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笔”真的能“怕什么”吗? | 杨早·早茶夜读
文史学者
1946年，汪曾祺自云南昆明复员，回到1939年西向求学的出发点上海。在战后的大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只能寄居在好友朱德熙家中，“睡在朱家的过道里，整天粘在床上望天花板。找不到职业，便悲观厌世，甚至想到自杀” 。这种情绪，汪曾祺在给老师沈从文的信中有所流露。沈从文“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信里还说到一些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的情形。多年之后，汪曾祺忆及此事，感慨老师“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从文用来安慰汪曾祺的“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针对的是汪曾祺“找不到职业”的坏情绪，因此谈的并非文学创作的高度与风格之类 ，而是实实在在的谋生技能。不过，支撑起沈从文“怕什么”这句判断的钢筋水泥，是“一支笔”代表的现代稿酬制度。只是，在民国，“一支笔”真的能够成为作家安身立命的基础吗?
谢冰莹《致丹林》的信札。信中有“您还主编《和平日报》的副刊吗？现在那边的稿费多少钱千字了？请示知，我好做个参考。”的句子。
清末到民国作家与稿费的关系，经历了“完全不靠稿费”——“稿费贴补生活”——“职业作家的尝试”——“稿费贴补生活”这样一种曲线的变化。比如鲁迅在北京期间，有教育部职员（虽然常常欠薪）与北大讲师的双重收入，基本的收入保障足够，稿费也低，因此职业作家在当时几乎是难以存活的：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鲁迅：《并非闲话（三）》，《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1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周作人也曾指出：“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这种标准维持到民国十年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七）·翻译小说上》，引自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36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有研究者指出，从1928年到1937年，鲁迅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体制内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的身份度过 （李洁非：《文学史微观察》，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但鲁迅有其特殊性，一是自“五四”以来积攒的名声极为响亮，“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鲁迅：《通信》，《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97-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二来，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上海发达的传媒出版业，也是作家得以“糊口”的唯一环境，故沈从文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回北平住，但“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沈从文：《19290130 复程朱溪》，《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三，鲁迅与投稿报刊编辑多属友好，“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沈从文：《19290130 复程朱溪》，《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比如沈从文1920年代在北京名声初显，面对出版商仍不得不卑词下气，请托说情：“又子离曾为从文将一本分行写的散文卖金屋，在交易上你能着口时，也为我说说好。我还同子离说过，在这一次生意上应有的钱，一时不能得，新月又不愿再送从文一个稿费，就请由新月为垫两百块钱出来，将来就把书钱还新月也可以。……阿丽思二卷虽排了版，也真想还把这东西用最少的价钱卖给其他下等书铺，拿钱贴还新月方面的排版费，再得一点剩余来支配！”（沈从文：《19281204 致徐志摩》，《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935年，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1929年归国时“职业作家”的梦想：
我在去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老舍：《樱海集·序》，《老舍全集》第7卷，第147-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直到1943年，周作人还在谆谆告诫青年，写作是不能当作职业的：
在汪曾祺登上文坛的1940年代，称得上“职业作家”的，大概只有为他出《邂逅集》的巴金。即使是巴金，1940年代依靠稿费与版税，也须算计再三。汪曾祺在上海时的好友黄裳曾回忆帮巴金夫人萧珊领取版税所进行的“战斗”：
黄裳还补充说：“在当时以笔墨为生者中间，有进行这种战斗的幸福的人是在此的，不，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黄裳：《记巴金》，原载香港《新晚报》，1978年10月5日-22日。引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第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稿费是这样的靠不住，无怪汪曾祺去了北平后，面对黄永玉劝他去香港的邀请，“香港稿费一千字可买八罐到十罐鹰牌炼乳”，会回应“牛乳之为物，不是很蛊惑人的”（汪曾祺：《481130/1201 致黄裳》，《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其时的文学青年，经过战争的动荡与磨折，他们已经不再指望能以稿酬收入为谋生技能，“我自己又不订报，自然领一万元稿费即完成全部写作投稿程序”（《470715/16 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31-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汪曾祺与当时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业余从事文学写作，只是缘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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