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姐忙年【征文】
大姐忙年
大姐没有读过一天的书，干的都是不需要多少文化的事情，但又是年里少不了的。尤其是充满年味的那些活，少了大姐的辛苦，家里的年就过得七零八碎。
进入冬天，很多人都抄着手东逛西窜，爱好打牌的三五成群地攒动在一起，男女混搭，时不时地论起了输赢。也有的人圪蹴在朝阳的地方，东拉西扯毫无主题的话题，清闲得在寂寞中略显浮躁。越是这个时候，大姐的手就越是停不下来，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几间窑洞的新窗花足够忙一阵子。
山西人过年的喜庆离不开剪纸，有的地方叫刻纸，那是世代传下来的风俗。所不同的是，制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现在看来，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贫穷阻隔不断人的想象，即使像大姐这样的文盲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她渴望家里富足有余，明知道是在做梦，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是没有贫穷两个字的。大姐从小就不甘心穷还能生根，她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虽然单调但不会觉得失望，把所有美好的情绪寄托在剪纸图案，要不是鸡、鱼，要不就是挑着扁担送公粮的场景，偶尔也有吉祥避邪的动物属相。
大姐的剪纸创作来自生活。她从小就是母亲的好帮手，母亲下地劳动，她就营务那些养鸡喂狗的杂活，还要照看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只要父母回家不给脸色，她就心满意足。直到她有了力气，白天，她和母亲一样干着农田里的活，挣着工分，哪怕是半个工分，她也不嫌弃，她在劳动中理解了父母的不易。稍大点的时候，她就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傍晚收工回家，大姐就学做针线活，她的手就没有清闲过。
我记事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照明全靠一盏煤油灯。母亲怕浪费煤油，每晚不到伸手不见五指时分，家里的煤油灯是不会点起的。点灯的权掌握在父亲的手上，点灯的火柴也装在父亲的旱烟袋里。那时候，两毛钱一包火柴够奢侈的，很多人家都消费不起，何况又是一次性消耗品，用一根就少一根，不像父亲抽旱烟用的打火石，用完了上山采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包火柴能用上一年不是稀罕的事情，父亲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哪怕是母亲做饭，也得靠打火石擦出的火苗引燃柴火，唯有点煤油灯才划火柴。煤油灯点亮的时候，驱散了黑暗的恐惧，那点微弱的光亮，让全家人充满了生机。父亲要在油灯下读《三国演义》，那是他唯一的爱好；母亲要在油灯下纳鞋底，家里每双脚都等着过年穿新鞋；大姐却等着在油灯下剪窗花。
煤油灯发出光亮的同时，也会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尾巴，时间久了，窑壁被烟熏出一圈又一圈的黑印。大姐怕把刚粉刷好的墙面熏黑，正好用画好的剪纸图案放在了灯芯的正上方，黑尾巴熏在了纸上，再用剪刀雕刻出神态不一的剪纸模板。对于自己辛苦换来的成果，大姐格外珍惜，生怕有折损。有的夹在父亲的书里，有的藏在炕席下，村里不少女子向她求借，一来二往，还结下不少闺蜜，过着和读书人一样有趣的童年生活。
一个冬天的功夫，大姐能剪出厚厚的几沓窗花。等到腊月二十七八，窑洞换上新的窗户纸，大姐的剪纸就派上用处。父亲指挥着母亲把窗花贴在了不同的方位，窗户纸上要贴有鸡有鱼的，躺在炕上随时都能产生幸福幻觉；斗柜上要贴有劳动致富的，父亲想让子女懂得劳动光荣的道理；里外的门上要贴刻着属相的，预示着出门平安顺通。大姐心肠好，每年都把多余的窗花多数送给了五保户老人。大姐的窗花笼罩了过年的气氛，窑洞便被渲染得浓郁喜庆，在阳光的照射下，红艳艳的窗花，像燃起的熊熊火焰，谁都忘记了自己的贫寒。
大姐的窗花好比用玻璃聚集起太阳的光束，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可以燃起火来。大姐出嫁了，嫁到离村三十里外的地方，那年她才十五岁。她是骑着毛驴走的，母亲没有陪嫁的物件，拿出厚厚的一叠剪纸模板装进了驴驮里，大姐哭了，她明白母亲的用意。每年腊月，大姐都要回来帮母亲忙年，只是很少在母亲的煤油灯下做剪纸，她怕浪费煤油，她懂得了生活。大姐出嫁后害怕夜晚想念母亲，每到夜幕降临，就点亮油灯剪窗花，让自己变得不再孤单。
馍馍是家乡人过年少不了的吃食。家乡很少种小麦，是因为小麦产量过低，要想吃白面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秋后分粮食，能分到二三十斤小麦也是沾了大户人家的光。小麦储藏在干燥阴冷的下窑瓮里，用绳子扎得半点缝隙都不留，生怕老鼠钻了进去。等到快要过年，父亲就催着母亲磨面，母亲不但不急，更不会用大石磨碾小麦，说是大磨会吃掉面粉，用小磨磨面的事情就落在了大姐的身上。大姐磨出的面粉不多，但分的很细，头道面蒸馍馍，蒸出的馍馍不但数量有限，还没有多少光亮。父亲舍不得吃，分配着每个黑面馍馍，我们姐弟几个咬一口，偷偷放在了各自私密的地方。回头看看父亲的眼神，依稀看见他在偷偷落泪。
大姐的婆家虽远但不缺吃穿，尤其是常吃白面馍馍，就凭这点父亲坚信他的选择没有错。其实，大姐对婚姻的对错是没有能力判断的，她相信父亲的话，是因为她每年能给父亲带来一袋白面，日子都选择在腊月二十。每到这一天，我就早早地坐在窑顶上，视力能辨清五里外人的模样，大姐骑在驴背上，姐夫跟在驴屁股后，手里握着一根带红花的鞭子，不停地在空中挥舞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像是预告他的到来。大姐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取那袋白面，从驴驮里扛在了父亲面前，父亲乌青的面孔露出微笑。大姐在婆家学了一手蒸馍馍的手艺，用不着和谁商量，三下五除二和起了一大盆的面肥，父亲赶紧挪动身子让出了炕头，他怕耽误面肥的发酵期。
不到太阳落山，大姐发的面肥溢出了缸边，散发出略带酸酸的气味，忍不住贴近脸使劲呼吸一口，满脸的爽气。大姐的手很麻利，揉面，兑碱，捏团，几袋烟的功夫蒸出一大箩的馍馍。她还拿出四五根火柴，捆在一起，蘸点红墨水印在了馍馍上，顶着小红花的白馍馍，馋得人口水直打转。大姐每人发一个馍馍，边给馍馍边说，够吃，管饱吃。父亲嚼着馍馍，没有说话，他心里清楚，有了大姐的贴补，家里的年味更富足，过年就用不着吃黑面（荞面）饺子。
初一早上饺子刚刚吃过，大队部就传来急促的铜锣大鼓响声，一场村民颇为关注的踢鼓、拉花表演开始。在家乡，踢鼓、拉花是从明末就流传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我看了近半个世纪也没有看懂，能不能算得上非遗，没有做过考究，但家乡人习惯了锣鼓声，图的是热闹。男人踩着鼓点以腿功“踢”为主，称“踢鼓”；女人左手持扇，右手执彩色丝巾，伴随“踢鼓”者舞动的脚步蹲转，称“拉花”，表演的时候分小场、大场。小场有一股一花、一股两花、一股四花及二股二花；大场最多有八对股子，每对股子后随两花，表演起来有跑圈子、摆阵两种样式。既然是民间艺术，表演者也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脸上涂满各色油彩，拉花的女人打扮得分外妖娆，似乎故意撩拨男人的眼球。村里红火得翻了天，眼看着晌午到了，女人们也没有回家做饭的心思。大姐没有出嫁时，思想保守得总是躲在人后，低着头，从人群的缝隙中窥视，生怕引起人的注意，更不会跳进那热闹的场面。
大姐的婆家村子太小，只有两三百人，要想看到这样的表演得跑五六里地，或者等到大年初三表演队伍进村演出才能看到。大姐出嫁后迷上了戏，她或许能从戏文中领略到文化的魅力，至于踢鼓、拉花这种没有说唱词的演出，大姐似乎更适合观看，只要哪里有演出，哪里就有她的影子，难以控制的内心的欢乐就像不断的水流一样奔放出来。其实大姐的举动证明她是有追求的，她要做自己灵魂的摆渡人。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努力，或许在努力的过程中会陷入迷茫，即使前路不可预知，也要握紧手中的信念。手中的光芒，足以刺破最浓重的黑暗和绝望。大姐和命运抗争了大半辈子，因为她相信父亲那句话：贫穷是不需要计划的，计划不到才受穷。她用双手捧出了希望，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大姐懂得了感恩，她想到了回报社会。
大姐没有什么给与别人的，她的爱心就体现在两只手。过年的脚步越近，大姐就越发清闲不起来，村里请她帮衬蒸馍馍、炸麻叶的排起了长队。大姐蒸馍馍遵循着酵头发面、口碱和面的老传统，无论方式还是手法，都能让人回味起家的味道，她制作面食的技术很少有人比得上。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馍”是老辈人留下的习俗，但如今早被那条长队打破。没有等到二十九那天，一大缸的馍馍，一大缸的麻叶，已经摆在了家家户户湿冷的厢窑，那可是家里的“脸面”。因为，馒头和麻叶要摆上供桌，就等着有人串门拜年时，对着雪白的馍馍和鲜红的麻叶“品头论足”。
蒸馍馍逐步演变成“挣面子”，谁家的馒头蒸得大、蒸得好，谁家就会在新年里蒸蒸日上，有个好彩头。虽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家里用大锅蒸馒头的情景，脱贫攻坚让家乡人的脚底也抹了油，但人们讨吉利的习俗依旧未变，大姐不自觉地活在了村民的声声念叨中。
大姐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她不想辜负生命，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景，年轻时咽在肚子里的苦涩，现在才品尝到醇香。大姐这才明白，人这辈子是要有追求的，活得纯粹、活得自然，求得一个心安，被人尊重，让自己高兴才是真格的。
心态决定苦与乐。信息时代把很多年轻人赶进了城市，无论城市里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落，都要尝试那份被冷落的气息，只要贴上城市的标签，宁可被冷漠，也不愿意去解释，家乡变得冷清起来。大姐也有条件进城，她不想让自己浮躁，依然和姐夫厮守在两间窑洞里，过得越简单，生活才越宁静，她在生活中寻找快乐。
过年了，村里的锣鼓依旧敲响，只不过少了往日的喧闹，大姐走进了拉花队伍，扭动起了舞姿，也不知道谁给她的勇气，执著的追求难以销蚀，让心自由飞翔……
插图/作者提供
作家简介
赵继平，山西朔州人，现南京工作，用写作反思人生，让作品愉悦自己。在部队工作十八年，先后在《解放军报》《战友报》《河北日报》《内蒙古日报》等发表若干稿件。部队转业后到省级机关部门工作，边工作边思考，完成数十篇的理论文章，先后在江苏省委《群众》杂志、《中国环境监察》杂志发表，部分文学作品在《中国环境报》《羊城晚报》《南京日报》等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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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孟芹玲 孔秋莉
主编：石 瑛 赵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