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人总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是野蛮人
2020-03-31 · 世事三更梦
在西方，“文明”概念在18世纪的出现，它与欧洲的海外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16—17世纪，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的社会状况。到18世纪，欧洲人的触角到了南太平洋岛屿，又遇到了一些与新大陆类似的“原始人”。这样，在扩张过程中，新的“他者”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礼貌”观念中的欧洲上层“自我”与下层“他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样，欧洲“文雅”观念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当“文明”这一概念出现时，逐渐由阶级的差异转向民族的差异，即“文雅”或“文明”作为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变为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世纪欧洲人所说的“文明”，又可分为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运用。一是“文明”的相对性运用，以“野蛮”为参照，把“文明”理解为优于“野蛮”的一种状态，它既用于个体，也用于群体或社会。二是“文明”的单位性运用，将“文明”作为一个叙述的实体单位，用来表述某种社会文化共同体，由此有了“文明”的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把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理解为不同的“文明”，此种用法只用于描述群体或社会。这两种用法，从19世纪初法国史学家基佐对“文明”的表述可以反映出来。
基佐把文明作为事实的集合，虽然他也把欧洲之外的不同社会也视为“文明”，但当他将现代欧洲文明与他们进行比较时，却把“文明”的进步性看成欧洲文明的特性，认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前的其他文明都具有单一性的特点，缺乏多样性与活力，尤其是埃及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在这里变得静止不动了，简单导致了单调；国家虽未遭到毁灭，社会依然存在，但没有进步，继续保持在冬眠和静止状态”。而欧洲文明却由于它的丰富和多样性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并且“一直处于前进的状态”。
基佐的复数文明观很快与种族主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居维叶把人类分为三大人种，来自高加索（Caucasus）山区的白种人、来自阿尔泰（Altai）山区的黄种人、来自阿特拉斯（Atlas）山脉南面的黑种人。这三大人种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形成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文化与智力方面形成差异，也就是文明的差异。他认为，高加索人种因其优越而支配了世界，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最快的进步。中国人进步较少，因为他们的颅骨的形状更像动物的颅骨。而黑人处于奴隶地位。戈比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5）一书中对种族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戈比诺对“文明”的界定不同于基佐，他认为“文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力图通过和平手段来满足其需求，并使其行为与心智得到完善”。但他认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及其文明，是按照等级排列的，由此形成“文明的阶梯”（ladder of civilization）。一种文明的优劣，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无关，而是种族在生物学上的优劣决定的。戈比诺强调种族的单纯性，认为这是一种文明兴起的重要基础，而不同人种（高等级种族与低等级种族）之间的混血会造成（高等级）种族的退化和文明的衰落。他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它表明一切文明都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帮助，什么都不可能存在。”
戈比诺的理论很快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思想工具，这些侵略者以“开化”落后文明以及野蛮人的名义，进一步将思想合法化，“文明”很快就写进了国际法。虽然他们对“文明”含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但都承认“文明”是一种相对于“野蛮”的社会进步状态，并且通过将文明与种族、国家政策、法律、国际秩序等联系起来，建构出一套“文明”话语体系。
江文汉根据19世纪欧洲国际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论述对此做了如下概括： （一）“文明”国家保障基本的权利，即生命、尊严、财产，以及旅行、经商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尤其是外国侨民的权利。（二）“文明”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机构而存在，它具有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效能，具有组织自卫的能力。（三）“文明”国家全面遵守国际法，包括战争法；同时也维持国内的法庭与法规体系，颁布法令以保障司法公正，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同等对待。（四）“文明”国家通过维持长期有效的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履行国际社会的义务。（五）“文明”国家遵守已经认可的“文明”国际社会准则，殉夫习俗、多妻制、奴隶制等都是“不文明的”。
国际法学家以“文明”为尺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具有等级性内涵的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并以此赋予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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