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珍爱的书籍钤上一方藏书印，实乃一桩赏心悦目的雅事

我的所谓藏书，其实不过多年读书的自然结果。读完了，就搁在书架上收起来，如此而已。起初打算治一方藏书印，确有点儿附庸风雅的念头。但我想，附庸风雅总好过附庸粗俗吧。
诗人刘淑慧咏叹藏书印，描写很唯美：“潮湿的胭脂/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体/丰润的心事因此有了/归属的安静。”给珍爱的书籍钤上一方藏书印，鲜红的印痕与白纸上的墨迹相映成趣，宛如美人薄施脂粉，实乃一桩赏心悦目的雅事。

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撰《藏书十约》，将藏书印记作为一部理想藏书的十条标准之一。李慈铭也认为，书籍不可无印。在《越缦堂日记》中，他说自己“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诚然，人与书的遇离，犹如人与人的聚散，皆是缘分。

自学生时代起，我买书习惯于扉页记下购买日期。古语云“书山有路”，若将来按照时间先后，梳理一份书目清单，岂不就勾勒出了我曾跋涉的那条书山之路？现在我每回添进新书，正式阅读前，都会在扉页郑重其事地钤上藏书印，旁边写下日期，这似乎已成一套固定仪式。

我先后用过三方藏书印，均于旅行途中得来。不名贵，但是敝帚自珍，觉得挺有纪念意义。
多年前，在丰都名山见过“唯善呈和”碑后，开始对民俗字感兴趣。知道西安碑林藏有《魁星点斗图》，碰上假期，说去就去了。也得亏古人智慧，想到将诗文书画等铭刻在石碑上，千载之后，才不致湮灭，让我们如今还能欣赏到。我在碑林中匆匆穿梭，快速扫瞄满屋的石碑，待终于找到《魁星点斗图》，早已迷了方位。记得大概是在离正门出口不远处的古玩店，我挑了一块墨绿色的印石，店主现场篆刻。印章两公分见方，显得阔气，价格当然也不便宜。可惜拿回家才发现，其边缘有一笔遭刻坏了，很难将印文完整无缺地印出来。

又一年的国庆长假，我到武汉旅游。登览黄鹤楼时，心头正萦绕着李白那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忽见楼中角落摆一治印小摊。我选了一方杏黄色印石，印首为龙蝶纹。这次，经先前教训，等治印师傅弄完，我专门检查了一番，边款一边刻“黄鹤楼”三字，另一边画一只昂首独立的黄鹤，还留有治印日期，关键印文是清晰流畅的。这才放入小锦盒，揣进背包离开。之后在用的过程中，我渐渐觉出其美中不足之处。这方藏书印并不“方”，有一边略长，整个印文近似梯形。

据说，大西北的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腐”。不论此说真假，当年我在敦煌夜市见到刻胡杨木印章的，还是毫不犹豫刻了一枚。褐红色圆形印身，印文系铁线篆，印首为一只跳跃的鱼。鱼，余，叫人联想到“年年有余”“学有余力”“留有余地”等语，都是吉祥寓意。所以这枚木质印章，我用得最多。

实际上，我的三枚印章均刻自己姓名，属于名章类，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印。传统的藏书印，大多镌刻表达藏书人个性志趣的简短诗文。明代大儒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着：“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惜书之情，溢于言表。画家张大千曾刻有一方藏书印，印文“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亦是黄宗羲所言“乱不忘携”之意。

《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的藏书印，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书生意气未能无”。其中的自嘲与感慨，细察之下，实在令人动容。（刊《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