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78）丹心献 华彩翩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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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海女儿袁菁赠书《早安京剧》，明天开始独家连载《袁世海回忆录》第二卷
十一月二十九日电上午电视台来谈架子花脸表演艺术之事。之后，郑岩和袁菁去电视台谈具体内容和时间安排。
十二月一日上年准备行装。下午(谭)元寿父子来家，商讨春节合作剧目有二可选，一是《将相和》，一是《连环套》，待我从沈阳回京再定。
因为要参加《沈阳晚报》在二日上午举办的袁世海做客《沈阳晚报》与新朋老友面对面的活动，必须提前先行到沈。
十二月二日中午，坚持独自乘飞机从北京飞至沈阳。
再次到沈阳演出。这是我一九八三年九月间在沈阳演出时许下的心愿。当沈阳以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万般感慨地说:“沈阳，我已经不敢认识你了!”我没忘记一九三九年曾与李盛藻、陈丽芳两次来到沈阳北市场的共益舞台(现沈阳北市剧场)演出。那时的池座都是木条椅，看戏也不对号，热心的观众总是自带两顿干粮，早晨八点半就涌进剧场去占好座，然后耐心地等到晚上开锣。我更没忘记，解放后，我与李少春、叶盛章等组成新中国实验剧团，两次来沈演出红极一时的新编剧目《将相和》。其后，当志愿军光荣归国之际，我参加北京人民欢迎团直抵丹东，一路演一直演到沈阳。再一次赴沈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与李少春、杜近芳、叶盛兰合作演出《白毛女》。八十年代，该怎样回报沈城观众呢?惭愧!由于这次的中国京剧院一团是刚组建的改革试点团，许多戏还来不及恢复，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二十八日在沈阳演出两场《群・借・烧・华》。
可是看我演出的人非常多，很多人买不到票，就干脆站在剧院门前，直到散场都不愿离去。我当时就对观众说，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再次回沈阳演出的。
十几年的愿望，许了，没有偿还!
尤其是这次原班人马再演《红灯记》时，我心里马上就闪出了一个念头，应该再次出关将这出原汁原味的《红灯记》给观众们送过去!
于是我开始了赴沈演出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一直从八月推延至十二月初。
我在解放初到东北时，唯一的一个叩头拜师的小青年叫范成玉，现已七十五岁高龄，并卓有成绩。知我要来沈阳，他执意到机场迎接。当我从贵宾舱走出来时，看到范成玉紧走几步，上前跪在地上给我叩了一个响头，我赶快把他搀起来。就在这时，范成玉看到我的裤带松了，他单膝跪在地上为我紧好裤带，这种发自内心的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令在场的人对成玉的敬意油然而生。
“能看到您身体恢复得这样好，真高兴。”八十年代我来时他中风了。
“瞧，你的头发都白了，但气色还好。当年你拜师时，还是个小青年，现在变化太大了。我也是，当年三十三四岁，现在老态龙钟了，还不甘寂寞……”我感慨地说。
“所以，我这次是来还愿的，还十几年前亲口对观众许下的愿。京剧中的打我是不行了，唱两句的功底，谈不上不减当年，只能说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吧。请沈阳的观众、朋友多多指教。”我对大家几次拱手表示。
当晚，《沈阳晚报》记者盖云飞采访了我。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向他剖白了对京剧就是一个“爱”字的内心世界。七十多年来，学艺、唱戏经历了无尽的波折与困难，但对京剧的挚爱始终没有改变。
我表达了不同意“袁派”说法的意见。我认为对京剧而言，如果把自己限定为一个派别，就把自己的艺术表演限制住了。架子花脸的角色都是性格刚烈、粗暴的人物，像张飞、李逵等，但这些粗人当中，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各具特色。如果真要归类还不如把它称为人物派。
人物派的提法，我和李少春意见是比较统一的，而且在我们的剧目中艺术中没有着明显的流派体现。不是吗?演谁像谁，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十二月三日一早儿，社会各界的百余名戏迷和票友就来到沈阳晚报报社等候。
我也提早洗漱，穿上了最喜欢的一套米黄色西装，头戴呢帽。我向来认为把衣穿整齐了，这是见人的起码礼，也好让人看了舒服。
走吧，早点儿去，别让大伙儿等急了。”我催着要早去报社，好与新朋老友面对面。
就在我走进报社现场时，另一位徒弟、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的教师杨吉松也跪拜了我，我非常受感动，这感人的场面博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杨吉松是我一九八三年在鞍山收的学生。他说，相隔这么多年才有机会在自已的家乡见到师傅，心情无以言表，回去定把自己的学生带好，为我们国家京剧事业的振兴尽一份力量。
我刚刚在报社的会议室一露面，全场百余名戏迷为欢迎我可着劲儿地鼓掌，我一生经历过无数这样的场面，但看到沈阳观众的热情，依然难掩激动之情。我清楚，我们在台上演戏演给谁看呀?没有观众的支持，就什么都没有啦!
八十二岁的赵世璞贤弟，特意赶到沈阳晚报和我叙旧。猛一见面，我还真没认出曾一起学艺的这位师弟，等到过去的记忆一点点回到脑海时，我一声惊叹，随即和世璞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与沈阳的渊源，还有一层是我还有一位师弟和两位徒弟都是沈阳人。
无论徒弟，学生、票友们与我面对面时，最不放过的是让我现场点评。
这次，从小到七岁的黄静尘小朋友，大到七十五岁的范成玉，和平区文化馆职工京剧团的票友们都在现场演唱了《红灯记》《坐宫》《赤桑镇》和《打虎上山》等多个剧目的选段。当五位女票友唱完《红灯记》中“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选段，大家请我现场指教。
“我唱了一辈子花脸，按理说我不能对旦角戏指手画脚，但因我有幸和四大名旦都同台演出过，略知皮毛。说非常好是鼓励也不是鼓励，因为你们唱得确实不错。”
众位戏迷相邀，希望我也唱上几句。我诚意说:“这里的条件不允许，唱砸了对不住大家对我的期望。十二月七日、八日在南湖剧场的演出，是我向沈阳观众献丑了，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也提到二OO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以《红灯记》原班人马的整齐阵容上演《红灯记》非常不容易，因为像钱浩梁等人身体都不好，长期患病，但是大家还是坚持住了，并且创下了四项吉尼斯纪录。
有人说:“袁老，您知道吗?您这次到沈阳演出也在刷新自己创造的吉尼斯纪录!”
“是吗?我怎么没有注意。”我停顿了一下，忽然眼前一亮，“你说得对，我又要创造登台演出演员年龄最大的纪录了!”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应当当作座右铭。我现在八十七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争取活到百岁;我现在还没间断学习，学习各种新鲜事物;改造也很必需，改造什么?就是改造我的戏，怎样把戏琢磨得精彩，让我的戏与时俱进，这是我每天的功课。”
我还到吉松所在的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去看了孩子们的基本功训练并讲了课。
七日，八十七岁高龄的我，与年近七旬的钱浩梁，在沈阳登上沈阳南湖剧场舞台，献上一台原汁原味的《红灯记》。
不料七日天气突变，大风降温，剧场后台十分寒冷。那天看戏的人在剧场里都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
为了表演灵活，我不愿多往服装内加穿厚衣服，仍然穿着鸠山的单衣单裤，冻得直哆嗦。
剧场现场火爆，谢幕时，我拉着赵葆秀的手向观众们致意。
观众们都想与我合影，因为剧场里很冷，有的戏迷就对围住我的观众喊:“天气太冷了!别照了!让袁老师休息吧。”观众动情地说:“袁老和钱浩梁的演出比当年的电影还要精彩，但是我们真不忍心让袁老挨冻呀!”都劝我早点几回去休息。我还冷吗?!直觉得热血沸腾啦!
《红灯记》呀《红灯记》，我与你结下几十年的缘分，就单凭一个谢幕，站在中间、最旁边，还是退至后台，又站回中间，就可以看出我的沉沉浮浮的几十年。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观看《红灯记》时，鸠山站在中间;浩劫中，我被赶下舞台一年有余，周总理解放我以后，因我演的是反面人物，上头不让再参加谢幕，一度退至后台;周总理过问了此事，说:“演员和他演的角色不是一回事，谢幕是对演员艺术的肯定。”这样，“鸠山”才能和“李玉和”等又一起出来谢幕，可是只能站在最旁边。在一九九O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时，也可能是习惯，尽管“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都要拉我“鸠山”站在中间去谢幕，但我还是站在了最旁边!我说以前是不让我站中间，现在是谦虚不去站中间。当然，原班人马时，我再谦虚，也得站在中间了。
我演鸠山虽受到不少不公正的待遇，但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几十年来，甭管在哪里，只要走在大街小巷，不论是大人小孩都会亲切地叫我一声“鸠山”，而我也会很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互致问候。看来，鸠山对我而言，不再是那个狰狞可恶的日本军官的代名词，倒成了人们对我的爱称。
家中孩子们关注着沈阳的天气预报，一看沈阳有寒流袭击大风降温，立即给小海打电话，天气太冷，明日必须立即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