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十四）
炒作是几千年来第一门功课，显然，慧思是这方面的绝顶高手。和左思他们家死抓着一件事情做文章不一样，慧思的招数总是层出不穷的。训虎治水结束没多久，福严寺又出现了奇异的现象，每日上午巳时时分，总有大批飞鸟从四面八方飞进福严寺，在福严寺后院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时而盘旋飞舞，在寺外很远都可以看到。后来有人传言，巳时是慧思大师独自在寺后大石上坐禅的时间，每当慧思坐禅，便有凤凰（或者朱雀）护卫，引百鸟来朝，于是便发生了如此异象。甚至还有好事者从门缝里偷窥过，确实远远看到过大师身边有一只火焰一般的五彩神鸟和成千上万只各类小鸟。
这个事情说穿了并不复杂，那块巨石及其周围都被化装成神鸟的智无大师洒满了谷子等食物，并且还养了几只小鸟招揽顾客，于是，那大批的鸟也就逐渐每日定时来朝见了。
类似的事情，战国时期齐国的田单干过，不过没有五彩神鸟出现而已。当时，就如股市崩盘一般，强大的齐国已经被燕国的乐毅打得只有两座城市了，灭国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田单就靠每日撒几把谷子把饥寒交迫的鸟群招来这个事情，骗取了齐国人的信心，终于让崩盘的齐国触底反弹并重新崛起。后来，汉宣帝刘病已也整过这事，以恢复大家对日落西山的刘姓王朝的敬畏。
（所以，我经常说：股市无关经济，但关乎信心。）
装神弄鬼这种事情，几乎每一个大人物或者准大人物都干过，但干的时机是否合适，干得是否漂亮，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要有极高的悟性才能搞得成。慧思在这方面似乎是自学成才，因为他的师父慧文在这方面明显差着好几个档次。
实际上，慧文最成功的一次装神弄鬼还是沾了慧思以及智者的光。
北齐尊者慧文的事情，流传下来的不多，大抵也是因为没啥光辉事迹，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慧文可能跟北齐帝族同宗，姓高，（这个可能是他投身北齐且地位很高的原因，）籍贯、生卒年俱不详，他后来成名还是因为他的徒子徒孙。
慧文在北齐最后呆的一个寺院为海曲天台悯寺，这个庙在海曲（今山东日照）天台山（这个名字也极为泛滥）下，但后来因为北齐禁佛，慧文就只好带着他的一帮四十多人的僧众于公元五百七十七年从海路投奔南陈。
说到天台山这个名字，据我知道的就不下十七八处（不知道的恐怕更多，但都没什么名气），最有名的就是浙江台州和山东日照两处。但要真的论起来，浙江台州的天台山才是真正的“天台山”，其他的都应该叫“天薹山”，正体字根本就是两回事情，只是因为现在的简化字把它们搞到了一起。它们的读音根本就不一样，浙江天台山的台字是阴平读音（连因天台山而得名的台州甚至我们多次提到的天台宗也是阴平读音），和“胎”的读音一样，而其他的则是阳平。实际上，浙江的天台山是因为对应天上的三台星也就是台宿而得名，而其他所有的天薹山则都是因为有个“登天”的薹子而得名。
应该说，在慧文到智者那个时代，浙江天台山和海曲天薹山从字到读音字义都不一样，慧文跑到海曲天薹悯寺去绝无想在北齐沾智顗在浙江天台光的意思。
慧文到达建康（南京）的时候，慧思刚刚在福严寺去世，智顗（智者）已经去了浙江天台山立寺开宗，他们三个没在南京见着。不然，天台宗的二、三、四祖在南京相会，那可是中国佛教史的头等大事，可惜了的。
不过，由于慧思和智顗都是陈朝的国师，声望之高无人能及，绝对火得一塌糊涂。他们两个的祖师爷大驾光临建康，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宣帝陈顼亲自出场接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慧文介绍了他们南下的经过，大概是说他们在海上曾经遇到过大风暴，船也翻了，大家都以为要直接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只大龟，把四十多人全部救出水面，驮在背上，跟水上火箭似的就把大家送来建康，一问，那才知道那大龟是海曲天薹悯寺放生池里的老龟，而那放生池，则是慧文从牙缝里节约出钱买来的海曲溪石梁做的。
这个故事实在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时机极好，陈宣帝过于相信慧思和智顗，自然就深信不疑，高兴之下就马上颁旨敕建报恩寺（此事颇为可疑，如有，也就是拿个叫长干寺的旧庙改造一番），以香火祀之。这个报恩寺，据说就是南京大报恩寺的前身，（但不知道那个不知真假的佛祖顶骨舍利是否当时就已经瘗了进去还是直到宋或者明朝才补进去的）。
在我看来，关于慧文主持报恩寺之后的情况，恐怕只有两个结果。
结果一：慧文依靠慧思、智顗骗了陈宣帝的报恩寺，自然是能够火一阵子的。但他急于发展业务，而本身法力比慧思、智顗差得太多，一直没玩出什么象样的花招来，让大家颇为失望；再者，智顗又从来没和慧文见过面，感情也一般得紧，也就不是太帮衬了，（辈分差得远，帮衬起来也很辛苦）。久而久之，陈宣帝和建康人民就有些怀疑甚至怠慢起慧文的法术，慢慢不怎么想得起这位慧思大师的师父来。而生意越来越差的慧文，终于无力回天，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南朝和尚系列中，再无声响。
结果二：慧文研究过徒子徒孙在南方弘法的事迹，自认无力超过，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加之慧思已死，自己的身份尴尬，（不便跳到台上和智者抢市场，）能混陈宣帝一座庙已属万幸，得赶紧急流勇退。于是，慧文深居简出，再也不出席任何一个活动，甚至都有可能带着一笔钱作为养老金号称云游而溜之大吉了。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慧文选择的是第二个结果，虽然他不是慧思、智顗那样的天纵奇才，但能搞出“一心三观”的人肯定不会笨。
（历来这样的笨人不会少，经常有一些人，机缘巧合之下成名了，被人推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远远超过自身固有的实力，但他们往往就看不清楚自己了，以为那是自己该得的，结果无法驾驭，以至于后来臭名昭著。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学术界，但似乎学术界更为常见。）
不管是哪个结果，慧文在陈朝似乎再也没有火起来过，以至于之后各类书籍中再无慧文的任何记载了。如果不是日后天台宗成了气候，把慧文追认为二祖，也许历史上连这个报恩寺的故事都不会有。
但我们完全还可以再换个思路，慧文大师这次并不高明但时机恰当的装神弄鬼把他日后弄成了天台二祖的同时，还解决了他眼下的生计问题，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演出。
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打过油的：
海曲龟神技。建康波亦履。
或云偶放生，便报不需死。
齐难有谁缘？佛情因孽止。
可怜敕报恩，法院堪糊嘴。
当然，真要论装神弄鬼，不管水平如何，气魄或者排场更大的则要算政治大佬。作为看家本领，开始，这些个事情都是道家参与并具体主持的，但后来儒家（也有说一开始就是儒家）把自己是根葱的本领发挥到极致，他们动用了历史，把这些事情写进历史并美其名曰《符瑞志》，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上天对人类社会活动主要是政治行为进行评价的意思表达，是国家头等大事，而且把这些个所谓的祥瑞（也称符瑞）分成三六九等，创造了一门庞大的学问体系，终于把道家一定程度变成了儒家的附庸，从而彻底占领了官方市场，并因此渐渐成为国教。
在最终的儒家祥瑞理论体系中，祥瑞大体分为五等半：第一等的叫嘉瑞，其下还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此外还有个杂瑞，大致可以算作半等。
嘉瑞实际有五种，就是有五灵出现，所谓五灵，自然是青龙、白虎、朱雀（凤凰）、玄武（一般用龟代了）四方神兽加上中间的麒麟。这五样中，麒麟是上等嘉瑞，最为顶级，据说孔子就看到过一只，但当时已经被人杀死了要吃肉，让孔子好生大哭了一场，但我一直以为，孔子看到的那东西，没准就是一头不知哪里来的犀牛而已（古书上的记载，麒麟跟犀牛蛮象）；而孔子的妈似乎应该也见过麒麟，只不过可疑得紧，说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这同时也是麒麟送子的来历，搞得后来人动不动就麒麟儿的夸人家小孩，但我一直怀疑孔子他妈的学问，毕竟那东西孔子认识不代表他妈就认识。其他四样普通的嘉瑞中，青龙、白虎、朱雀也是难得见到的东西，儒家折腾的那些玄而又玄的玩意也没什么好说的，倒是这个玄武尤其是龟，被儒家祥瑞学演绎得五花八门，他们把龟分为十类，所谓神龟、灵龟、摄龟、宝龟、文龟、山龟、泽龟、水龟、火龟，此外还有元龟，每类又分别有不同特征，不同瑞意，不亦乐乎得相当厉害，但似乎也有把这个嘉瑞搞得不那么值钱，整个就是一个乌龟宴的感觉。
（当然，最早的祥瑞体系里是没有所谓嘉瑞这一等的，非常明显是后来补充上去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比如文学派别，开始有人叫现代派；接着有人觉得现代派不够现代，就搞了个后现代；再下来，人家觉得后现代也不好玩，就整出个超后现代；我不知道发展下去还应该怎么叫，或者超超后现代或者新超后现代什么的，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帮家伙取名字的水平远远低于古人。）
一直稳稳当着老大的、但却无缘无故退居第二等的大瑞，最终的管辖范围也相当庞大，泛指老天爷颁发奖状性质、各类存在不存在的自然现象。
老天爷颁发奖状的形式神鬼莫测，首先是天上的日月合璧（地球进入太阳与月球之间或月球进入地球与太阳之间）、五星连珠（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方并基本成一条直线），更厉害的是这两项叠加而成为七曜同宫则更为少见、更为祥瑞；接着，地上出东西的也来了，河出马图、洛出龟书这两样名动天下，更是大瑞的杰出形象代表，人们又在此基础上整出了江出大贝（不难）、海出名（明）珠（更不难）、陵（泉）出黑丹（黑色丹砂而已）、山出器（根）车（器车可能是墨子时候外星人留下的，根车似乎不难）、泽出神马（鼎）（出鼎未必稀罕，出马则散见于各地传说）等等这一系列，甚至连阜出萐莆（所谓瑞草）都整出来了；再下来，甘露降、日月光、斗极明、瑞雪、瑞雨、瑞霞什么的都上了，越来越不隆重，只可能是老天爷财政困难，不愿意多出干点事情的经费，在此基础上更发展出连客观判别标准都没有的钟律调、四夷化、孝道至、越裳来之类，则过于不象话了，有矫老天爷诏之嫌；当然，象什么风不鸣条（风太小、条太大）、海不扬波（高度近视眼的看法）、混河载清（或者不难）、枯木再生（一定另有种子）、陆生莲花（不是没机会）、抱珥之日（太阳两边出现半环形光圈而已）、同色之星（晕一下）勉强算进去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诸如什么牛生上齿、狗养斯肫、牛生厥石、鸟状前赤这一类动物异种异象都搞了进去，实在是丢人现眼，至于那所谓的万蚕同茧只可能是某个史官臆想而已，反不如抱日之气、覆鼎之云这些个事情来得有理有据得多。
最常见的大瑞是景星和庆云，关于景星，《史记》、《汉书》等正经文献中都有详细但又略带矛盾和玄乎的说法，通常指的是德星出现，这个德星，普遍说的是木星也就是岁星，也有说指所有的瑞星，也就是还包括了有周伯、含誉、格泽、归邪、天宝、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等诸多客星，大体上就是天上突然出现了非常非常亮的星星，这个星星，可能是既有的（比如木星在某个期间变亮），也可能是新星、超新星、彗星、流星甚至极光现象等天上新出现并可以说成寓意吉祥的客星。而庆云（也叫景云、卿云）就简单许多，它就指五色祥云。
由于那些家伙在嘉瑞和大瑞里下了太多功夫，其他瑞系列反而显得比较干净。上瑞涉及走兽，以白色为主，包括白狼、白鹿、白狐等所谓“白祥”和红毛兔子，共有二十八种名物；中瑞涉及飞禽，包括苍鸟、赤雁、白雉、白燕、白鸠等三十二种名物；而下瑞则是十二种奇花异木，有一株多穗的庄稼号称所谓嘉禾，有传得玄乎其玄的灵芝号称所谓芝草，还有什么枝干连生的异根草木便呼之木连理等等。至于杂瑞，我说它是半等，主要是因为它实在太杂了，有很多东西拎不上台面，什么玳瑁、珊瑚、比目鱼什么的，现在似乎常见得一塌糊涂；神鼎、丹甑、玉瓮、瓶瓮连带后面的玉英、玉琮、碗圭、玉玺、玉印什么的，明显有鼓励人家盗墓之嫌，怎么看都不应该单独作为一等。
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历代流传过程中泥沙俱下，总带着不少显而易见的缺陷。就算有人想帮大家梳理一下，却总被其他人从古书堆里又把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糟粕搬出来拼凑进去。
不管这个祥瑞体系中存在多大的问题，但这些个祥瑞却是组成中国历史的主线素材，几乎任何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王者都折腾过那么一件几件的。这些事件，一部分是后来的史官或者大儒们强行加给那些王者的，一部分是正好赶上点什么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更多的是王者或他的手下炮制出来的。
这也没办法，皇帝或者王受命于天，总得让天给大家表达点什么，祥瑞这个东西就成了表达天意的手段。这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被动摇过，那么，老天爷特别勤政，祥瑞也就不得不一次次的或高明或拙劣地出现并写进历史。
我们前面提到过“王舟”，说那是酒杯子，但似乎并不特别确切，因为我只找到苏东坡一首诗里面的一个孤证。不过一看到王舟这两个字，有学问的那帮人立马就想起周武王来，就是这个祥瑞惹的祸。当时，被伯夷叔齐触了霉头（发生过么？）的周武王正率着他的部队向朝歌进发，经过一条河时（有可能是黄河，但更可能是关西平原的某条河），有一条白鱼从水里直接跃上了周武王的王舟，于是，周武王的军队精神振奋，神情激昂，为灭纣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这便是著名的“白鱼登舟”祥瑞。这里说的白鱼，并不是生物学上只有云南西北和四川邛海才有的那种小鱼，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翘嘴白，实际上就一种非常普通的淡水鱼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每条河流。这样普通的鱼种，居然也能成为表达老天爷意愿的使者，怎么看都象穿着件破圆领衫出席国际时装节并登台致辞，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姜子牙绝顶的演说和忽悠能力。
实际上，和相貌堂堂、志向高远且丰功伟绩的商纣王相比，周武王更象一个猥琐的窃贼，武王伐纣并不象历史中记载的那么得人心，甚至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造反，所谓顺应天命是出现祥瑞之后的事情。
当然，由于武王伐纣总不那么义正词严，还出现了比如大冬天连日下雨、盾牌折成三断、行船遭遇大浪等等诸多凶兆，虽然姜子牙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但让人揪着心，为了提升队伍士气，这个祥瑞自然是越多越好。所以，某天黄昏，正当姜子牙召集军队开展思想教育的时候，大家看见有一团火焰落在武王住的房顶上，正准备救火，却发现火竟然熄了，房子完好无损，却有一只色彩斑斓的鸟飞走，让姜子牙的政治思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更大的祥瑞则出现在牧野之战，那天早晨，当姜子牙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正仰天喊口号之际，天空有彗星掠过。
虽然彗星这个事情人们提得并不多，但就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就算是今天，预测彗星都是很困难的，人们也因此认为那彗星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毕竟这玩意的规律人类掌握得稍早一些，因此，精通天文的姜子牙在《封神榜》里娶了个扫把星的老婆，似乎也是应该的。
而另外那两件祥瑞说穿了一钱不值，找个水性好的冬泳爱好者把早先准备好的一条大翘嘴白（怎么着也得有十几二十斤才有说服力）丢上武王的船头实在简单得很，所以我总是关心那鱼上船后的去向，是供了起来还是煮汤喝了，或者先供一下再煮汤？而火焰化鸟实际上不过是武王房子里的人向天空用力抛了一块磷火，接着放了一只预先准备好的野鸡之类的漂亮鸟，然后把屋顶的缺口掩上。
刚才说到产白鱼的邛海，那是一个极美的所在，它所在的西昌市位于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腹地，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我曾经所在的溪洛渡水电站就有一半位于凉山州境内），而邛海则处于西昌市区的边上。
西昌，在汉名邛都，据说是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并在大渡河以南蛮夷之地建立的越嶲（也叫越巂，巂同巂字，现在有时就干脆越西了）郡首府，为益州所属；唐之后这个地方就名叫建昌；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新城建于唐旧城之西才更名为西昌至今。（我有一方巂砚也叫建昌砚的，模样甚为古朴，就凭着这个颇有历史积淀的名字唬倒过不少人，实际上，这个牌子折腾出来根本还就没几年，东西也不算出色，比普通的端砚、歙砚都大大不如，完全就没有吹嘘的资质。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某种特色。）
由于海拔、气温、日照、经纬度等条件好，大气中悬浮物质少，空气透明度大，所以月亮光亮圆大，加之一年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三百天的月夜，故西昌自古就有“月城”之美誉。卫星发射中心设在西昌，自然有地理气候方面的原因；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原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成立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这两件事情的焦点西昌市也在这个过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西昌，这些年更是火得不行，一是四季如春环境好，连春城昆明的居民都普遍承认西昌更有资格叫春城，所以西昌一开始叫“太阳城”“小春城”，然后就“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二是风光优美，除了城市一侧极富盛名的泸山邛海以及略远一些的卫星发射中心（这里的风景还真不怎样）之外，离城区仅三十余公里的螺髻山一带也是个旅游者特别是摄影爱好者的圣地，再远一些的凉山境内，还有富有神秘色彩的“走婚”民族摩梭及其他们的泸沽湖，以西藏木里为代表的传说中的大香格里拉环线边缘，还有离我所在溪洛渡工地不远的马湖等等；三是民族风情色彩浓郁，除了摩梭族外，彝族的文化也极有噱头。西昌的宾馆不少，条件也不错，但逢冬天的节假日，整个西昌几乎是一床难求，尤其成都至西昌的高速公路通了之后，都让我在那个时间段鼓不起前往西昌的勇气。
邛海，古称邛池，在某种程度，它比西昌更有名，或者说，西昌的令人向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四川第二大的淡水湖。邛海南北长二十三里，东西宽十一里，周围七十余里，水域面积一百二十多平方里约三十一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十四公尺，最大水深超过百丈（三十四公尺），其状如蜗牛，水质清澈透明，加上四面环山，极有文化底蕴的泸山紧靠其边拔地而起，合起来确实不负“川南胜境”和“蓬莱遗胜”之名。关于邛海的形成，大约只能是一个谜，主要是因为说法太多反而令人无所适从，有的说是因为河流过于弯曲后自然取直而原河道遗留形成的牛轭湖，也有的说是它是安宁河的古河道遗留，还有的说是堰塞湖（公元两千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后，这个术语举世皆知），当然更多的说是断陷湖。断陷湖，顾名思义，就是由断层陷落形成的湖泊，著名的断陷湖有青海湖、滇池和洱海。但就是这个断陷说，什么时候陷的却也有好几个版本，分别有汉、唐、明、清各朝因地震下陷成湖的记载，但又似乎经不起仔细推敲，反不如南北朝那个为穷老太婆报仇的神蛇搞出一夜城陷为湖的故事来得义正词严。
所谓科学，往往不如神话、传说等迷信一类的东西来得端庄大气。
而泸山显然够得上端庄大气，郦道元在《水经注》叫它为蛙巂山，是因为它貌似神蛙昂首朝天，此山海拔两千三百一十七公尺，（而邛海水面的海拔大体在一千五百公尺），山中古树参天，尤以松柏居多，松柏掩映下，十来所古刹什么的散落其间，若隐若现，甚为可人，而每座建筑都极有文化，儒释道三教并立，在那么一个汉文化的边缘地带，更显得泸山文化色调甚浓。当然，那山里还有一座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搞了不少彝族的东西和文化在里面，也还蛮有意思。
西昌我算去得多的，但除了带朋友去过两次彝族博物馆（亦可观邛海），每次行在泸山脚下，都没有什么爬到山上拜谒一下汉文化的心思，（也许哪天就有了就去了也未可知），总觉得那里的文化太厚太薄、太正太歪都是一件令人尴尬和费脑子的事情。
有一次中镇诗社的社员们在五台山开会，而我却因公事陷在西昌不能前往，就自嘲了一把的同时把任务交给那些正在游山玩水的诗人们：
独坐楼头思不开。
泸山邛海误诗才。
月城今夜无知己，
吩咐清光到五台。
关于邛海，我和很多人的意见一致，这绝对是个可以和西湖、洞庭、太湖、鄱阳等名湖媲美的所在，其恬静独步天下。（很多时候我都怀疑这个邛海是否和古代的咸池有一定关系，或者就是咸池三星其中之一的地面对应体。）我到西昌，总喜欢住在临邛海的地方，想着晚上可以走到湖边感受一下世上最美的月夜。
实际上，虽然我很少碰到一床难求的事情，但月夜临湖的事情还是比较少的，不是因为天气原因（我似乎在西昌就没遇到过无月之夜），而是因为当地的酒风过于彪悍。
说到某地酒风彪悍与否的问题，我觉得与历史沉淀、风俗习惯有关，但最重要的指标是女士们的表现，是否都喝、都能喝以及都会劝。
凉山彝族自古以来就似乎和酒有不解之缘，当地人饭可以不吃，酒却不可以不喝，男女老少似乎把喝酒当成他们唯一的乐趣和追求，他们中的一些人把酒当做水喝，而啤酒流通之后，许多人就几乎再没喝过水了，（我太太常感叹某次去马湖背后山上偏僻的彝寨里看到一帮小屁孩集体抱着我们带去啤酒一通猛灌的景象）。很多次碰到赶集路旁歪七歪八倒着的那些披着查尔瓦（一种彝族多用的羊毛织披毯，极暖和）的醉汉（他们把包谷在集市上卖掉，买完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下的钱基本都用来打酒，然后就近寻个地方找一两个认识的人就开喝，醉了就地一躺，醒了自己回家），都感慨别人的幸福（而我们这些需要开车从路上经过的人显然要辛苦许多—包括穿过他们）和简单（其实，简单往往是最大的幸福，但我们显然已经走不回去了）。彝族的歌曲里，除了带着酒的爱情、友情之外，似乎就只有纯纯的、热辣的酒意。彝族人极其好客，穷得叮当响的他们会拿出所有的家当（包括他们的牛羊—而杀牛是他们的最高礼节）请你吃饭（或者说喝酒），只要他们感觉到了你的善意和尊重，而你表达你的善意、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喝他们的酒醉了—那是他们认可的幸福。
我见过的彝族女子里，似乎没有不喝的，就算她声称不喝，绝对不需要三句话，就可以劝她端起酒杯，只是你需要当心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酒量往往大大超过你的预期。关于彝族女子的酒量，我经历过几个事情，可作为经典案例。案例一：两柔弱女子当面互相谦让，均自报酒量一斤半，爆料对方实力在两斤以上，其中之一人怀孕数月之时声称不能逐一敬酒而一口轻松干下三四两高度白酒致歉。案例二：我请一彝族女同事帮我接待外地酒豪（自然是公斤级以上），她认为可能不敌，我告诉她完全可以大半杯对一满杯的喝，该女子圆瞪双目：酒还能这样喝！该女子曾在某次宴会临近结束时，根据其上司“把酒收了”的指令，对照对方喝的品种，和在座诸位逐一循环碰杯对饮，生生把大家认为无论如何也喝不完的包括白酒、红酒、啤酒、黄酒在内的众多瓶瓶罐罐一扫而空，并随后参与处理诸位安全送达的问题。案例三：我在一彝族风情的饭馆里接待一群外地来的客人，一客不知厉害，要与献唱女孩拼酒对饮，后自觉入坑想脱逃，遂找了个煞是漂亮半斤装木漆大杯想把女孩吓回去，那女孩一抬手就把酒喝干亮着杯底等着客人，这客人哪里见过这阵势，只好谄笑着吹捧那姑娘酒量足有一公斤，谁知马屁拍到马蹄上，那女孩认为是奇耻大辱：喝一公斤我还敢在这里混？搞得一向在酒桌上遵循坐山观虎斗、不逼人喝酒的我也赶紧出来当了回逼债的恶人。
女子的酒量虽然恐怖，但更恐怖的是她们劝酒的歌曲，劝酒的歌曲本就不少，她们还能随口改变无数个版本，虽然旋律优美且原生态得厉害，但只能在她们唱给别人的时候欣赏，一旦站在你身后，往往头大，据说某位以铁面著称的宰相就被彝族“喜欢嘛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的霸道歌词给逼开笑脸喝下了满满一杯，别的人要想硬扛过去估计希望不大。
好在彝族人喝酒也不是较死理，只要你多跟他们“幸福”几回，人家知道你的底细，就不会过于为难你了。
其实，我开始几次路过西昌都没有住，只是安排在邛海边上的邛海宾馆（这是我认为中国最美的酒店之一，还有人认为没有之一）吃顿饭就走，头两回都是迷迷糊糊被喊下车，盛装的彝族美女唱着歌儿迎上，手里捧着一个大约二三两酒的大杯子，一口吞下，然后醉倒，醒来后已经是数百里之外了。所以我第三次路过西昌的时候，坚决申称要看看邛海再说，主人笑嘻嘻的将我延入宴会厅，打开窗帘，让我看了一眼仅仅一丈之外的美丽邛海，然后在彝族美女的祝酒歌声中继续了之前的故事。而欣赏邛海月夜则又是好久之后的事情了，原因自然是每次住西昌，晚餐都被人家灌得七荤八素，没有夜里爬起来溜达的机会。虽然都知道我的酒量不行，也绝没有为难的意思，但就是一不小心用嘴角剩下的酒顺手把我放倒了。直到有一次我表演了“八步成诗”才逃过一劫，晚上好生领略了一下月城之夜，才有了下面这首词：
洞仙歌—宿西昌
伶仃漫步，正人声初歇。次第风湮岸灯灭。树婆娑、疑是有鸟归巢，惊起了，一点幽思渐勃。
月城名已久，寥廓无云，三十层天尽澄彻。人倦怎知秋，一叶飘来，只识作、离情时节。使明月、此夜渡泸山，山环瀑，逼他邛波胜雪。
自八步成诗之后，在西昌就经常可以逃避喝酒，只不过成诗的时间限制已经从八步压缩到比曹子建还少两步了。这个说法看起来蛮吓人，其实和那些祥瑞一样，说破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来，曹子建的七步基本是实的，而我的五步虚得厉害，连头去尾讲条件打哈哈的时间加上十几步的时间都不止；再者，曹子建的旧作天下皆知，他可不好随便改几处来应景，我却无此顾忌；还有就是心理压力完全不一样，人家是生死之搏，我不过是图个快活；更为重要的是，曹植的评委可是那个诗学造诣丝毫不输他的曹丕及一干饱读诗书的大臣，而我的听众多半要我解释方能理解其中含义，自是轻松自如得一塌糊涂。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流传的许多惊艳传奇，不管动静有多大，无非是些其实难副的盛名而已。
不过，也有一些家伙躲酒的功夫比我高。比如某次一帮文人到溪洛渡看我，我就鼓动那个认为判定一公斤酒量是侮辱她的女子给以喝酒著称的某诗人唱歌敬酒，谁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位诗人坚持认为那女子和他夫人身材形容气质高度近似，非得要买下女子身上那套民族服装，新的还不要，最后那女子终于把尚带体温的衣服赠与诗人，酒自然就简单对饮一下就罢了，让我想灌他的目的落空。在场的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人、书法家前辈忍俊不俊，兴致填词写字相赠，让这厮大赚了一把。
因为那次无良的成功躲酒经验，这帮文人似乎再无忌惮，经常就要宣称组队进山看我，可以一览诸如马湖之类大凉山地区的风土人情。
马湖，地处四川省雷波县（古称马湖县）东面的高山峡谷之中，海拔一千一百多公尺，与邛海、泸沽湖齐名的四川第三大天然淡水湖泊，马湖上部原系一条古河道，下部为深沟峡谷，地震造成山谷崩塌形成堆石坝和堰塞湖。马湖三面环山，形如一弯新月，湖面南北长十里，东西宽近五里，面积七平方公里，平均水深达七十公尺，储水三亿方左右，水位稳定。据传，昔人以壮马系湖岸，湖中龙出与交，后产异马（只是不知是谁的瑞），因得名马湖，又以湖中有龙，亦称龙湖。而马湖出口下的黄琅古镇，则是过去马湖县的治所，妥妥的高山中的江南水乡。那里和西湖是唯二的可以天然种植莼菜的地方。我们从金沙江边海拔三百多公尺的地方，盘山上到一千一，转个弯，就是一个水波烟淼的所在，如何不让这帮家伙动心。从黄琅古镇对面下车，沿着马湖出水口走上湖堤，确实是极为美妙的体验。到了地儿酒是要喝的，但看样子是吓不住他们，只好做一些文人的游戏了，比如分韵，也就是找个字数和人数相等的句子，一人分配一个字做韵。
七律—马湖分韵得堆字
别有江南在蜀隈。黄琅似雨惹春苔。
溯溪未怕轻泥伴，临堰何疑瑶圃回。
便是满船通胜笔，能描细浪篆璿瑰。
青峰影被闲云瘦，数至波心第几堆。
相比周武王、姜子牙组合的相对寒酸，汉武帝的祥瑞动静却是大了很多。
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一十四年冬，汉武帝突发奇想，为了配齐皇天后土的祭祀，就在汾水之南的脽上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荣县设立了后土祠。这事本来也没什么，但到了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一十三年，似乎为了配合元鼎这个年号，一个超级大鼎居然就从后土祠那里出土了，这个大鼎没有铭文，体态雄奇，花纹高古，和记载中的黄帝宝鼎颇似，一时轰动天下。汉武帝为此组织了一个专家组专程验证真伪，结论为真，因为这个宝鼎不光色相庄严，颇有沧桑意味，隐隐锈迹做旧如旧，甚至鼎中有淡淡黄烟腾起，让那批大小专家不胜惊异。于是，汉武帝下令让人把那鼎运至长安，并带着它祭天、祭祖。在祭天的路上，那鼎又一次当众泛起黄烟，让汉武帝龙颜大悦，这就是所谓覆鼎之云的祥瑞了。
这个事情相当蹊跷，但细细想下来，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起码以我并不丰富的化学知识最少可以找到三五种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如果找个三流魔术师来，他轻车熟路得一塌糊涂，很可能感觉无比轻松。
汉武帝自我感觉良好之后，（那时，他已经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第一阶段胜利，搞定了甘肃、青海、内蒙、新疆；收服了东瓯、闽越、夜郎和西南诸蛮夷，夺取了广东、福建、贵州、云南、西康甚至越南一部，）就特别喜欢祥瑞。于是，那个时间段，史书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帝有所好，天必甚焉，给我的感觉是，当时老天爷主要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接近献媚地给伟大的汉武帝颁发各类奖励。除了那个搞化学试验的大鼎之外，我比较有印象的主要就涉及生物学的范畴了：汉武帝收到过一个一只角五个蹄子的动物，祥瑞专家组认定为是麒麟，关于这个问题，我经常恶毒的想知道孔子以及孔子他妈怎么看；据说是来自西域敦煌一个叫渥洼池、现在是一个小水库的地方，进贡了一匹不知道什么怪模样的野马，被祥瑞专家组认定为太乙真人奉上的神马，命名为太乙天马，这就是泽出神马的正源，但我怀疑如果那马或者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来自汉武帝垂涎三尺的西域，那些史官又该怎么记录这段故事；汉武帝甚至还收到过一头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老牛，牛肚子里居然搞出了一本写着怪字的书—竹简木简吞不下去，绢的可能性比较大—让伟大的汉武帝着实惊诧了一把，可惜事情没搞好，那牛的消化能力可能太彪悍，字迹都被反刍得乱七八糟，结果是被人当场揭穿，犯了欺君大罪。自然，这样的汉武帝及其属下肯定还能看到许多天文祥瑞，比如某颗星星突然跟太阳一样明亮，以及突然多出来一颗星在天上晃荡好些日子，（似乎德星也是从汉武帝这里开始说起来的），当然还附带着还有祥云；以至于泰山封禅看到满室霞光、东海巡游遇到各路神仙等等便只能是小儿科，算不得很奇怪的事情了。
刚才说到渥洼，这个也是中国文化的小地标，后来的历代文学作品只要出现“渥洼”这两个字，就一定跟前面说的这件事情有关系，连一向标新立异的我也不例外。那一回，我看着马年的春节晚会，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这个词，就顺手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五律—马戏
公孙白易黑，士相各其司。
久设徐孺榻，难求田忌师。
千金渥洼骨，万里岭南枝。
歌舞非霾瘞，唯旋小彩旗。
虽然说汉武帝让祥瑞的表现水平和制作成本大为提高，是祥瑞行业管理提升的重要人物，但就算没有他，祥瑞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的道路依然不会改变，毕竟，从某个角度说，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一部祥瑞史。
但奇怪的是，不管祥瑞如何发展，就如初恋永远是最值得珍藏的一样，大家心目中最成功、最好的祥瑞仍然是最早的河图洛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中原文化、汉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正根和缘起。
现在能看到的河图和洛书实际上是表现形式差不多的两幅图，它的基本格式是黑白点和线—用线连成的点是单数则是白点白线（阳），双数是黑点黑线（阴）—所构成的对称图形。河图是一到十的组合，而洛书则是一至九的组合。
具体来说，河图颇似三桓四象图，中间以十（分成上下两排黑点，两排间仍有线连接，形成封闭）包夹着五（梅花五形状），大体是个城中城的模样，如果说这是三桓，那四方则为四象了，分别是：下方内一外六，上方内二外七，左方内三外八，右方内四外九。由于五方各有阴阳，所以说它是阴阳五行阵似乎也可。
而洛书其实就是我在上小学之前就已经搞定的九宫格，只不过格式是固定的而已，中间自然还是那个梅花五，正下方为一，左下为八，正左为三，左上为四，正上为九，右上为二，正右为七，右下为六。四方正面均是阳数，四角皆为阴数（除二外，其它三个的形状均是排成两排，用线封闭，斜向中央），怎么看，都是个九宫八卦阵。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版河图洛书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希夷老祖陈抟提供的，有人说是假的，也有说两幅之间搞颠倒了，但终究是被无数学人研究出汗牛充栋的学问来。关于这两个图蕴藏的无限高深莫测的种种天机，可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庞杂，后面肯定要涉及一些，这里就先打住。
其实，关于河图洛书祥瑞出现这件事情，和中国众多文化题材一样，也有多个版本。但和其它公案的花样繁多不同，各版河图洛书的案发地大体相同，案情基本一致，不过是时间和苦主有所差别而已。
河图祥瑞发生在洛阳东北孟津境内的黄河中，当苦主到达的时候，黄河中浮起一龙马（也有黄龙的说法），背负河图，献给苦主。从历代的记载看，这个苦主最可能是伏羲，也可能是黄帝、帝尧、帝舜以及周成王。洛书则发生在洛阳西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也是苦主到达时浮起一神物来献宝，不过那神物改成了神龟（也有说人面鱼身的河精—娃娃鱼？），宝物除了图的说法外，还有说就是一本书，苦主嘛，大禹的可能性最大，成汤、周文王和周成王都有可能。还有有一种说法，说是河图洛书都是伏羲看到的，甚至还有一说，说那东西跟无字天书一样，根本就没有流传下来，自从伏羲看到那东西后，那些圣人明君们没事就跑到河洛一带等着，等着上天颁布河图洛书勋章。
当然，对这两件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表示存疑的人，历代也不在少数，近一两百年，信这个事情真实存在的人越发少了，但丝毫不影响大家对这件事情和两图表达深刻含义进行研究探索的热情。
祥瑞搞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无法超越的至高境界了，以后的那些事情都难以望其项背（虽然越往后，技术层面的东西就往往越细腻严谨）。从这个角度讲，儒家和道家根本就缺乏把事情搞到极致的能力，因为他们太爱拾人牙慧了—当然，只要能解决问题，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能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学者在读历史的时候，喜欢用理论去指导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很有可能得到的是极为偏颇的结论。其实，历史人物没那么崇高，他们不一定那么热衷理论研究，对改革创新没有想象中那么渴望，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往往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已。
从这个角度说，儒家或者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官体系也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治国工具，毕竟，那东西存在过三、五千年并且不断丰富。更为关键的是，这么多年来，靠那东西，我们一直站在人类的前沿。
儒家理论的第一个集大成者似乎可以说是西周那个著名的周公旦，（如果不考虑之前有些不靠谱的黄帝），要不换个说法，周公旦是第一个比较靠谱的儒家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者，总是要搞些理论研究和归纳总结。实际上，周公旦搞的理论研究似乎确实不少，所以孔子动不动就拿周公说事，但我总觉得那些东西也不是周公故意弄出来的，而且也不仅仅就是周公旦一个人的功劳。
周公旦的时代，是个狠人扎堆的年代，英明神武的商纣王子辛及其部属我们暂且先不说（那么多圣人的对手显然不能太差是吧），就周这边已经不得了得一塌糊涂。按照当初的排序往下说，文王、武王都是后来入选了历代圣明君主且排名极为靠前的人物；姜子牙的地位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玄乎得很有些离谱。但更玄乎的是，周公的历史地位居然隐隐在姜子牙之上，据说可以当皇帝而没有当的周公旦是公认的古往今来第一贤相或者第一名臣，也算圣人一个，还是大圣人孔子最为崇敬的古代圣人。除了他们几个，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但知道的人似乎不那么多，那就是当时地位仅次于周公的召公（后来居然没火起来也是蛮奇怪的事情）。姜太公、周公、召公构成的三公组合，可能是史上最强的文官组合。这样的组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整点理论出来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周公的本名叫姬旦，召公的本名叫姬奭，他们分别是周文王排行第四、第五的嫡子，（还有人说姬奭是庶子甚至族人，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周文王时候，把岐山周边的周、召两地封给他们，故称周公、召公。
关于周文王的儿子问题，历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封神榜》里说有一百个，这个肯定有点扯蛋，但数量确实不少，保守估计二三十人大概还是有的，反正光嫡子似乎就有十来个。周文王的儿子被写进史书上的，有人说十七个，也有说十八个的。
嫡子数量和史书记载数量的问题，主要就出在姬奭身上。
司马迁在《史记·管蔡世家》中写道：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因为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就出现两种说法。一种说姬奭是庶子中的老大或者最有出息的，总排行大体还是第五，把他拎出来提拔主要是要激发庶子的积极性；还有一种干脆就说姬奭根本就不是文王的儿子，而是作为姬家宗族的代表出现在政权体系中。这两种说法和嫡子说一样，都极有道理，都是些历史故事中可以演绎的极好素材。
但我一直认为，深入去做这样的学问，总是过于八卦甚至八婆，于是搞不清楚也就搞不清楚算了。
现在，我们就假定姬奭是周文王的第五个嫡子（由于我一向不太喜欢司马迁，所以在这些个问题上，我经常选择跟他不一样的说法，并没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平时主管宗族事宜，（连家事都可以搞定，肯定是个大清官的好材料，所以他的招牌形象便是在甘棠树下断案，）在宗族内部有相当的势力和声望。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发现了别的问题，那就是那个生前只干过几天世子的老大伯邑考。伯邑考的名字应该叫姬考，伯是因其为老大，邑大概是因为他的封地是整个一个县（比周、召什么的大得多），而不是说他仅仅当过处级干部，和什么王右军、杜工部之类的称谓有着极大的区别。《封神榜》里面的伯邑考虽然出场不多，但还是颇为光彩夺目。这个精通琴艺的超级帅哥，为了救出被纣王囚禁的老爹，带了几件宝贝到朝歌活动，后门甚至走到了后宫里苏妲己那里，不料却是本人被苏妲己看中了，逼奸不成后恼羞成怒，设计陷害让纣王杀了这个天王级别的大美男演奏家。伯邑考的死还推动了整个历史的发展，因为纣王囚禁周文王的原因就是因为文王会用易经算卦，是个不大不小的高人，于是多事的用伯邑考的肉做成了肉饼子送给文王吃，文王故作不知，强忍泪水吃下儿子的肉，让弱智的纣王终于放心而放虎归山了。文王回到自己的领地，吐出了三只小白兔（兔子的名字恐怕就从这个“吐子”而来吧），而那三只小白兔由于是帅哥所化最后则被大美女嫦娥带到月宫和她做伴去了。
根正苗红、仁义双全的伯邑考，封神的时候自然不能含糊，所以姜子牙给他封了个紫微星宫之首的紫微星。但在现实的史籍中，伯邑考却几乎被忽略了，似乎是司马迁拿伯邑考没什么办法，一直到写管蔡世家的时候，才匆匆带过一笔两笔的以做补充说明，透着这位什么都敢胡说八道、胡编乱造的太史公极度的心虚。
他到底心虚什么呢？
还是在《史记·管蔡世家》中，司马迁还交代了周文王嫡子后人的情况：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有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韂，有世家言。焻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我们知道，这位太史公是拿伯夷开过姬发、姜子牙玩笑的，似乎也没太把这位历史上有名的英武君主太当回事情的，但要让他直接把周武王拖下神坛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又没那个胆子。也许他那本《史记》最早的稿子里还真有伯邑考的一些情节，但思来想去，还是取消了，只留下现存的一些交代让我这样的人去捕捉。从那些字里行间，我读到这样一些信息：
姬考是文王一开始就指定的接班人，应该还算老实本分（不然，姬发就没机会混到文王身边），实际上这样的性格最适合当王的。而姬发和姬旦两人相当能干，非常得文王的宠，算是文王身边的人，这两个人合伙搞过不少阴谋诡计，告了不少姬考的黑状，最终让周文王下决心以“不贤”的名义取消了姬考的世子之位而给了姬发（在这个过程中，那位把女儿嫁给姬发当正妻、神通广大的姜太公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姬奭也有可能参与了，但是否主力就比较难说了），从而赢得这场一定也充斥着龌龊和丑恶的宫廷夺位斗争。姬发是个狠角色，自然不会让姬考东山再起，所以在文王死前不久，联合姬旦甚至姜太公等人，（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名义和方式，）把姬考和他的子嗣一并清光了。
后世的儒家子弟，为了给周武王拍马屁和宣传他们的偶像，非说伯邑考是很早就死了，甚至连老婆都没找。我觉得，司马迁经过苦思冥想，写下“其后不知所封”那几个字的时候，嘴边一定带着坏坏的笑意。于是打油：
七绝—伯邑考
紫薇何故未真龙。
周室宫深雾几重。
难煞风骚司马笔，
惟书其后不知封。
有些人认为周公旦后来的地位可能比姜子牙要高是不大公平的事情，但我要告诉你，周公旦的地位曾经比姜子牙高很多。在儒家的道统里，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这样排序，周公之前的大体算是兼职，专职的就是周孔了，现在讲什么孔孟之道，过去经常说周孔之说的。实际上，我们通常说到元圣指的就是周公旦，在唐玄宗李隆基之前，天下所有文庙里的主祀是周公旦，孔子不过是陪祀而已。只是李隆基不喜欢周公旦，把他从文庙赶了出去，不然，周公还不知道该有多火呢。
周公旦搞的那一套集大成的规则体系，包括了制礼作乐和形成典章制度，大抵便是所谓孔老二天天念叨着要复的周礼了，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周公旦据说还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周官》，后来直接就更名为《周礼》了。这个《周礼》是大名鼎鼎的儒家十三经之一。
说到儒家经典，大家往往张口就来：四书五经。这个似乎也没什么错，在提倡复古的今日，这个是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要考试的题目，更是高官们书柜里的必备不读物。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儒家经典里，比四书五经更经典的说法是十三经，换句话说，十三经更能全面反映儒家的面貌。在儒家整出十三经之后，佛家和道家也分别学样搞过十三经，但没搞过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
和佛家、道家的十三经有过几个版本不一样，儒家十三经从无争议，它们是：《周易》、《诗经》、《尚书》、《礼记》、《周礼》、《仪礼》、《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我们把《礼记》、《周礼》、《仪礼》合称“三礼”，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或“三传”。
据说，孔子在杏坛教学生用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书也叫六经。后来，《乐经》可能是亡于秦火，六经便成了五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诗书礼易春秋” 五经奉为国家级教材，正式命名，立于学官。当时的“礼”指的是《仪礼》一书，而《春秋》则是孔子亲订的简版，还把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此人似乎还有其他不少名字）三人诠释《春秋》、对书中记载进行解释说明的“传”附在《春秋》之后形成的所谓“春秋三传”作为辅助教材。
到了隋、唐（别人都说是唐朝，我总觉得隋的可能性更大），五经成为九经，不光立于学官，还作为科举考试教材，为那时的开科取士做出重大贡献。其实，这九经依然是五经，一方面，“三礼”全部列入经典，另一方面，因为《春秋》过于简质，不易理解，便用了附带原文的“三传”，一并列入九经之中。至晚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八百三十六—公元八百四十年），朝廷加入《论语》、《尔雅》和《孝经》，形成十二经。五代十国期间，后蜀的孟昶刻过一个十一经的版本，他在晚唐十二经基础上，排除了《尔雅》和《孝经》，加入了他家老祖宗亚圣孟轲的《孟子》。至南宋，《尔雅》《孝经》回归，《孟子》入选，十三经的定编工作全面完成。
清乾隆年间，朝廷将十三经经文篆刻于石。嘉庆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大学问家阮元主持合刻校勘了《十三经注疏》，是其最善本。（自此，谁家里要没这套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怎么怎么样学问。我手里有一套中华书局一九八零年版两巨册的阮刻影印本，长期作为我吹嘘的资本。）
十三经里，“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地位最高；春秋三传为“传”，地位次之；《礼记》、《论语》、《孟子》、《孝经》为“记”，地位再次之；而《尔雅》为训诂之作，地位最低。
而四书五经是朱熹提出来的。朱熹的五经，和汉朝的区别就在用《礼记》替代了《仪礼》，差别并不大。而四书则是朱熹的发明创造，他从《礼记》中取了曾参的《大学》和子思的《中庸》两文，和《论语》、《孟子》（所谓孔孟，大体也因此成为定论）合为四书，并做注。随着程朱理学的兴旺发达，朝廷以朱熹注的四书为“官书”，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题目规定必须出自朱熹注四书里，终于把朱熹搞成了朱子，火成了个小圣人。
朱熹四书的排序，从浅到深，依次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但后世为了刊印方便，按文字长短把《中庸》提前了一位。
前面说过孔子看到过一只可能是犀牛的麒麟，这个事情跟《春秋》有关，据说孔子大哭了一场之后，认为祥瑞已死，就停止了《春秋》的修订，所以，春秋也被称为《麟经》。
（当然，还有就是孔子看到麒麟才开始用半年时间著作春秋的说法。）
《周礼》原本叫《周官》。如果《周官》的作者真是周公旦，哪怕只是名誉编委会主任，那么，十三经里的排位应该极其靠前，哪怕是让位周文王的《易经》，最少也得排在第二位。但这个事情出了点意外。
从内容看，《周官》是一本讲述官制的书，总共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分，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全体现以人法天的思想，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治国方案和制度体系，其中：天官冢宰（亦称太宰）主宫廷政事，地官司徒主民政，春官宗伯主宗族，夏官司马主军事，秋官司寇主刑罚，冬官司空主营造（因冬官部分缺失，就把《考工记》放进去替代了），大体就相当日后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六部，（其实，所谓六部就是从这里来的，当然，天官比吏部范围要大，把很多礼部的东西占了，而春官则更多承担了后来宗人府的职责）。我以为《周官》之所以后来变成了《周礼》，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对国家、政治礼仪进行了非常详细、系统的规定，既有祭祀、封国、朝觐、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的安排，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行事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周官》的规定在不少方面是独此一家性质的。
由于《周官》这本书发现得比较晚，（直到西汉或者西汉后期才发现，）据记载，《尚书》有《周官》一篇之名（其文已佚，但《尚书》中都是一些一、两千字的东西，而现在的《周官》则有四万多字，显然有问题；再加上那一些独特的内容又无法在其他的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印证，荀子写的《王制》中官员名只有《周官》的五分之一，东周至西汉的官制，无一朝一代不是跟《周官》有同有异甚至小同大异。所以有无数学者说《周官》是假的，甚至为什么时候假出来的打得不亦乐乎。
近代的学者普遍认为《周官》是伪作无疑，多数学者认为其成书大体在战国末期，是某个很牛的儒家弟子假托周公之名，按照元圣周公为代表的儒家以人法天的思想，结合自己的理想志向和治国设想，搞的个类似乌托邦之类的宏伟设计蓝图。当然，历朝历代，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周官》的作者就是周公旦，《周官》绝对是周公之典，是五帝三代（这个词的丰富内涵我们以后再说）到文武周公经世大法的精粹。其实，就算是那些伪作论者，似乎也没多少人真正质疑过《周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真伪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一直就是头等大事，连《周礼》这样的治国纲要也有可能是假的，其他的东西作伪可能性自然更高。某种意义上说，国货往往就是假货的代名词，也许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只能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加以区分，而对那些奢侈品就只能不管不顾了。（这样说是否所有人心态都会好起来吧？）
前些年特别流行喝普洱茶（虽然其中真懂普洱茶的人并不多），突然就冒出个亿兆丰号，说是光绪年流传下来的，卖出了几十万一砖的天价，我却有些怀疑；后来有人说是今人伪制，奸商乔设骗局而已；再后来又说有高人评鉴属改良红茶，系失传秘方之前朝武夷老货，其技兼法渥焙，味肖普洱极品，因普洱价高故冒以行市。说来说去，却有些勾起我的茶瘾，很想喝上一回。过了一段时间，这东西居然满世界都是，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一开始的假货还是山寨“假货”的假货，但我却更是想喝了。终于有那么个机会，我搞到一块不知哪个阶段的假货，好生评鉴了一回，认为其味色俱佳，虽较之前朝武夷乌龙觉味异颇远，但还是相当满足，顺手还写了首茶诗（却有人认为这个也是后面提到的卷心菜）：
七律—赏亿兆丰号砖茶有句
剥落衣冠认未休。人间秘术或奇谋。
此时假定传三代，彼物何妨付一瓯。
焙渥成汤红过酒，扇摩销骨嗓尖绸。
惘然长息兼平郁，弥被甘霖事有由。
我们还是综合考究一下三礼。
三礼之中，《周官》偏重政治制度，是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管理纲要的东西；《仪礼》偏重行为规范，是士人阶层或者说贵族显示高贵应知应会的东西；而《礼记》是秦汉以前诸儒家学者解读“礼”的学术文章汇编，是高手们的理论研究和心得体会。而这三个本子都存在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或者说都是有故事的。
那我们就来编故事。
周公旦治理天下的同时，可能著了两本书（这个故事一开头就不靠谱），一本叫《周官》，一本叫《士礼》，《周官》秘藏王室，《士礼》颁布天下。不过，由于周公旦执政时间不长，《周官》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至东周，礼坏乐崩，急坏了孔丘，但地位不高的他看不到《周官》，只能重新修订《士礼》，改名曰《礼》，并同其他五本他亲自修订的《诗》、《书》、《乐》、《易》、《麟》一起，作为他的授课教材，这个就是“六经”。
（这个说明孔老二和我一样，喜欢用一个字做标题，“春秋”这种两个字的名字并不为孔子所喜。所以我有时认为，孔子实际上也没看到过那只可能是犀牛的麒麟，不过是专门编个故事好给书名找个理由。）
孔子的徒子徒孙们以及一些赞同孔子的家伙，经常有一些想法，于是就《礼》写过不少读后感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好文章也经常被人汇编（其实，《论语》也就是这么汇编出来的），不知道啥时候这些被通称为《礼记》。当然，有不少文章是为了参加所谓的“百家争鸣”而写的，所以其内容范围比《礼》更为丰富。
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尤其是吕不韦光顾洛阳之后，连原来不让楚人问重量的鼎都能被人抢去，更不要说一本似乎并不起眼的《周官》什么时候被什么人顺走了，但由于嬴政一向不喜欢儒学，这本书依然并不为世人所知。
秦灭六国的战火以及统一天下之后的焚书坑儒，使六经无法公开面世，并且因断档多年，真实内容散佚，使其后来出现了大量的文本不确定性事件。（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学术界最应该感谢的事情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如果没有这个事儿，中国文化一定没有现在这么精彩和引人入胜。）
汉初，在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三姓家奴叔孙通（比后来的钱谦益成功）影响下，不想继续当土包子皇帝的刘邦推行了朝礼运动，世故圆滑的叔孙通也弄了一本《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让皇室接受儒学，为日后的儒家独大奠定了基础。但叔孙通搞的那个东西一直被儒生批判，没有传下来，而民间的儒家典籍的残篇则纷纷面世，成为后世经典的来源。高堂生是汉初的礼学大家，他手里有个《礼》的本子，里面有十七篇文章。他的学生们就靠这十七篇东西的手抄本逐渐发达，到汉宣帝前后主要有戴德、戴圣和庆普三家。
汉景帝时期，鲁恭王刘余扩建宫殿，强行拆除孔子的故居，结果在墙壁里发现了古文经传的《礼》，（同时发现的还有《尚书》、《论语》和《孝经》等，也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今文、古文派别之分，这就是著名的“孔壁得书”），里面除高堂生传的十七篇外，还有三十九篇，共计有五十六篇。这三十九篇的合订本，则为《逸礼》。（后来终于还是逸失了。）
汉宣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结时段，汉宣帝让刘向整理秘府藏书、收集民间典籍。刘向、刘歆父子（这两人我们回头再细说）因此花了两代人的毕生精力去完成这件事。刘向可能是在秘府藏书中找到了那部已经没有了“冬官”的《周官》一书（也有人说刘向也没看到，但也有人说武帝时期刘向的爹—河间献王刘德就收购到此书。）。
精通《谷梁传》的刘向按十七篇搞定了《礼经》并排好次序，同时整理了礼记一百三十一篇。而戴德的礼记也就是《大戴礼记》收录八十五篇，他侄子戴圣的礼记也就是《小戴礼记》收录四十九篇（其中四十六篇同大戴）。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刘向在前，大小戴在后，我觉得未必可信，更倾向大戴在前。
儒家下一位关键历史人物便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刘歆力举加了“考工记”的《周官》为经（也许他认为考工记就是吕不韦他们顺回来的冬官演进的），并为三礼之首。等到王莽改制，改《周官经》为《周礼》，使其地位再次上升。
东汉郑玄出现，古文今文终于归于一统，郑玄是首先全面给三礼加注的人。可以这么讲，只要郑玄注过的，那版本便是日后的《十三经》，没注过的则渐渐不流传了甚至佚失。三礼之中，郑玄认为《周礼》是周公旦亲作无疑，自然隆重加注；注《礼经》的版本则是刘向搞的那个，两戴一庆的版本和《逸礼》则不传；注《礼记》用的却是郑玄自己重新修订、编辑的《小戴礼记》，于是，《大戴礼记》至隋唐就只剩三十九篇，而刘向整理的就存在数字了。
郑玄之后，《礼经》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低，晋代改《礼经》为《仪礼》；北宋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当然不久后重又恢复；认为《周礼》是刘歆伪作的朱熹定四书五经时，考虑《仪礼》文字难解，实用性已随时代变迁基本不存在，便与时俱进地以儒学价值更高的《礼记》代经。
我们还得简要说说这个古今大战的事情，不然，故事里的情节不好理解。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陆续有一批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并整理出来，后来就叫做“今文经”。由于他们的首领便是以治《公羊传》著称的大儒董仲舒、公孙弘，所以朝廷设立了不少今文经学博士，主要有：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氏易、京氏易博士；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博士；鲁诗、齐诗、韩诗博士；大戴礼、小戴礼博士；春秋公羊严氏、春秋公羊颜氏博士。
也就是在今文经博士广立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用战国以前文字比如什么大篆、古籀之类写成的经书，就有了古文经学。尤其是在孔壁发现古文书，并且和今文大不相同之后，古文经学就有了底气；而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和《毛诗》等成为古文经的主要经典，刘歆治《左传》之后，古文经学开始成熟。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和今文经学分庭抗礼并隐隐有后来居上之意。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古文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后，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
繁琐、支离、教条，是当时经学的突出弊病。他们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且相互攻击，谬误遍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笑话说，万一哪一天《乐经》真的重见天日，学者们从技术层面也能认定这东西没问题，但绝对无法也不敢让它归队，只好坚决判他是假的，并因此打油：
叠床架屋复何如。
谁见杏坛吹鼓初。
便出乐经当鉴伪，
谅他无注亦无疏。
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郑玄博学多师，兼收并蓄。在受禁锢的十四年中，郑玄以数百万字遍注群经，且未按当时师法、家法之道，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大量采用今文经学家的解释。
郑注的出现，古今大战初看是古文经学获胜，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古文经学也在那时被人们抛弃，人们转而崇尚集古文经学之大成、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的郑学，逐渐成为“天下所宗”。
不管怎么说，从版本角度说，古文经是全面胜利的，郑玄未注的似乎只有《逸礼》了。当然，后世也有学者认为所有的古文经都被刘歆篡改过，甚至有些整部都是刘歆自己写的。而这几乎不影响这些经书的地位。但是《周礼》例外。这本本应在十三经里数一数二的书之真伪却长期以来受到过分关注，引起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平息过，历代学者们的参与度旷古未有，但凡你知道的学者几乎都加入过这个讨论，比对这本书本身内容的研究还要热闹许多倍，似乎谁要不就《周礼》的真伪发表点意见，就无法在学术界成名立足。仅仅关于成书年代，就有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交际、西汉初、西汉末等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不少分支学说。搞得我有的时候都想去注册一个“《周礼》研究会”的学术机构，以彰显我的学问，但害怕参与者过多、观点过多，觉得不好管理而作罢。
实际上，《周礼》的现实利用率是相当高的，汉以后的隋、唐、宋、元、明诸代，都在很多重大国家方针上如修订典制、设立官职、修建都城等都完全照搬或以为蓝本。虽然说《周礼》来得突然，但在那个书不易得、不易见的年代，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何况其他的经典也几乎不是原版，流传过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也不在少数，为何包括朱熹在内的这些人独独不愿放过这么有使用价值的《周礼》呢？
我一直认为这事跟王莽有关。
一说到王莽，大家首先就会想到乱臣贼子或者伪君子之类的词句，这个人窃取了西汉的政权，建立了一个仅仅存活十四五年的新朝，就被英明神武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伙把他灭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的故事里就有昆阳之战，极其佩服包括刘秀在内的那些用不到两万人就干掉了四十多万王莽正规军的绿林好汉们。
王莽夺的是刘汉的天下，又被刘汉宗族所灭，得不到什么好名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大诗人白居易写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之后，似乎王莽便坐实了伪、逆的名头。
但我一直认为那些诗人做的结论基本是不能当数的，他们中的杰出者往往除了会写几句押韵的东西外，其他方面往往不那么强，（白居易虽然其他方面不那么差，但诗似乎不是广大人民意识中判定的那么好，大唐前三肯定是没戏的），甚至更弱智的情况反而要多一些。纵然这个王莽同时也是被历代儒家、史家和当权者骂得狗血喷头的千古罪人。
我要说的是，王莽绝对是个真君子，是当时儒家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宗的民选皇帝。
王莽的祖上是战国时期夺了姜子牙他们家齐国国君位置的田氏，齐被秦灭后为避杀戮，他们这一支改姓了王。（看来，抢别人的位子在王莽他们家真的是有传统。）
说王莽，先得说说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汉宣帝甘露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五十三年，年仅十八岁的王政君成为太子刘奭的妃子，并且生下了刘骜。黄龙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四十九年，汉宣帝刘病已薨了，刘奭成为汉元帝，王政君成为皇后。从此，王氏外戚成为西汉后期重要的一枝政治力量。（一般来说，我们把汉宣帝、汉元帝作为西汉从强到弱的分野，如此说来，王政君则是整个西汉没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竟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三十三年，让四大美女之首王昭君出塞了的汉元帝也薨了，刘骜就成了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由于汉成帝终日沉迷酒色（老版四大美女中就有班姬和赵飞燕两个在他身边，再加上个最早的祸水得主赵合德，不沉迷酒色似乎也说不过去），国家大权基本就被王政君和王氏外戚把控，王政君的五个兄弟同日封侯，留下“五侯”的历史典故。
绥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七年，据说被赵飞燕姐妹榨干了身子却一直无子的汉成帝暴死，刘骜的侄子刘欣（头年被立的太子）即位，是为汉哀帝，而王政君则成了太皇太后。这个刘欣，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同性恋者，他宠幸美男子董贤，封其为大司马，出则参乘，入则侍寝，动辄赏赐百万，还多次准备把皇位禅让给董贤。某日，刘欣午睡醒来，发现衣袖被董贤压住，不忍惊扰，竟抽出佩刀割断衣袖，悄悄起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断袖”故事。
由于刘欣的亲祖母傅太后曾经和王政君有过节（据说是情敌），傅家外戚以及刘欣母亲那边的丁氏外戚和王家不是太对付，但相对傅丁两家的跋扈，王家要低调一些，倒博得了不少好名声，加上底子够厚，终于还是稳坐江山，而傅丁两家则随着傅太后的去世烟消云散。等到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汉哀帝刘欣死了，汉成帝的另外一个侄子刘衎被王氏立为天子（是为汉平帝）后，天下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比王氏更势大了。
说到赵飞燕，在历史上绝对是声名狼藉，但这事多少还真有些冤。实际上，赵飞燕绝对是一个艺术型的才女加美女，她不光是善于跳舞，琴艺高超，文学水平也丝毫不逊于大才女班婕妤，她所作的《归风送远操》等数十首词曲在历代评价中均胜班婕妤一筹，而她所得的那些恶名大多跟她关系并不大，被人诟病显然是欲加之罪。首先，赵飞燕出身卑微，是个穷人家的孩子，纵然是经过自己的艺术特长和努力（幸好没出毛延寿之类的事故）从一个普通宫女成长为汉成帝的第二位皇后，但一直就没得到世家的认可，何况第一任名门出身的许皇后也算是被她告倒的（许皇后为王政君所不喜，失宠后居然搞巫蛊—汉宫里的头号禁忌—被废其实是活该，而所谓诬告班婕妤似乎并无实证），想得到那帮人的好评自然不可能。其次，因为汉成帝无嗣，赵飞燕成为皇后之后，据说是力挺（我看只能是听人话点个头而已）了刘欣成为太子继而成为汉哀帝，从结果上看汉室的没落因此雪上加霜，致使后来的很多史评家直接把王莽篡汉的首罪给了她。再就是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真实名字已不可考）也被汉成帝收入宫中，并让汉成帝死在她的床上，坐实了姊妹二人的罪过，班固直接把赵合德红颜祸水的帽子一并给了赵飞燕，含糊记载她燕啄皇孙可能干掉了皇子（明显不可信），而司马光干脆记录说赵飞燕为了得子嗣淫乱后宫给皇帝带了绿帽子（即使是真的似乎也不是了不得的罪过），史家官方盖棺定论的评价低出了下限。最后就是历代的小说家也没放过她，汉朝伶玄的《飞燕外传》（历史上第一部艳情小说，或为南朝作品）、唐宋间的《赵飞燕别传》和明末的《昭阳趣史》等小说彻底让赵飞燕这个名字臭得世人皆知。而我却总是替这位最终被王政君逼得自杀的奇女子不平：
七律—赵飞燕
寒女真图入汉庭。息肌一舞掌中轻。
皇恩惟啄未央礼，国本难分豪族羹。
琴破归风送远操，书传祸水灭炎精。
成哀佐莽原陵复，须托当时妖孽生。
实际上，由于父兄早死，身为皇亲国戚的王莽小时候家境清苦，日子过得并不怎样。但这个拜入名儒门下、可能有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有考证，王莽也就一米六多一点）勤劳好学、成绩优异，而且颇有古贤风致。王莽立志做一个周公、孔子那样的道德圣人，熟读儒家经典、学问出众的他生活简朴但恪守古礼，路上遇到长者一定退避躬身行礼，拜见师长一定沐浴更衣并带礼品；他为人谦恭而慷慨，极富同情心，善待他见到的每一个人，经常周济那些比他还艰苦的人；他事寡母至孝，抚养寡嫂并视侄如己出（后来还倾其所有为侄子办了隆重的婚礼）。
在那个十分重视道德品质、以孝治天下的汉朝，坚强、单纯、真诚且有些出格的王莽自然十分引人关注，尤其是出自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王氏，所以他年纪轻轻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为王氏一族的青年楷模，被伯父大司马王凤看中带在身边调教。汉成帝建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十二年，王凤死前，为了家族的兴旺发达，向王政君推荐了好苗子王莽，（绝对不是如大多数书中所说仅仅因感动于王莽的悉心照料，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事对于王莽来说是一贯的），于是，王莽被迅速任命为黄门侍郎，大体相当于皇帝秘书处负责人的位置，然后很快又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射声校尉这个职位是长安八校尉之一，大体算内卫部队狙击手或者叫弓箭部队首领，掌兵七百，俸禄两千石，算是个不小的官了。这个时候，王莽已经算是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了。
二十三岁就身居要位的王莽，十分勤政，长期加班加点，处事公正，清廉自守，低调得厉害，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而汉成帝最为敬重的前丞相、和王凤并不合的另一个伯父王商，也对王莽青眼有加，给皇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一部分，（这个当然有王氏家族给王莽造势的成分，但王莽还得自身过硬才行），众多儒士学者也跟风上书颂扬王莽的高尚品格，在永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十六年，仅仅是当官六年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最少也算是部级高官了。绥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年（实际已经到了公元前七年的元月份），在赵飞燕被封为皇后不久，一直以来完美符合儒家标准的王莽出任了大司马，成为王氏连续五任大司马的最后一位，也是西汉帝国官场第一人，那年他三十七岁。
平心而论，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俨然已是一幅末世衰败的景象，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秩序混乱、贪污公行，贫富分化严重，对应贵族动辄占地数十万亩、生活奢侈靡费的，是灾异频发，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饿骨遍野。实际上，从汉武帝之后，江湖上已经开始盛传天命改变的说法。
立志成为圣人的王莽对此当然不会在意，也许他认为他就是应运而生挽救汉室的。所以当他执政后，一方面克己不倦，招聘贤良；另一方面，他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行动。王莽要求官员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现象，并以自己为表率，扭转奢侈之风。他轻车简从，生活更加俭约，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和帮助他人。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生病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的粗布衣裙（并不是作秀），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这个事情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迅速传遍长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此外，王莽还强势推出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地过多，并以王政君的名义，宣布把王家除坟园之外所有的土地全部捐给贫民。几个月下来，社会风气为之一振。
但好景不长，汉哀帝刘欣即位后，刘欣要把自己的亲奶奶、一天皇后也没干过的傅太后提到与正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相同的地位，这显然和儒家道统不合，王莽坚决抵制，并因此毅然辞去了才干了半年多的大司马之职。这件事情，使王莽的名声再次飙升。
王莽辞职后，朝廷再次陷入混乱，让大家更加怀念王莽，而王莽则隐居在其封地，十分安分谨慎。其间，王莽的次子王获因误杀一奴婢而被王莽责令其自杀，（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主人杀个把奴婢并不比杀只猪宰头牛事儿大，但这事也是后世儒家骂王莽是伪君子的证据，但我觉得这在候补圣人王莽看来，这么维护礼法是理所当然，）使王莽贤名再次传播天下。到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为了平息天下人要求王莽复出的呼声，王莽被汉哀帝以伺候王政君的名义重新召回长安居住，虽未官复原职，但在朝中百官中间俨然一呼百应。
次年，汉哀帝死了，傅、丁两后也都不在了，老祖宗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美男子董贤自然也当不成大司马了，深受朝野爱戴的王莽，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重新担任了大司马职务。王莽复职后，和王政君一起选立了九岁的刘衎也就是汉平帝即位。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而重新执掌国政的王莽则继续他改造大汉朝的工作。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了儒家理论，更准确的说，是完全遵循以《周礼》为首的儒家理论，他尊崇皇族，不封王氏而加封周公、孔子后裔，建立仓储赈灾制度，改革官制，修建明堂，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二年，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捐地救助穷人，随后大批贵族跟进。王莽发布命令：民众捕蝗虫，按劳分配；全国性减收租税，并拨专款医治病人，抚恤伤亡；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国家出资组织流民安居乐业；在长安城中建设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人能够读书入仕。他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儒家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研究、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元始一年，也就是公元元年，南越人向朝廷进贡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这是《尚书》中记载周公时代才有的东西，于是王莽也被时人称为“周公再世”，有人上书要求依例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两万八千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相应，王莽再三辞让不得，最后只得接受称号，但拒绝了封户。
两年以后，汉平帝十二岁，按周礼到结婚的年纪，王莽发布诏书选后，并且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加。消息传出，反应强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士人百姓上书，认为只有道德楷模王莽的女儿才配为国母，王莽派人做的劝说工作不光没起到作用，还造成了民众举行盛大游行。最后，只有王政君出面，让王莽的女儿参加了这个毫无悬念的竞争并成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王莽接受四千万，其中三千三百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众大臣感念至深，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但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个地方。
又过了一年，平帝大婚，有大臣提议应加封王莽为伊尹、周公封号联合体的“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故事大同小异，最后朝廷把告病的王莽从床上拖起来，把称号强塞给他了。
到了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五年，朝臣又总结说王莽的德性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九赐，是记载见于《礼记》，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斧钺、弓矢、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但由于从王莽开始，曹操、司马昭、李渊和宋齐梁陈开国皇帝都接受过此礼，加九锡后来反而成了权臣篡逆的代名词。
和过去每一次都一样，只要有人想得出怎么提高王莽的待遇，就一定是一呼万应。哦，这个词不够准确，就算是那个貌似最不待见王莽的《汉书》作者班固（东汉官员必须的态度），也在核对了政府档案后不得不承认（更可能是有意这么干的），朝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要求加九锡，而在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
这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啊！据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万左右，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汉朝识字者最多也就两百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是那么多人，应该说，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而近千名高层人士，恐怕也是连弃权票都没人投的。如果当时有后来的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于是，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元始五年五月，汉王朝在未央宫为王莽举行了加九锡的盛大仪式。
但人们似乎还不满足，一个隐秘的想法总是在推动一切：为什么不能让王莽当皇帝呢？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不仅仅只有儒家子弟才知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既然大家对刘姓子孙已经失望了，那平帝长大了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更符合条件的圣人王莽如果能当皇帝，自然更能代表大家的利益。但叛逆之类的话总不好随便说出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了，直到某些祥瑞出现。
老天爷也真的凑热闹。王莽执政前百十年，灾异屡见，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涌、地震石陨、日蚀月食、星辰逆行，反正《春秋》里记载的灾异都排队出现过，而王莽一执政，灾异慢慢没有了，祥瑞却越来越争先恐后的来了。
元始五年十二月，十四岁的汉平帝刘衎病死了（《资治通鉴》说是被王莽毒死的，显然有些想当然，连班固都不好意思这么编的事情怎么可能存在），长安附近有人挖井时挖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石头，上面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人们松了一口气，这个东西终于来了，（相信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上天的符命）。于是，各方都迫不及待起来，他们做通了王政君的工作，但没有做通王莽（但他应该绝对不怀疑这个是天命）的工作，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略有些不情不愿的王政君下诏让同样不情不愿的王莽模仿周公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摄即代理，摄皇帝为代理国政，皇子长大仍然还政）。
王莽居摄元年也就是公元六年的三月，就在王莽摄政不多久，王政君和王莽就联合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彻底堵住了个别准备指责王莽篡逆之人的嘴。
事情如果到这里就结束，王莽也许就能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但老天爷和全国臣民们似乎并不满意王莽的谦虚，王莽摄政之后的三年间，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给京师送来载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铜符，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这些事情中搞得比较大并且记载明确的两次大概是这样的：
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有一个科级或者股级的基层干部，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他梦见了天公。在梦中天公有令：“摄皇帝当为真”，并以亭中出一新井为证。亭长早晨起来一看，果然平地上添了一口极深的井，（地方上的这个事情操作起来似乎并不困难）。
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烟雾弥漫。雾散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个大型魔术的祥瑞出在庙堂，如果是人为，技术含量够高，远胜汉武帝时代。）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全国推举王莽做皇帝的势头已经势不可挡，臣民们每天都在催促，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只有王莽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辞。于是，形势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搞得包括摄皇帝在内的全国各级机构都无法正常办公。
王莽居摄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年的十一月，一个叫哀章的太学生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传予黄帝金策书”，这两道符命是上天和刘邦写给王莽的信，让他于明年元旦即位当真皇帝，改朝换代后的国号为“新”。赤帝刘邦还向黄帝王莽煞有其事地推荐了十一个辅政大臣并安排了工作，除了已经身居高位的八位亲信大臣外，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再有一个就是哀章自己。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抵挡不住了，天意如此，不得不从。王莽在居摄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年的最后几天终于决定接受禅让。
始建国元年也就是公元九年的元旦，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并完全遵从符命，封王舜（太师）、平晏（太傅）、刘歆（国师）、哀章（国将）为四辅，封甄邯（大司马）、王寻（大司徒）、王邑（大司空）为三公，甄丰（更使将军）、孙建（立国将军）、王兴（卫将军）、王盛（前将军）为四将军。同时，王莽取消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为定安公，赐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刘汉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历史就此完结。
东汉以来，大家都说，所有祥瑞符命都是王莽自导自演搞的劝进闹剧，反映王莽的野心。这个显然说不过去。虽然历史上已经很少留有王莽感人事迹的记录，但我们绝对不能去否定他伟岸的人格及其引起全社会的期盼。王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选的国家首脑这个事情，本来就无可置疑。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杨雄也因此被朱熹骂成奸贼，严重影响了杨雄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地位。但书呆子杨雄肯定不如朱熹奸，让他拍马屁恐怕有相当难度，何况是给那么高的评价，相信当时的杨雄一定是满心欢喜地写下那样现在看起来极其肉麻的句子。
而那些祥瑞符命，不排除有王莽身边人干的可能，但就当时形势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当然，进献者肯定有获益的盘算，比如哀章。（哀章算得上一步登天，但他好赖想过这事，算得上是火中取栗，该得的。而只是个城门令史的王兴以及那个卖烧饼的王盛当了将军，简直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得感谢他们的长辈取了个好名字。所以说，取名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事情如果在这里就结束，王莽依然是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换句话说，王莽如果真是个伪君子，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功得一塌糊涂了，得了便宜理应卖乖，论功行赏之后，他什么大动作都不必做，就必定能够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非常可惜，那个时候的儒家比较书呆子气，而王莽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天派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当皇帝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全人类（服务全人类这种观点当今的儒家传人还经常有，不过也有把服务改造成凌驾的），于是，王莽实施了一整套后来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后来的学者把王莽改制的失败归咎于王莽迂腐地恢复周制，这个显然不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王莽与时俱进得比较厉害，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他号称恢复周朝的以礼治国，虽然也搞了一些托古的形象工程，比如把《周官》改名《周礼》，并按《周礼》之规定设置官名，大量恢复古代地名、刑罚、礼仪，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方面进行革新等等，他还开展了后来评价为极不成功的货币改革。实际上，从“新朝”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人家一直就要革新，要给全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还是胡适说得比较准确，王莽搞的几乎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非常不理解前些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给王莽唱颂歌。）
王莽的社会主义新政主要内容大体有：恢复井田制，土地国有均分天下，不准买卖抵押，自留地一百亩，（是为王田制）；禁止奴隶买卖，恢复三百六十万奴隶自由身（是为私属制）；政府垄断盐、酒、冶铁和铸钱，推行计划经济，货物由政府定价，维护市场秩序，并向取利于山泽的养蚕、纺织、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是为五均六筦）；建立国家银行，政府办理借贷（是为赊贷）；他还搞了工效挂钩，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官员工资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在惩治贪污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他建立举报制度，查实者没收财产五分之四。
怎么样，有些晕吧？有不少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
应该说，王莽的新政并不是王莽的异想天开或者食古不化，我也相信也绝不是王莽一个人就能胡乱整出来的，那是一个融合古今、切合实际的集体智慧结晶，除了货币改制外，他那些东西都是立足于企图解决问题的改革高招，（如果别的成了，货币改革显然也是个节约成本、为政府敛财的高招），完全应该代表儒家在那个时代所能构想的最高水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成果。换句话说，王莽的那些东西不行，只能说当时的儒家还不行。
而王莽又是个十足的强势者，在对自己严格要求、坚守圣人操守（他居然在当皇帝之后，依然如故的保持了那些所有被后来评价为“伪”的习惯长达十余年，直到生命终止，换句话说，王莽可是一天舒服日子都没过过的）的同时，对官员的要求也极其严格，对政策的执行决心和力度也是极大的，为保证新政也抓了不少人。（在王圣人那里，强硬是一贯的，不论对内还是对外。后来被大家诟病的关于降低匈奴、高句丽等周边国地位、待遇并派兵征讨之举，其实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如果新朝能多存几世，没准历史记载便是个丰功伟绩。）
但王莽和他的智囊团显然高估了王圣人的影响力，这个极其关注民生的改革方案自出台伊始，就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反对。想想也挺正常，咱们大伙儿把你推到台上，本想占点便宜，结果你一上台，就让我们大伙儿不爽，让我们跟你一样受罪，而且还玩真的。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另外一种情绪又开始在那些贵族中滋生和蔓延：这厮还不如姓刘的呢，还不如让姓刘的继续干，好赖姓刘的不管咱们过好日子。
在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坚守道德教化。
正义从来就是脆弱的。
于是，本应大书特书但经常被人选择性忘却的伟大新朝存活十四年之后，在地皇四年也就是公元二十三年的十月，随着开国皇帝王莽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所杀而灭亡。
公元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王莽死前一个多月，他在长安南郊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哭天大典。也许在那个时候，他有些怀疑了上天符命的可靠性；也许他只是感慨教化的艰难，作为儒家的首领和杰出代表，担心儒家未来发展前景；但我坚持认为，王莽那一哭，哭的是庙堂之上再无真正意义的正人君子。
是的，王莽之后，庙堂之上再无真正意义的正人君子。
如果谁说自己是，那才是真正的“伪”。
对天下和儒家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的王莽，为儒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为儒家继续主流的存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不过，儒家经此一败，逐步失去了他那些本来极为令人神往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口号也从要改变这个世界成为去适应这个世界。
当然，也许还是那句话，能搞定问题就行。
但在我心目中，王莽一直就是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七律—王莽
昭宣以降渐螴蜳。汉祚飘零天不恩。
拱列诸儒争劝进，再生元圣禅成尊。
周官或者如樗栎，新政何曾负后坤。
哭绝庙堂君子迹，愈将民意事权门。
由于《周官》一书被王莽改名《周礼》，并作为新朝的治国大典，而新朝又是个被儒家高高捧起来紧接着狠狠抛弃的王朝，所以这本书就成为儒家的痛处，地位尴尬也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儒家为了把自己和王莽摘开，各种各样的说法便纷纷出现了，最彪悍的一种是《周礼》一书的作者就是王莽和刘歆，他们伪造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王莽篡位，似乎也蛮有意思。
但《周礼》又确实有很多东西相当靠谱，所以免不得又要被政治家们苦苦钻研并学以致用；而普通人学了用处也不大，从经典里把它淡化很正常，似乎也是必须的。
我大体是这么看待关于《周礼》地位的问题的。
当然，关于这个话题，显然还有不少需要继续论证的地方，在后面，我还有话要说，这里就先暂告一段落。
其实，慧思在衡山的地位本来也比较尴尬。毕竟，新来的他和岳神同为副司级，而且级别还是新晋的，身份自是不如在衡山根深蒂固的岳神，如果不折腾折腾瑞兆以体现天意，实在有些不好立足。
慧思治水、引雀之举，足见其法力高深，加上财力非凡，还得到朝廷的青睐，更何况他处事老到，下棋赢了衡山居然又让步与岳神平分共享，确实干得漂亮，不光让慧思一行立足，还迅速在衡山扎下跟来，和岳神和平共处，形成了相当的势力。
说到地位尴尬，其实，光武帝刘秀的地位也蛮尴尬，因为他的血统不是那么纯正，虽然可能比后来的刘备要正宗不少，但也是庶出的N次方，基本上跟西汉宗室正脉拉不起什么大不了的关系来。
所以后来在刘秀的老家河南还出过一个民间戏—河南坠子的“王莽赶刘秀”，上来就说刘秀是汉平帝的儿子。这个传统戏（豫剧和坠子都有）至今在河南还很流行，故事很有趣，大体都是说刘邦当年杀了一条蟒蛇，（是那条白蛇么？）那蛇后来变成王莽夺了汉室十八年天下，神通广大的王莽四处追杀汉平帝的儿子刘秀，刘秀则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甚至无数动物、植物的帮助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熬到王莽气数尽了，回来当了汉朝的皇帝。
反正总透着那么一股不义正词严的味道。
实际上，就算是那传奇性极强的昆阳之战，仔细琢磨下来似乎也有不少问题，如果说两万正规军战胜了四十万农民军我还信（而且一定会信），说两万农民军战胜了四十万正规军，总要找到正当的理由，而史书记录下来关于战争的进程，除了突出体现了后来的光武帝英明神武以及一些极为不靠谱的祥瑞（或者说是有选择性打击方向的天灾）之外，农民军根本就没有任何能赢的迹象。所以，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我以为，史书这样写，不过是为了捧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战功的刘秀的臭脚。实际上，如果刘秀当时真的如史书记载的那么牛，或者真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陨石雨（即使是大风和大雷雨）帮助他，那么他后来就根本没有机会去河北，早就享受了他哥哥一样的待遇。
其实，刘秀一直就是个很平常的人，（当然也因此在历代开国皇帝里显得稍微比较可爱一点，）他能当皇帝绝对是阴差阳错。可以肯定的是，王莽还活着的时候，他根本就没当皇帝的志向和打算。
虽然刘秀是汉朝几十万宗室中的一员，但在他这一代，理想倒也相当务实，同时却也带着那么一点不切实际的文艺青年的范儿。
刘秀当了皇帝之后，那批捧臭脚的专业人士就从刘秀出生之前开始，找寻有别于常人的地方，好创造一些祥瑞故事来，可惜的是，他们一无所获。不过这帮人还是给历史找到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句子，大约来源于少年时期刘秀的一篇作文或者日记：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这句话很有名，但不少人读错，主要是不明白所谓执金吾，实际上，这个“吾”读音（甚至意思）同“御”。关于执金吾的来历，说法也不少，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掌金钳以御非常；一种是执的金吾是一种主辟不详的鸟，天子出巡，执此鸟之象；还有一种是官员出巡执两头涂金铜棒便是金吾。西汉武帝太初年间，统领北军的相当于京城卫戍司令的官名可能就由中尉改成了执金吾，但我对此存疑。我坚持认为刘秀看到的执金吾实际上可能就是鲜衣怒马巡城的仪仗队。
人们需要伟大的光武帝从小就志向远大，所以执金吾就成了将军。当然还有更过分的。
一度很流行“高富帅”“白富美”这两个词，也是许许多多青少年颇为向往的称谓，而光武帝刘秀境界显然要更高一些，他那句当时可能在南阳范围内闻名遐迩的话翻译成当下流行语大体就是：要做就做最帅的高富帅，要娶就娶最美的白富美。
或许史官也有些尴尬。
历史上，这样的尴尬比比皆是。
其实，我更希望历史是尴尬的，尴尬的历史没什么不好的。
拿起史书，有什么比尴尬更让人觉得舒心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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