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讲古之廿九）一个能干的“首都市长”戴了顶“风流帽”

山东的渤海郡和即墨一带盗贼蜂起，张敞给皇上请愿：我姓张的不敢惜身忘命，只要您老人家批准，我一定会将那些残暴的家伙绳之以法，保护好那里的百姓。（“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
 
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张敞到即墨后，发布悬赏令，对当了强盗“反水”捉拿同伙的一律免罪，并向上级报告任命了数十名缉盗有功的官吏当“县长”，很快就平息了盗贼作乱的局面。
——《汉书·张敞传》
点评：这个张敞，就是那个给老婆画眉毛出名的西汉“首都市长”（京兆尹），他其实是一位一等一的能官。
历史有时真的挺“搞”的，并不是人们普遍认知的样子。
“京兆尹”是京畿重地的“主要负责人”，虽然跟“省长”（郡太守）同级，但就像女士的背心和乳罩，位置虽然一样，但重要性不同，因此京兆尹青史留名的很多。
唐代诗人韩愈也当过京兆尹，留下了贾岛因低头吟诗琢磨用“推”还是用“敲”而冲撞他的美谈。张敞当“首都市长”时，也有一个“五日京兆”的故事。
张敞祖籍山西，祖父在陕西当郡太守时成了陕西人，他的父亲当过光禄大夫，相当于副国级的“咨政委员会委员”之类。他称得上是天潢贵胄，“画眉”的“风流轶事”与其“纨绔习性”不无关系。
张敞原本在基层做乡官，后来经考核当上了京都一个叫“甘泉”的粮库主任（仓长），后来又升为负责皇帝车队的“队长”（太仆丞）。
这时候汉昭帝去世，因为没有儿子，他的侄子、分封的昌邑王刘贺继承了皇位。这货不懂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立即任命自己的跟身马弁之类。
张敞写信劝他：您一个小地方的封王刚继承皇位，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辅国大臣还没有褒赏，这样搞会出事的。
说他乌鸦嘴也好，说他料事如神也好，才十几天，屁股没坐暖龙椅的刘贺就被权臣霍光给废了，西汉的好皇帝汉宣帝刘询被扶上位，“仗义执言”的张敞被提拔当了豫州的一把手。
他切谏的“死性”不改，继续频繁进言，考虑适岗性，宣帝提他当了类似“监察室主任”的太中大夫，专门负责收集和处理意见建议（奏折文书）。他不久就得罪了把宣帝扶上位的霍光，皇帝对他倒还信任，让他到废帝刘贺的发落处当了地方官。
张敞
不可一世的权臣霍光死后，终于亲政的宣帝举棋不定，对其兄弟子孙升升降降，一时安抚一时贬落。张敞给皇上献计，应给他们崇高礼遇，不要给实权，这样有名有份，他们就不会有畏惧之心，也就不会有贰心造反了。宣帝虽然觉得他说得对，但并没有采纳。
这老兄大概认为自己心底无私，给皇上出谋划策多了，把自己当成了国师，竟干预起皇帝的“家事”来。
胶东顷王刘音的母亲王太后喜欢外出游猎，张敞引经据典，用秦昭王喜欢靡靡之音，王后叶阳不听郑国的音乐——那时候普遍认为郑国的音乐属于淫邪之声；用楚庄王喜欢狩猎，夫人樊姬不吃野生动物的例子来劝说。
你还别说，真起作用，王太后再也不出去打猎了。
过去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进谏的风险是很高的，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但掉脑袋还是有人争先恐后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死谏属于皇权体制的政治伦理。
皇帝是天子，奉天承运，臣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进谏就是谏官的职责，怕死而不谏，等于临阵当逃兵，因谏而死，死得其所，还能青史留名，一个人真的要为“名”而死，会比为“利”还勇敢——这也是那些好皇帝敬畏历史的一个由来。
说到张敞，虽然他频频进谏，却没有掉脑袋，甚至说没遇到什么危险，只是因为他为人聪明。历史上进谏而死的，往往不是因为所说的事，而是因为不会说话。
张敞很会说话，他劝说王太后不打猎，举的都是以前那些好皇后为了宗庙社稷以身作则的例子，要是他拿褒姒、妲己这种反面例子劝对方，脑袋可能早就不在肩膀上扛着了。
张敞能干，主要是在治盗上。自古以来，“治”与“乱”都是百姓评判历史的最根本尺子，而“乱”的一个标志物就是贼盗。各地的地方史志，都不少各种与盗寇有关的记录；过去农村的民房，都有专门的望楼炮楼，也与防御盗贼有关。可以说直到民国，能治盗就是地方官的第一功德。
农村防盗的炮楼
张敞在山东治盗，他管辖的山阳郡人口并不少，共有九万三千户，五十多万人。放在两千年前那个交通不便、资讯不通的环境，没点本事还真不行。
张敞后来当了“首都市长”，留下也是治盗政绩斐然的美名。
天子脚下，首都地位的重要自不待言，其复杂也非别处可比，为了镇得住，一般都是世代官宦出身的人充这个职，但“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就弄得灰头土脸，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过失被罢免（“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
当时“首都市长”换得就像跑龙套、走马灯。长安城里盗贼蜂行，治安乱得一塌糊涂，做买卖的叫苦不迭（“京师浸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
张敞之前的“市长”叫黄霸，黄霸并不是碌碌之人，他原是颍川的太守，以全国考核第一名担任“首都市长”，干了几个月就搞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打道返回颍州。
皇帝把张敞找来，问他搞不搞得掂？
张敞说：没问题。
张敞上任，雷厉风行。盗贼额上无字，可以说是盗民不分，他微服私访找到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一摸清那些“闾里以为长者”的贼头情况，将他们弄来，威逼加利诱，要他们将各自手下统统找齐才能赎罪。
他不仅决策正确，还讲究方法可行，为了不打草惊蛇，聘请贼头到衙门当官差，要他们设宴庆贺，贼头偷偷在自己手下的来客衣服上做记号，出门时一一擒获，一天就抓了一百多人，拔起萝卜带出泥，审讯时有的一个人就供出上百人。
京都从此“天下无贼”，晚上再也听不到报警的鼓声。
张敞的确有几把刷子，京官难做，他居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九年。直到因杨恽案惹上麻烦，随后留下了那个物议纷然的“五日京尹”故事。
杨恽也是历史上的名人，他是司马迁的外孙，本来封侯位列九卿，因为与同僚不对路，对方告他拿皇帝开涮，被贬为一介平民。
他也是文人做派，给朋友写了《古文观止》里那封著名的《报孙会宗书》，被认为他身为获罪之人，居然还悠游自得，实属“大逆不道”，被腰斩处死。
张敞与杨恽来往密切，有人上奏罢免他。杨恽案受连累的人很多，其他人罢免的奏折皇帝都批下来了，唯独张敞那只靴子迟迟未落下来。
杨恽被诛
虽然正在接受审查期间，但由于没有停职，张敞仍然在岗做事。他吩咐手下的“公安局长”（“贼捕掾”）絮舜查案，没想到这老兄开小差跑回了家，还对来劝他的人说：“我为他出的力多了去了，他顶多再干四五天，还这样支派人？”（“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
张敞心里自然不痛快，叫人将絮舜抓了起来。那时候都在十二月执法行刑，没几天就要过年，办案的日夜审讯，将絮舜定了死罪。行刑前张敞派“秘书长”（主簿）对絮舜转话：“老子还当五天的京兆尹又怎样？你能活得过这十二月吗？”（“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
有人认为这事让张敞大为减分。要说冤，絮舜也的确有些冤，他当时不想办案，可能是觉得十二月快过了，长官自己还不知道能再干多久，派活纯属多事。而张敞却觉得遇到这么个狗眼看人的下属，实在窝火。
张敞后来给皇上写过一份检讨书，他说我杀絮舜的确是执法不公，犯了国法，愿意接受处死。絮舜一向为自己所器重，在其提拔问题上一再挺他，只是因为有人提出要罢我的职，叫他做事就撒手不干，说我是“五日京尹”，忘恩负义，如此势利，搞坏风气。（“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
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应还原时代。那个时候属于人治，有罪没罪，罪轻罪重，虽有律法，但凭的是长官的自由意志。从人性的角度，像张敞这种“你搞我，我先搞死你”的心理，其实代不乏人。媒体曾经报道，某位官员就在大会上宣称：“谁要敢告我的状，我下台前一定先把你免了。”
张敞杀絮舜给自己惹了麻烦。第二年立春，朝廷每年这时候都会派出的“司法督察组”了解冤假错案，絮舜的家人载尸喊冤。皇上想放张敞一马，先以他牵连杨恽案，将他贬为平民，罢免的圣旨一到，张敞把官帽一摘溜之大吉，他滥杀无辜的罪自然也就无法追究了。
俗话说，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相反人要有本事，却像金子总会发光。张敞罢免“首都市长”才几个月，京都盗贼又如野火再起。
皇上派钦差找到张敞家里，老婆哭哭啼啼以为是来抓人的，张敞呵呵一笑：“我身为平民，要捉我，'派出所民警’就行了，现在钦差亲自来,皇上是让我重新出山。”（“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
张敞果然是治盗高手，他先是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很快就将贼头缉拿诛杀；又拿包庇盗贼、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开刀，亲自领着几百辆警车军车，将广川王刘海阳的王宫团团包围，将其同族宗室的刘调抓住砍了脑袋，挂在门楼上，皇上接到报告将广川王除去封号。
冀州的盗贼治住后，张敞又调到太原郡，就像明矾放到水里，很快也治安肃然。
史书评价张敞，为人聪明机智，赏罚分明，见到恶人就抓，但时常将法律丢到一边，给予宽大处理，彰显善行，并不一味使用重典。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金刚手段，菩萨心肠”吧。
历史上的张敞，以给老婆画眉，用“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反怼皇帝而出名。因为个性太鲜明，特别是沾了“作风轻浮”的名，官运不好，一直到死也未能位列公卿，只是个郡守级。晚年时皇上曾想让他当太子的老师，询问前将军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张敞的确有能力，当得起治理烦乱的重任，但太过轻浮，当太子老师不合适。
这叫什么事呢！“画眉”乃夫妇之道，原本就是冤案，但这就是历史。所以那句“树正不怕影子歪”未必是对的，因为人性总是喜欢捕风捉影。

史册如茶可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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