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尼•塔罗|不看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实问题

　郭台辉：您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专业是美国研究，您如何开始对比较研究感兴趣？
　　塔罗：1960年，我在雪城大学的专业是美国研究，没有选修过任何社会学的课程。我修过政治学的课程，但只是美国政治。那时我并不了解比较研究，而在比较研究方面的经历，是来自于本科时在意大利学习的那一个学期。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但开始对比较研究充满兴趣。后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在1961年写成了《公法与治理》。
　　从比较研究到历史分析
　　郭台辉：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过“公法与政府”的项目，它更偏向于法学还是政治学？
　　塔罗：这个项目既是法学的，又包括政治学。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美国高级法院审判劳工权利的案例，尤其关注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所以，我对社会运动充满兴趣，但那时都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的。
　　郭台辉：在《回归结构主义者宣告》一文中您提到了杜鲁门，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您所指的“回归结构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塔罗：我的确受到杜鲁门很大影响，尤其是他那部《政府过程》。实际上，这本书所研究的不是政府而是利益集团，他并没有太多提到有关社会运动的方面，因为他的兴趣是政治过程。他对我研究政治过程产生了很多启发。
　　那时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60年代许多学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也是结构主义者，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结构主义者。当我去意大利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对农民如何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此我研究共产党和农民阶层。农民阶层是一个结构性的范畴，自然地，我就以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
　　郭台辉：为何您选择做意大利的地方史呢？
　　塔罗：我对比较历史研究充满兴趣，这就形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当我去意大利研究共产党与农民阶层时，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告诉我说：“你不看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这些问题。”因此，我在着手博士论文的经验研究之前所阅读的都是历史文献，回溯到18、19世纪，追溯现代意大利国家的形成。
　　郭台辉：听说您在伯克利分校读书时还参加过抗争活动？
　　塔罗：是的，我在伯克利时正好赶上自由言论运动的时期。在那个岁月，学生们都在反越战，我与其他许多学生一样也反对战争。在伯克利的时候，我们是发动占领运动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包括占领伯克利分校的行政大楼。大批警察到场待命，并且逮捕了许多学生，引发了很多冲突。但是，由于我正在写博士论文，很想尽快完成手头的写作，所以对运动并不很积极。
　　和而不同：团队合作有助于取长补短
　　郭台辉：谁对您的学术兴趣与追求影响最大？
　　塔罗：第一位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对我的研究有着最重要的历史影响。另一位是查尔斯·蒂利，在方法论和理论上，他是对我的研究影响最大的人。在研究生阶段，我还不认识蒂利，直到在耶鲁大学做助教时才遇到他，那时他来做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讲座。但是，真正受他的影响是20世纪60、70年代我开始做有关意大利抗争史的事件系列分析时，那时候我从他那里学习如何做事件分析。
　　郭台辉：蒂利、道格·麦克亚当和您形成了社会科学界著名的学术伙伴关系。你们三人如何走到一起，又如何进行团队合作？
　　塔罗：我们三人走到一起，是因为各自都对美国的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不满。已有的研究没有历史，太过于局限于美国，最重要的是太局限于社会运动的组织本身。社会运动研究的美国同行们太过狭隘地注重社会运动本身，而我们想关注抗争政治的所有类型，比如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我们三人有着相互补充的个性特点。蒂利的研究经历更多是关于法国历史，我更多是在意大利历史方面，麦克亚当更集中于美国。我们都比较欣赏对方的人格，彼此也尊重对方的观点，但我们的写作习惯、写作手法却迥然不同。有关我们三人的特征，蒂利过去常常会玩笑地说一个有趣的比喻：麦克亚当一直想建一座桥，蒂利想尽力炸掉这座桥，而我就站在桥上。
　　我们对于机制及其分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三人在认识论层面却对此有着基本的差异。蒂利认为，麦克亚当太过于痴迷于所谓的认知机制。对于认知机制，我认为机制是要经过人们的大脑才可能形成。如果你读过彼得·赫德斯乔姆和理查德·斯韦德贝格主编的《社会机制：社会理论的一种分析路径》，就会发现，他们完全着迷于心理层面的认知机制。而我们三人都摒弃那种太过狭隘的理解，蒂利完全排斥心理认知机制，麦克亚当对此却较为同情，而我介于中间。我们三人都有着独立的想法和独到的见解，但仍可以合作完成诸如《斗争的动力》这样的研究。
　　郭台辉：作为政治学家，您的著述不仅受到政治学领域的关注，而且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重视，对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您有怎样的建议？
　　塔罗：我成为一名学者的时间正好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彼此走得非常近的时候，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学这个交叉领域。我在受学术训练时阅读了许多社会学家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帕森斯、爱德华·希尔斯。社会学家也要读一些政治学著作。但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如今，政治学家越来越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的影响。如果说我的研究影响更多是在社会学领域而不是政治学领域，那是因为政治学家们的兴趣已经从社会学领域转移到经济学领域。实际上，我写过相关的文章，例如《使社会科学超时空地发挥作用》和《在政治学中跨越定量与定性的分野》，目的是想尽力说服政治学家们：他们应该更多关注社会学。但是，非常遗憾，政治学这个领域越来越经济学中心论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学的影响。所幸的是，在过去5到10年里，政治学对社会运动的兴趣开始越来越浓。
　　（作者单位：康奈尔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