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就是一个“傻瓜”也能好好地活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手机似乎变得清静了许多。以前每天都会收到各种短信或电话，或者是不认识的儿子叫我“爸”，叫我打钱赎人；或者是想破脑袋也记不起来的老同学路上出了车祸，让我紧急汇款。还有一次一大早就有人来电话给我出了一道问答题：说我得罪人了，有人请他们卸我一条胳膊，问我怎么办？

手机无疑是最私人的物件，这么多人擅自闯进你的“领地”，用既下流又拙劣的招数骗你，实在是一件气人的事。现在人们火气都很燥，不知道与手机骚扰成灾有没有关系。我替通讯企业觉得尤为不值，这么多人享受着它的服务，却因为诈骗泛滥，弄得大家都观感不佳。但这不等于说通讯企业就是“窦娥”。毕竟诈骗需要通过他们公司的平台才能实现，谁的地盘谁做主，在谁的平台上诈骗，谁就得负这个责。

我是技术盲，但搞技术的人告诉我，对于避免电讯诈骗，技术上并不太难，关键是有没有“高度重视”。过去东莞招嫖短信盛行的时候，我曾经很天真地想，这么多黄色短信，当地官员每天情何以堪！有人告诉我，领导的手机是不会收到这类短信的。我这才知道对于特定的用户，技术上可以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划一个圈子，它们就能免受妖精加害。收不到这类电话或信息，也就没有上当受骗的可能。但这样的“骚扰豁免权”带来一个问题，它的危害性未能及时引起重视，决策者意识不到电讯诈骗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对电讯诈骗的大规模整治，是在一个叫“徐玉玉”的女大学生被活活气死的悲剧发生之后。电讯诈骗危害的警钟，要用生命来敲响，令人唏嘘，虽然公安机关把骗子抓了，找回了一些公道，但一条如花似玉的生命已经赎不回来。遗憾的是，我却始终没有见到“有关企业”为这件事，或者为一度大面积的电讯诈骗表示过歉意，他们纷纷宣扬各自关停了多少涉嫌诈骗的电话，似乎忘记自己先前干什么去了。

不少人为徐玉玉惋惜，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心理太脆弱，为区区几千块钱想不开；还有人觉得她太笨。但我想，她心理脆弱也好，笨也好，上当受骗是最基本的事实。一个人的“笨”是相对的，除了天生智力低下者或者年老失智者。进城的农村人不会过马路，跟城里人认为花生是树上长的一样，只是生活环境造成知识上的盲区，而不能彼此认为是对方“笨”。就像现在的手机、电脑、照相机、配戴设备的“傻瓜功能”，并不真的是为笨蛋准备的，只是不需要专门学习而已。

说到笨，多说几句。我们常常说老外“笨”，我一位朋友出国时买啤酒，每瓶七元，给20元，无论如何不肯给三瓶，只卖两瓶，而且找回那六元钱特麻烦，先把其中一张10元拆零，从中抽走四元。如此繁琐，表面上是数学不好，实际上是他们的头脑不习惯“弯弯绕”。相反，一个人、一个族群精于算计，心灵过于“灵活”，往往跟自己所处的环境充满陷阱、缺乏对客观世界的信赖有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未成年的孩子在迪斯尼公园很少会走失，我孩子的外婆一个人从澳大利亚回来，在珀斯机场丢了机票，连普通话也说不好的她顺利地登机回来，因为迪斯尼公园和机场都有着完善的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一个人缺乏防骗知识，是上当受骗的原因，但不能把上当受骗视为活该。前些年食品安全问题丛生——补充一句，现在真的好多了，因为层出不穷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防腐剂、工业乙醇……事件，人们几乎成了半个“化学专家”，但我们不能顺水推舟认为化学应该作为国人的必修课。电讯诈骗也一样，增强用户的防骗意识、提高他们的防骗能力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但不能把受骗者当成责任人。

生活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什么叫“幸福”？幸福固然是每个人都能发挥聪明才智合法地赚得盆满钵满，但我想，在一个“套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社会，幸福就是每个不明白套路的“傻瓜”都能活得好好的，不会动辄掉到陷阱里。这种好好的活着，不是因为神经大条，而是因为政府有完善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共服务，能及时警示和填平那些陷阱。新年到了，权把这当成对国家的一种诚挚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