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档案 · 致敬2020丨特殊的年代，特别的记录
对话的价值，在这样充满“隔离与分裂”的年代里，变得更加可贵。我们也更加笃定，要持续以对话链接中国当下的建筑师，呈现真实且独特的个体，以此试图展开一个属于时代的切片。
即兴的碰撞、片刻的停顿、倏然的会心一笑，故事在一个个动人的瞬间中被激发出来。关于，建筑这条路上最早的缘起、关键的转折、此刻的质疑与茫然和坚定的价值诉求。关于，自我到建筑的连接路径，个体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由对话到文字的呈现，由持续的回溯与反思，将故事构造成完整的面。其中，每一个建筑师的故事，都是“我们的故事”。
毕业择业时期，放弃家乡唾手可得的“铁饭碗”，前往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深圳，从第一次投标方案的挫败到参与“水立方”项目，从青涩的职场新人成长为一名成熟、独立的建筑师，从项目负责人转变为公司管理者，再到创立自己的设计公司，商宏的“建筑日记”，记录了一名建筑师在独立思考与自主选择中的成长与蜕变之路。
“人生的每个决定会影响往后的路，一个选择就会让你到另一个拐点上去。我很庆幸自己主动做了选择。大多数时候，建筑师也都在主动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刘珩认为，空间的价值在于，与人产生关系，人感知到空间的存在，从而感知自己的存在。所以，她更倾向于一种“化整为零”的方式，将大而“整”的空间或场地，分解成小而“零”的，与人关系刚刚合适的空间或多个组合。把大体量的建筑化解成特别灵动的细节，这些灵动之处，就是建筑师构建的空间变化与人的感受之间的联系。
“一个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城市，城市在有自己个性的同时，也可以包容一些多元性与复杂性，人在其中能得到不一样的体验。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建筑，外表看起来不那么炫丽，但每天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体验，这会给你所创作的空间带来另外一种生命，那便是时间的生命。”
在师从吴良镛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时，杨宇振就深受吴先生“融贯的综合研究”观念的影响，也获得了比较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在多个领域有所涉及。后来，他也经常和自己的学生说：“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像摁钉一样，有一个宽的面，搭配一个尖的头，才能有受力面将钉子摁进物体当中。”这样的思辨，也一直贯穿在其治学与教学，以及建筑实践中。
“专业领域的精深与向外的交叉和融贯，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往往只有更宽的视野，才能够在具体某一方向有所推进。”
实践、回顾与溯源，是赵晶鑫工作的三部分内容和常态化，此次对话也从这三个维度展开。他常常是将艺术和建筑并置思考的，在他看来，“走进一个建筑，我们如何把艺术与日常和建筑相结合，由如何通过设计把语言和语境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做出完整性的表达，这是建筑师要解决的问题。在艺术和文化之间，建筑，作为一个载体，应该保持其自身的温度和特质而存在，我们把这称为文化感。一个有文化感的建筑，是和时间相关，也与人的参与有关的。”
作为骏地设计的董事长，胡劲松认为：“无论是政府管理者、开发者还是设计者，都要共谋一个持续稳定的城市发展。权衡这三者之间关系，不仅要做一个可信赖的伙伴，也要与其形成‘共发展’的基本合作概念，这不只是一个上下线、甲乙方的关系，更是综合化、高效化、综合统筹的全过程‘伴生’关系。”此次对话，围绕一家设计企业二十年的成长与探索展开。
褚冬竹认为，将建筑融入所在时代乃至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妥帖处理不同时代下的人与空间关系，是实现建筑之所以存在的第一步。因此，建筑学必须内在进化而产生可变性，并且打通专业内核与大时代需求的急迫要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中国建筑的复杂性、关联性要求将会持续提升，而这将给中国建筑师带来许多挑战和机会。
“基础设施与建筑的整合势在必行，这既是中国建筑师的巨大挑战，也是其他国家很难遇到的机会。过去外国建筑师已经承担了中国城市大量重要项目、地标建筑，但很多中国的特殊问题的最佳解答，还是需要中国建筑师的深度研究和感同身受的理解。”
建筑设计，常处于一种自我博弈和自我批判的状态。曾有人形容孙树瓅是“百分之八十的正经和百分之二十的不正经”，虽然每天都在各种利益方之间博弈和平衡，但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野，这种“野”，也成为了他在建筑设计中自我的思考与创新那部分。商业建筑与城市更新项目，需要的就是在错综复杂的规则与限制中，找到平衡的支点与创新力。
“商业建筑，要实现的是一个经济行为闭环，建筑师，像是一个杠杆，需要先找到场地商业性的支点，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之后，才会考虑实现在建筑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
中国近现代建成的桥梁工程大多是纯工程美学的表达，更侧重于考虑车辆等交通工具的可通行性与安全性，很少会将艺术美学融入其中，更忽略了桥梁对城市精神的表达和人文精神的书写。而NEXT认为，桥梁不仅仅是一种外化的交通工具，更是内化于人们的成长与历史脉络深处的情感链接，希望以桥梁去构建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对话。
于李竞而言，建筑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多重身份转换的过程，在其中他会把自己放在第三方角度，随时抽离成若干身份去了解方方面面的需求，既不完全是使用者，也不完全是建造方，以便不被束缚，进行多角度、多元化思考。比如，通过深度参与了解居住者的需求，考虑方案时，则尽可能成为一个冷静而不完全割裂的旁观者，更好地把作为旁观者的个人情感和想象合理植入，与其他因素相融合，构建更好的城市空间。
“作为设计者，我们需要综合这许多的资源，并通过前期思考涉及的文化，场所的相关资源以及人群三者之间的联系，往往从自我情感出发用设计来建立一个关系，最终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交流的状态，从而呈现人的状态。”
建筑的不同，源自建筑师跟建筑之间对话方式与对话习惯的不同。温子先的设计灵感独特之处，在于“物”。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根竹子、一卷书，都可以成为他的设计灵感。因为，每个地域都有其自身特有的“物”的根源，“物”的影响总在开启他对场所理解的另一面，从而，以设计去呼应场所的特质和地域的根源，以关联性的设计手法，让建筑在原生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作为现实中的自由艺术表达，建筑可以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以无声的方式与每个人、与城市进行对话。建筑师肩负着让这段对话‘言之有物’的责任——将城市精神与内核力量以非具象化的轮廓写意表达。”
作为麓湖生态城的总设计师，罗立平实践了一种新的城市开发逻辑——“折腾中的城市设计”，立足于专业的控制，进而向外进行对话与探讨，并在土地生长过程中不断颠覆与重建。
他在这个项目体系充当一个首脑，但不仅要搭建一个平台，也要不断参与平台的组织和设计工作当中去，所有的建筑都需要找最好的设计师去控制它，也要把不同的建筑设计师统一在一个整体的美学和规划的逻辑之下。
“整个麓湖的设计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也需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的设计思维，需要掌控的是不断与设计对话的整个过程，之后从中挑出最优解。只要没有完全落实到土地上，整个设计过程都在折腾，在折腾自己也在折腾设计师。折腾本身的意义，也是为了发现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有那就要去尝试一下。这一点可能是成就一个好的作品，或者对于城市设计本身负责的最好方式。”
何健翔，从小生长于粤语文化圈，那里有着自由安逸的生活和文化融合的独特味道。但自进入大学选择陌生的建筑专业，到决定出国进入陌生文化寻找理想，到后来自己独立执业，他一直在把自己推向“陌生化的空间”，寻找一种“未知而可达”的状态。但也是每一次陌生化的过程，给他开启了新的起点。对于建筑师来说，每一个新项目的开始，不也是如此么？
“回过头来想，自己独立执业，意味着我又回到一个陌生的起点，就如同之前的很多次，我都是带着自己的想法靠近未知之源，回到零点的位置。到国外，就先把原来的知识放下；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以后，回来又重新整理出一套新的体系，才能重新开启，这样又是一个原始的状态。虽然，会面临慌乱和痛感，还有各种压力持续涌来，但是我能明确感觉到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对的状态。
张鹏举，是一位在内蒙古“土生土长”的建筑师，在内蒙古做着“土生土长”的建筑。他希望建筑是从场地和需求中自然而然生成的，而不是由甲方事先植入一个概念，也不是设计者事先建立一个脱离场地语言的目标。在这个状态中，他经常会“就地取材”、“顺势而为”，把“土”当做一种资源，一方面它是文脉资源，一方面又是材料资源，从两个角度来让它进入建筑。
“许多从土里长出来的这种建筑，不一定是指土本身，更不是为土而土。它可能是一种我们对设计建筑这件事的态度和方法，有时是价值观，有时是策略。”
作为一名建筑师，张志晓，把自己的生活归类为三种状态：自己独处的状态、对外社交的状态、和亲近的人相处的状态。在独处时，他会把喜欢的电影找出来，沉浸其中让自己思绪放空。他认为：对于建筑师来说，做项目的时候，就是在充当编剧或导演的角色。建筑从设计到场所构建的转化过程，就像电影从定格图像到动态画面的形成过程。
除了建筑，蒋培铭最大的爱好是画钢笔画，走过许多城市，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对他来说，绘画，是一种亲密接触建筑的方式，每画到建筑某个部分会更直观地触及到建筑的肌理和细节，进入内部去思考一些空间结构和装饰元素。他也通过绘画，了解一座城市，更加细致地感受生活，在画的过程中会逐渐深入，对事物的理解更透彻。
姚仁喜认为，作为东方或中国的建筑师和创作者，不应该忘记我们传统文艺作品中最深刻的一点，在于传达创作者内心修为的状态，而不是纯粹地想要创作外在的东西。在他看来，创作者的内在心境，与他创作出来的外在显象，两者是有关联性的。“内境与外象愈贴近，愈真实，愈诚实，对于创作者个人、对于他人、对社会就更有意义，这种贴近与东方艺术直观的表达是相符的，它是我们的文化传承。”
理想与现实，自我与外界之间，总是有着各种冲突。当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走入社会中，庞嵚意识到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因而开启了他“作为建筑师的排异化训练”。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同事物在互相平衡制约和妥协中，共同组成的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建筑是其中一个“物种”，建筑师是和这个“物种”共生的另一种，也需要持续有内在或外在的排异化训练，产生抗体，保持自我进化。
在设计院写小说，从设计院出来，好好干建筑。刘家琨，把小说和建筑这两个“苦活”都干过了。他在这次访谈中想了想：写小说这种表达方式，也许跟做建筑也有内在的相似性，它们都要虚构一个现实，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他在《明月构想》这本小说中，创想了一个以建筑为原故事的乌托邦革命；在“西村大院”这个建筑里，构建了一种“大同”的社区生活。
朱锫认为，“建筑不是凝固的音乐，而是流动的音乐。”如果，把它理解成建造一个房屋、一个工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占有某些空间，或者划定某些区域，去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安全的自我封闭的环境里。相反，如果认为它是一种艺术的话，就会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建筑，恰恰不是被包裹的，而是开放的，它时时刻刻在跟自然环境和人的行为发生关系。
马岩松说：“认识任何事情都得从批判开始，包括，认识自我。”在他把自己目前的建筑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个人态度，思考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到含有情感地关照他人。“批判”，是他自我的一种个性，一种态度，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我相信个人能改变很多。尤其是建筑师，你正在做的努力，肯定会形成不同的环境，影响很多人。你的思想和行动，也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会关心你的想法，然后看你怎么去面对那些事情。”
徐千禾，最早对建筑的兴趣出发点是，高中时看到了保罗·鲁道夫的一本图集。从最初“懵懂”的兴趣，到大学建筑知识的积累，他并不满足于“知道”，因为开启了一次“出走”异国的学习之旅，并在国外开始了正式的建筑师工作，到后来，又把“得到”的经验带回来。而中国的一代建筑师都有这样“出走的经验”。
“95年出国，当时，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风潮基本上是在美国发生的，包括我们当时所接触到的境外媒体主要就是美国的媒体，自然就选择去了美国。”
程艳春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建筑，只是一个“物化”的结果，而对建筑师来说，建筑生产的过程或许更有意义。所以，他也非常注重工作模型的过程性表达，在其中回溯和反思建筑思维与行为的发生，让“过程本身”成为一个可以自我学习的素材库，“回顾过程”则是自我学习的一个途径。
“建筑设计的过程，是一个经过了思维推演的过程，处理并整合各种信息的逻辑积累。这个过程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等等，是一种智慧和思辨，继而展现了很多的可能性，这种思辨过程可以被积累、被再次挖掘、也可以进行得更深入。”
“该吃吃、该喝喝、爱谁谁”，是张迪的九字真言。她爱玩，率性，她把建筑当成工作，并将其与生活区分开来，希望在工作以外的环境中可以非常自由地玩，所以，她的生活圈子里也没有建筑师。但工作时，她又极其认真，认为建筑师要靠作品说话。这种“率性”又何尝不是一种高明的“控制”？因为，“要有足够的控制才会有足够的自由”。
“我觉得所有的自然而然的状态，都是被控制的。我不相信那种完全的自发状态，比如，我希望能够给人带来某种情绪，那么，肯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就如同一个烟火爆破出来的那个状态，每一个点都经过设计和控制的，但结果上看起来又是那么自然。”
张樵，本科读的是生物医学专业，大二时偶然对建筑产生了兴趣，研究生期间，一边上生物医学繁重的基础课，一边去建筑系上设计课。一位老师跟他说：“你天生应该做建筑师的。”在他学习建筑和正式工作的道路上，发生了很多极小概率又重大到改变人生轨迹的事情，似乎隐隐在把他往这条路上推。后来，他也认了：“有些人做某个行业，是天生的”。就像他没来由地在阳台种起了罗勒，年复一年，每年都会种出一个“罗勒的森林”。
“可能，我从始至终就没有追求确定的意义，开始了就要做下去，意义，自己就生成了。我们说：无问东西，当你问东西的时候，最终，你是有方向的，东西不重要，重要是你要去哪里，东西只是一个参考的东西，所以，真是一个无问东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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