
2．预防接种为主策略有效降低了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感染率：
40年间，我国在预防接种、血液筛查、诊疗服务的监管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在综合性的措施中，预防接种的效果尤为显著。经广泛论证和研究，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为新生儿提供预防接种服务，并取得显著成效。2000年6月我国50名肝病专家联名写建议书，并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将乙肝疫苗纳入新生儿免疫规划。2005年卫生部出台《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新生儿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实现了完全免费。我国新生儿乙肝疫苗出生24 h内的及时接种率由1992年的22%提高至2019年的96%，全程3针乙肝疫苗接种率由1992年的30%上升至2019年的99%[25-26]。可见，我国采取了不断加强的预防接种策略，科学地践行了"预防为主"的决策。甲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我国适龄儿童的接种率达到了98%，甲肝的发病率也从1990年的52.6/10万降至2019年的1.38/10万[26,27]。2008-2011年和2012-2016年甲肝报告发病数较2004-2007年明显下降，甲肝疫苗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后，对全国甲肝疫情控制起到了很好作用。2012年10月，我国自行研发的、在全球率先批准上市戊肝疫苗。根据戊肝的流行特征，戊肝疫苗的接种对象为16岁及以上的高危人群，主要推荐用于HEV感染的高危人群，如慢性肝病患者、育龄期的妇女、群居的老年人、学生或部队官兵，以及从事餐饮业、畜牧养殖、疫区旅行者等[28]。
3．加强诊疗服务监管，有效控制了医源性感染：
我国先后出台《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法规，对医疗机构的诊治活动加以规范，诊疗活动不仅减少乙肝、丙肝的感染，也减少了其他血液传播的疾病的发生[29]。此后，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480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基本要求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3〕40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植入性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3〕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8号）—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在临床诊断和治疗方面，2005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发布我国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简称《指南》）[30]，2010年、2015年和2019年先后对该《指南》进行了修订，更切合我国实际，并与国际上各大指南接轨，对规范我国乙肝诊治、加强患者管理和提高疗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04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共同发布《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年和2019年根据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和药物的可及性，对《丙型肝炎防治指南》进行了修订，规范了丙肝的预防、诊断和抗病毒治疗[31-32]。为更好地规范慢性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助力实现WHO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除此之外，我国还制定其他的临床实践指南。《中国成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技术指南》是2010年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联合制定《中国成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技术指南》[33]，目的是为加速控制乙肝进程，完善我国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在做好新生儿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新生儿以外人群的乙肝疫苗接种工作。
4．实施安全注射和血液筛查，避免了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危险：
我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实施对献血源筛查HBsAg。1998年颁布《献血法》。从2000年后，一次性接种器材逐渐替代了玻璃注射器，减少了预防接种方面血液传播疾病的危险。200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2011年国家技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进行了修订[34]。中国目前的血液供应均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者。100%的捐献血液都经过了输血传播性感染（transfusion-transmitted infections，TTIs）的筛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diciency virus，HIV）、乙肝、丙肝和梅毒。这些大大减少了血液途径的传播风险。2015年以后，还对HBsAg阴性献血员者进行HBV DNA的筛查和检测，以及抗-HCV阴性者HCV RNA检测，大大降低了因输血和血制品引起HBV和HCV感染的风险[35]。此外，从2003年开始对孕妇进行HIV、梅毒和HBsAg筛查，2015年对所有孕妇均进行免费筛查，建议对HBsAg阳性母亲所生的新生儿同时用乙肝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和乙肝疫苗联合免疫，进一步提高了HBV母婴传播的阻断成功率[36]。
5．宣传教育提高了公众参与疾病预防控制的意识：
长期以来，公众对病毒性肝炎的疾病及感染途径存在误区，不能区分不同传播途径的疾病，不仅造成了社会歧视的发生，也影响正确的防控策略的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结合"4.25"预防接种宣传周和"7.28世界肝炎日"活动，开展病毒性肝炎的预防、筛查、诊断和治疗的知识普及，科学研究和科研论文要为指导临床诊疗服务，提高专业人员和公众的知识水平。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每年都会结合工作重点，针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开展宣传动员。
6．政策干预提高了治疗性药物的可获得性：
治疗乙肝和丙肝的药物价格一直是影响药品获得性和实施抗病毒治疗的障碍。在政府谈判和协调下，我国治疗乙肝的药品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价格从2014年1 490元/月，下降至2016年的490元/月，2019年降至17元/月[37]，甚至更低。2020年，我国治疗乙肝的药品价格继续下降，已经到每年费用不到200元。药品的价格降低后，获得性和可负担性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陆续批准了丙肝DAAs在中国上市，为丙肝患者带来了福音，疗程缩短至3个月至半年，持续病毒学应答率在95%以上[8]。
7．加强立法促进了社会公平性：
为提高健康素养，消除乙肝歧视，2005年人事部和卫生部发布《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提出在体检表中取消了HBV标志物检测；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行政规章，提出保护HBV感染者的就业权利和隐私权，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慢性乙肝感染为由拒绝招用或者辞退员工。此外，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食品行业用人单位不得因感染HBV而不录用；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教育部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取消入学和就业的乙肝检查项目；201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也取消限制携带者专业选择的条款；2012年发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中还规定除特警职位外，HBV携带者可录用为公务员。在上述法律法规颁布后，HBV携带者的入学、就业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38]。
三、中国防控病毒性肝炎取得的主要成就
实践证明，我国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控制病毒性肝炎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甲肝的防控主要采取健康教育、预防接种、饮水和食品卫生等综合措施，全人群甲肝发病率从1990年的52.6/10万降至2019年的1.38/10万[3]。2008-2011年和2012-2016年甲肝报告发病数较2004-2007年明显下降，提示甲肝疫苗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后，对全国甲肝疫情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国家乙肝疫苗免疫规划，有效保护了新生儿免受HBV的感染，减少了母婴传播的机会，从根本上减少了新发的HBV感染。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30岁以下人群HBsAg携带率为4.4%，较1992年的10.1%下降56%；15岁以下儿童的HBsAg携带率由1992年的10.8%降至2014年的0.8%，降幅达到93%[4]。结果还显示全国适龄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在不同地区和性别之间已经没有差别，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公共卫生均等化。据调查的数据推算，我国1992-2018年，儿童HBV感染者减少超过3 400万例，因慢性HBV感染导致的死亡减少超过500万例。如果按照现行医疗成本估计，这些减少的感染者为国家节约了巨额的经费。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我国实施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阻断母婴传播的预防策略，效果显著，是人类防控疾病史上典型的成功案例[25,39]。
在丙肝防控方面，通过加大对采供血机构的监管，通过立法控制血源性传播，经静脉注射毒品、输血、不安全注射、重复使用注射器、医疗器械消毒不严格等引起的HCV感染也得到控制。根据"Polaris Observatory"的数据，据保守估计，2017年我国HCV感染例数为959万例，预计2030年为682万例[40]。根据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对我国HCV感染Meta分析表明，一般人群抗-HCV阳性率为0.60%；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HCV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儿童抗-HCV阳性率为0.09%~0.26%。吸毒人群（包括社区或公共场所的毒品吸食者、静脉药瘾者、自愿或强制接受戒毒或美沙酮治疗人群）的抗-HCV平均阳性率为48.67%；血透析患者的抗-HCV平均阳性率为6.59%。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的平均抗-HCV阳性率为0.84%，其中哨点监测的MSM平均抗-HCV阳性率为0.77%[7]。
全国报告的丁型肝炎（丁肝）感染率数据不多，近年一些地区研究显示，我国人群丁肝抗-HDV流行率分别0.11%~0.30%，整体较低[41]，较1992年前低很多[42]。由于乙肝得到有效遏制，丁肝发病率也相应降低，全国2019年报告丁肝发病仅352例[26]。近年来，我国对丁肝的流行率研究较少，随着丁肝抗病毒药物上市，有必要对我国丁肝流行率作进一步调查。
四、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工作建议
1．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在控制病毒性肝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适龄儿童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已经达到很高的覆盖率，不仅超过西太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领先于全球其他很多的国家。预防接种是控制病毒性肝炎的基础和关键策略，需要持续坚持下去。与2030年目标的差距主要在感染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因既往感染病毒性肝炎的慢性感染者数量巨大，感染者被诊断和治疗的比例较低，能规范化抗病毒治疗的比例更低。估计我国2017年乙肝和丙肝的诊断率分别为19%和8%，治疗率分别为11%和7%；2019年乙肝诊断率估计为25%，治疗率为17%；丙肝诊断率为30%，治疗率为9%。这与达到2030年90%诊断率和80%治疗率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尽早出台相关政策[43-44]。
2．需要加强筛查诊疗服务，以促进更多的慢性感染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研究表明，对慢性乙肝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有很好的成本效果比；如果不及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治疗现有的慢性乙肝，未来则需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资源去治疗乙肝感染所导致的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同时，我国乙肝和丙肝的筛查率低、诊断和治疗率低，主要是感染者不清楚自己的感染状态。因此，需要尽快出台政策，加强感染者筛查，提高筛查和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对于丙肝来说，加大筛查并对感染者进行治疗，可以完全实现治愈，避免进展为HCV感染的肝硬化和肝癌。
3．尽快出台《全国2021-2030年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
《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017-2020）》为促进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45]，为进一步降低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提高感染者的诊断率和治疗率，需要卫生部门协同有关的部门，出台新的《全国2021-2030年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制定相应的政策和保障措施，落实病毒性肝炎的筛查、诊断和治疗政策，建立筛查、诊断和治疗的技术指南，对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措施等进行规范和管理，积极稳妥推进防治规划。
预防接种仍是控制病毒性肝炎的基础。在重点做好新生儿乙肝疫苗常规免疫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开展HBV感染高风险人群（经常接触血液的人员、托幼机构工作人员、经常接受输血或血液制品者、HBsAg阳性者的家庭成员、医务人员、器官移植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易发生外伤者、糖尿病人群等）的乙肝疫苗接种工作[38]。在控制HBV感染方面，需要对高病毒载量的孕妇在孕晚期进行抗病毒治疗，预防HBV母婴传播、标准和治疗时间进行明确规范，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包括出生12 h内及时接种率及后续的3针全程接种率）。
各地要根据本地病毒性肝炎流行情况、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医疗保障筹资水平等实际情况，制订完善的乙肝和丙肝筛查策略，扩大检测覆盖面，尽早筛查高危人群，尽早对符合治疗的感染者实施抗病毒治疗。治疗乙肝的抗病毒药物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需要制定规范的筛查、诊断和治疗指南[37]，提高诊断和治疗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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