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严肃的历史

由权力结构的观点来看，商王还需要透过氏族组织来进行间接的统治，意味着权力还是分散的。权力的分散与土地、人口的分割等现象显示商代的政治体制是接近于封建制的。

在商邦境外的四周有许多国家或部落，称作“多方”，多方的统治者在卜辞上常称作“某方伯”，也就是某邦伯。例如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商时代的城垣、宫殿、贵族墓葬等遗址即显示当地是一个重要方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地。商与各方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多方或是臣服于商的半独立国家，或常与商敌对、交战。卜辞中商的敌国多在商西北方，即今山西南部一带。羌方即是武丁以来商常征伐的一个敌国，武丁时代的一次伐羌战争就征集了1.3万人参战，这样的规模在卜辞中是少见的。在淮水流域的人方是商末征讨的对象，商纣时代对人方的战争还动用了大象来作战，也是极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商的版图虽然并不太大，但其势力范围却相当可观，最盛时北可达今长城附近，南及长江中游，西至渭河盆地东部，是当时华北的“大邦”，也是华北国际社会的霸主。

在当时中国境内也颇有一些在文化上具有与殷商水准相接近的方国或部落。早在夏代或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在今内蒙古赤峰夏家店及药王庙、宁城、敖汉旗大甸子，辽宁阜新、朝阳、北票丰下、凌源，河北承德、唐山大城山及小官庄，北京昌平雪山村、房山刘李店等地分布着夏家店文化，其树轮修正的碳十四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这个文化的主人翁已经能制造青铜器，其陶器风格与二里头文化的相似，但有浓厚的龙山文化的色彩。夏家店文化与商文化仍在内蒙古和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相交接。在山西太原、保德、忻县、石楼、陕西绥德也有殷商式的青铜器发现，有些铜器上还有铭文，如“并”字。这些地区正是与殷商经常敌对的一些“方国”的所在地。山西石楼、河北青龙及藁城都出土过一些羊或鹿等兽头形柄的弯刀、短剑或匕首，与“河套”式的青铜器相近似，表明商与我国北疆草原地区的民族也有交往。在安徽寿县、明光、含山、阜南、肥西、江苏徐州等也有殷商式的青铜器，但也带有地方性的色彩，或许即人方或淮夷的遗迹。在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以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安怀村及镇江葛村等遗址为代表，其时代据校正后的碳十四数值，约在公元前1900年到前1200年间的范围内，其铜器基本上与商的相同，若干陶器如鬲及盆的形制与郑州早期的遗物相似，显示当地也与商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江西樟树吴城、都昌、永修都出土过若干与河南辉县、温县、安阳、河北藁城、山西石楼等地发现的一些商代青铜器相近似的遗物，在樟树吴城遗址还发现制铜器的石模、玉器、原始瓷器，说明铜器是当地自制的，但与中原的商有文化上的交互影响，同时也透露了他们在工艺技术上有与商近似的成就。湖熟文化及江西北部各地点的遗迹或许即是越族人遗留下来的。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官殿营造手法、城垣的建筑技术与中原二里头的宫殿建筑所表现的特色几乎完全一样，当地埋葬的习俗以及制铜、琢玉、制陶所表现的工艺和风格也与中原郑州二里岗商早期的特点没有什么不同，揭露了当地与商的密切关系。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几件玉戈，其上的铭文说明是由卢方（当在今湖北襄阳、南漳县一带）进贡的物品，其中一件相当薄的墨玉戈，两边器口极为锋利。能制造出这样既长且薄的弧形刃线而刃线却极圆熟流畅，没有任何缺制之处，表明卢方的玉器工匠所成就的琢玉工艺水准并不在商王统治下的玉工的造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