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荠麦青青
蔡康永有句箴言：“一定要消失。”他这句话针对的也许是娱乐江湖，也许是名利场。但有的“消失”，是被时光裹挟，被际遇累及，被迫性退出，而陈佩斯，是主动性“消失”，他离开春晚的22年，也是被念念不忘的22年。曾几何时，他是春晚的常客，是收视率的保证。在那些光影流年里，他塑造的一系列小人物给广大观众带去了无数笑声。作为老一代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陈佩斯子承父业，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出演了很多喜剧电影与电视剧。但让他大放异彩的，却是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和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吃面条》。简陋的舞台，简单的道具，疾徐有致的节奏，阴差阳错的矛盾冲突，看似浮夸的表演，他却将那个自作自受的蹩脚演员，以一种虚张声势，又不失善意调侃的幽默方式，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曾几何时，在那个年代，快乐与尊严都是奢侈品。但短短的十几分钟，他却给全国观众带去了暌违已久的快乐。1984年春晚导演黄一鹤回忆说:“《吃面条》是我们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也正是这次演出的火爆，让小品从演员的训练课，走入了大众视野。其后，他与朱时茂继续合作，在春晚舞台演出了《烤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小品，形成并巩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内陆最具代表性的喜剧明星之一。此前在舞台上，太多的高大全和伟光正形象，而他饰演的小人物系列，却真实揭示出那些庸俗的、市侩的、油滑的、拙劣的，充满了瑕疵，却令人倍感亲切和接地气的众生相。《吃面条》中的愚鲁应聘者；《烤羊肉串》中的奸猾摊主；《主角与配角》中一心想演主角，却总是弄巧成拙的配角；《警察与小偷》中胆小如鼠，蠢笨可笑的小偷，夸张丰富的肢体动作，配上他时而猥琐，时而委屈，时而狡黠，时而憨直的表情与语言，滑稽十足却又恰到好处，大开大合却又收放自如。在诸多艺术作品里，小人物们经常是被怜悯与同情的，也是被讽喻与批判的，他们往往可怜不可亲，可恨不可爱，而能将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一身市井气却不乏率性，几分苟且里也能见其真诚，令人捧腹之余却能产生共鸣的，在小品演员里，非陈佩斯莫属。他演的虽然都是小人物，却没有对弱势群体的肆意取笑；包袱频出却不是靠抖小机灵，没有硬拗，没有煽情，自出机杼，浑然天成。陈佩斯先后11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最后一次终结于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中那个远去的背影。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在历届央视春晚小品作品的VCD光盘。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各种方式去寻求解决办法，但他的合理诉求均被置若罔闻。未果，两人愤而诉诸法律。在此之前，多少人劝他息事宁人，本来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是多少人削尖脑袋想攀附的雄厚资源，而你为啥不识好歹，与之为敌？但他就是“一意孤行”，执拗地想要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一个微小的个体，即便在强权下，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权利。在社会生物链的最顶端，一切堂皇的、煊赫的、盛大的，总昭示着生杀予夺、无与伦比的强悍，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呢，是最负重的群体，却往往是最隐形，也最被无视的。“当个体不再被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将变得非常残酷。”官司尘埃落定后，虽然央视一审败诉，他们终获赔偿，但陈佩斯也只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2014年，陈佩斯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他反抗央视侵权的意义时，表达了这样的初衷：“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所以，他明知面对势大翼广的天字第一号媒体，做出这样的反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甚至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还是去做了！随之，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也与央视达成了“统一战线”，导致陈佩斯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维持运转，他此前一手经营的影视公司也面临关门的危机。创办于1991年的影视制作公司，是陈佩斯多年心血的结晶。当时公司专门投资拍摄喜剧电影。他也因此被人称作中国第一批独立影视制作人。
《父子老爷车》剧照
从1991年到1997年，陈佩斯一共投拍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其中多部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被封杀后，他坚信自己有能力不会被“饿死”，但是他太自信了，他不知道有些势力强大到，可以手眼通天，他投资拍摄的贺岁电影，没几天就被人因某种原因从电影院撤下。电影亏损，让他的公司也随之破产。四面楚歌，兵败如山倒，一夜之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光蛋。那时，他上正小学的女儿要缴费，区区的280块钱，他翻遍口袋，只找出了147块钱，于是灰溜溜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
陈佩斯与妻子
从万千瞩目、众星捧月，到销声匿迹，乏人问津；从一个人独挡一面，撑起一家偌大的影视公司，到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这种断崖式的巨大落差让他不由心生“英雄末路”之感。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吊诡之处：有时你以为走的是通天大路，甚至已经臻于光明极顶，可是，忽然一股飓风，又把你抛至人生的谷底。山穷水尽时，他得知妻子背着他用多年积攒的存款承包了北京郊区的一片荒山。于是，两人向死而生，“土里刨食”。在山上盖木头房子，吃“大锅煮”。厨房里没有煤气，唯一的燃料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天早上起来，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篓，捡满一背篓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更艰巨的是，去杂草，搬石头，挖树坑，种树苗，除虫害。每天天色未亮，即起巡山。一万亩的荒山巡视一天有时就得走七八个小时。脚板磨破，手生老茧；皮肤粗黑，胡子拉碴，那段时间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民，没人知道这个在大山里起早贪黑，躬身种树的人，就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给大家带去无数欢笑的陈佩斯。后来，当别人提及他当年的种种艰难，表达敬意时，他说，我跟人家比起来，已经是“上帝的宠儿”了，我没资格叫难。两年后，靠荒山种树得来的35万元，陈佩斯重新回到他热爱的舞台，但这个舞台，不是春晚，而是话剧。演话剧成为他“涅槃”之后的一个新起点。
《托儿》剧照
为了这部话剧能够上演，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陈佩斯生平第一次成了一家企业的代言人。他孤注一掷，将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到了他的首部话剧上。在中国话剧的“圣殿”北京人艺，连演员都要纷纷下海去演电视剧的年代，许多人对他的疯狂之举感到匪夷所思，他却“逆流而上”。有人对他半提醒半担忧地说，你们如果不怕赔钱就做吧。结果这部话剧大获成功，《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当第30场演出结束后，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周转资金，随后推出的《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等也进展顺利，并广受好评。《阳台》以麻辣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直击社会痛点。迄今在全国各地演出已500多场的《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但演完《托儿》与《阳台》后，他一度变得骄矜自负，觉得十年内，论其喜剧水准，不会有人望其项背。而排演《戏台》时，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不足，于是又开始卯足了劲继续充电，在原来业已建立的喜剧理论体系基础上，深耕细作，日臻完善。有人感叹：像陈佩斯这样专业系统研究喜剧理论，并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的人，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当太多的人将喜剧平面且肤浅地理解为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就是一堆噱头与笑料的堆砌，就是博人一乐的形式时，他一直思考并寻求着对喜剧的体认与探索。他曾讲起在河南拍电影《少爷的磨难》时，有一场光着脚追汽车的戏，那条农村的土路上布满了蒺藜刺，他的脚上扎满了刺，还得挣扎着往前跑。
《少爷的磨难》剧照
“导演一喊停，哎呀，疼啊，痛，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来。”当他疼得摔倒在地上的时候，旁边围观的人却笑得非常开心。一切幸灾乐祸，也许无关道德，但有关人性。对人性的折射，从一场笑声中便可见其端倪。所以，在他眼里，喜剧都是从悲剧悲情的线索延伸出来的，所有的喜剧让人发笑的东西，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被处决前，不会写字的他竭力在画押时把那个圆圈画得圆一点，惹人发笑的行为，可是多少人读到此处，却是笑中带泪：一心想革命的阿Q，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真正的喜剧，在它看似荒唐、荒诞甚或扭曲的内核里，令人悲悯与沉思的东西更是蕴藉深远。中国人惯使小聪明，呈现在一些小品里，“把人耍得团团转”也能被当做“高明”的包袱。在他看来，将骗人当做成功和胜利，把被骗当成可笑, 是全社会价值判断的扭曲。不是艺人个人问题，是全民族的问题，因为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奉献。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他说这让他真正认识到喜剧的真谛：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在这个时代，太多的人打着艺术的旗号，做的其实是“商业”，而他真正做的是“专业”。不要问大师为何难寻，一个浮躁喧嚣，膜拜“金钱教”的国度，大师风起云涌才是咄咄怪事。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最近几年，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2011年陈佩斯就表示有春晚邀约，但他拒绝了，后面一年又接到邀请仍坚拒。“他们随便对我说‘NO'，我也对他们说一次‘NO'！”尽管20年前说“NO”的代价如此沉重。当时与他同期，或者比他辈分更小的人，现在大多已风光无限，名利双收。命硬学不来弯腰的人，甘愿承受一切选择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果。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理想，不卑佞，不低头，唯一能让他屈膝和朝拜的只有艺术。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不缺聪明人，缺傻子，缺一根筋的傻子，缺不信邪的傻子，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的傻子。那些在戏里和生活中扮演大人物的人，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皮袍”下的那些“小”，而他，演惯了小人物，才是真正的大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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