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疑释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借用资质挂靠责任的裁判规则
【引言】
审判实践中，借用资质进行施工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识别和认定借用资质行为？如何确定借用资质的诉讼主体资格？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今天法信干货小哥为大家解疑释惑：
【司法解释】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
第四条 【出借用资质的责任承担】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请求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信 · 最高法观点】
一、借用资质挂靠的识别与认定
建筑行业中的挂靠经营行为，主要是指没有相应资质或建筑资质较低的企业、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自然人以营利为目的，借用其他有相应建筑资质或者资质较高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建设工程的行为。
工程挂靠的准确法律术语叫作“借用资质”，而通过其基本表现形式可以概括其法律含义的内核为“借用行为”。根据《建筑法》第26条的规定，凡是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的，均属借用资质或者资质挂靠行为。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工程行业的实践情况，工程挂靠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
(2)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3)某一建筑施工企业以其他形式借用另一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4)资质等级低的建筑施工企业借用资质等级高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5)资质等级相符的建筑施工企业借用对方的名义承揽工程。
虽然借用资质或者资质挂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大都表现的隐蔽性强，形式合法，实为规避法律规定，给司法实践的识别带来一定困难。 由于借用资质挂靠的现象在我国建筑市场长期存在，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因此，要准确判定借用资质的挂靠行为并非易事。
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司法层面和行政管理层面进行认定。从司法层面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并未规定借用资质的挂靠行为如何认定，但部分地方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根据《合同法》《建筑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探索出一些认定标准。
（注：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挂靠’行为：(1)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个人、合伙组织或企业以具备从事建筑活动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2)资质等级低的建筑施工企业以资质等级高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3)不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以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4)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通过名义上的联营、合作、内部承包等其他方式变相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指导意见》(2008年)第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
(一)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个人、合伙组织或企业以具备从事建筑活动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二)资质等级较低的建筑企业以资质较高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三)不具有工程总包资格的建筑企业以具有总包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四)有资质的建筑企业通过其他违法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形。
第5条规定：承包人之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挂靠：
(一)相互之间无资产产权联系，即没有以股份等方式划转资产的；
(二)无统一的财务管理，各自实行或者变相实行独立核算的；
(三)无符合规定要求的人事任免、调动和聘用手续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尽管各地高院认定“挂靠”行为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特征可归纳总结为以下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挂靠人没有资质或者超越资质，且与被挂靠单位没有劳动或隶属关系；二是挂靠人为了规避资质许可限制而以具有相应资质的被挂靠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至于被挂靠单位是否收取“管理费”“挂靠费”等费用，不是认定“挂靠”行为的要素之一。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
二、借用资质挂靠情形的诉讼主体
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发包人就工程质量提起诉讼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54条、《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5条的规定，发包人因建设工程质量单独起诉出借资质的建筑企业(被挂靠人)或者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用资质的挂靠人或者被挂靠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参见诉讼。也就是说，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发生建设工程质量纠纷的，应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并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挂靠人就工程款提起诉讼
借用资质的挂靠人对发包人和被挂靠方提起共同诉讼或者单独对发包人提起诉讼主张欠付工程价款的，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6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为查明案件事实和分清责任，应当追加被挂靠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参见诉讼。即此种情形下，发包人与被挂靠人应当是共同诉讼当事人。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只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及其他人。由于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挂靠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合同当事人，两者似乎没有法律关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5～26条的规定却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允许挂靠人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主张权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挂靠人起诉依据的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6条的规定。该条是为了保护实际施工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允许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但该条第1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 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2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其中并没有规定挂靠的情况，似乎将挂靠予以排除。
实际上，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4条的规定，借用资质的挂靠人也属于实际施工人。而《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的起草者也认为，该解释中的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合同的承包人，如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而《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6条中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案件当事人，“既能够方便查清案件的事实，分清当事人的责任，也便于实际施工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所以，在审理涉及挂靠关系的案件时，也可以追加被挂靠人为案件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便于查清案件事实。
三、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内部责任划分
我们认为，根据《建筑法》第66条的规定，在工程质量争议中，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对发包人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后就内部责任上可以看作是按份责任。因承包合同的权益实际上由挂靠人享有，义务实际上也是由挂靠人承担，而被挂靠人取得的收益只是管理费，故可以考虑被挂靠人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按份责任。
如果发包人明知存在挂靠关系，也明知被挂靠人只是出借资质，则实际上发包人与挂靠人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应视为发包人参与到该违法行为中，说明发包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不宜单独保护发包人的利益。此时，被挂靠人仍应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发包人则仍应承担连带责任。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
四、发包人“明知”挂靠人借用资质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25条、《建筑法》第66条对于发包人权利的保护均是建立在发包人对挂靠行为不知情的基础上。实践中，如果发包人“明知”挂靠人借用资质的，则需另作讨论。
司法实践中，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订立合同时已明知；另一种是订立合同后得知的。
对于第一种情形，发包人订立合同时即知道借用资质挂靠施工，有些还是故意参与的，（注：如司法实践中，发包人指定特定主体作为承包人，而该特定主体正好没有资质，为规避法律风险，于是让该特定主体借用资质进行挂靠施工。）则其对于挂靠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因其追求或者放任合同无效的后果发生而具有过错，应对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当然，发包人“明知”的过错应仅及于承担合同无效的相应责任，不应扩展至其后因挂靠人或被挂靠人合同履行不当的责任。
对于第二种情形，发包人在订立合同后才知道挂靠的，此时发包人应当意识到挂靠行为的违法后果会导致合同无效。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包人应当在“明知”后，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因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扩大，合同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的，一般应当采取措施终止履行；合同已经履行的，应当采取合理的清算措施。因此，发包人订立合同后明知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未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的，发包人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对“发包人明知”的事实应结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综合判断。由于挂靠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无论发包人还是挂靠人、被挂靠人均不会主动承认挂靠的事实，各方都会极力掩饰挂靠的事实，从而逃避监管。一般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不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施工管理，而在发包人签章的各类文件上只能看到被挂靠的施工单位的公章、项目部的印章或指定项目经理的签字，发包人的工程款也是直接支付到施工单位账户上的，实际施工人同时留下痕迹的证据是较少的。这不仅会给认定“借用资质”的事实带来困难，更难认定发包人对此“明知”的事实，除非发包人自愿承认“明知”。只有发包人向挂靠人或被挂靠人主张权利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挂靠人或被挂靠人才会举证证明发包人对“借用资质”挂靠施工的事实是明知的，进而减轻自己的责任。对于“发包人明知”的事实的举证责任自然属于挂靠人或者被挂靠人。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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