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6.1-1831.11.16），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1795年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著有《战争论》一书。[图源：Wikipedia]阿伦特在《论暴力》中说：“凡是认真思考历史与政治的人，莫不留意到暴力在人类事务所扮演的巨大角色，但乍看之下令人讶异的是，暴力很少被单独挑出来特别讨论。”在当代社会学中这一悖论同样存在——战争遭遇了系统性的忽略。事实上，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战争有过丰富的论述；只是二战以后，由于美国社会学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在和平年代对战争的讳言，战争的议题才逐渐屈身于历史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分支一隅。本专题希望跳出美国社会学主导的对战争的中层理论分析，展现战争更为广阔的理论可能性。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现代战争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本专题的起点，也是后来学者不断返回和对话的基础。克劳塞维茨在这里开篇便提出了两条重要的理论分析轴线：一是从战争的本质出发区分了绝对战争与有限战争；二是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提出了著名的命题“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本专题的第二篇就是列宁对克劳塞维茨这些关键命题的摘录和批注，其对《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一章的钟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第三篇与第四篇文献展现了韦伯与同时代著名学者桑巴特就战争问题针锋相对的观点。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桑巴特认为，战争为资本主义塑造了观念、积聚了财产、形成了市场。但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不是赚钱，而是理性化，因此“军事需要也是有利的因素，虽然其所以有利并非因为它是军事需要，而是因为西方军队特定需要的特殊性质”（韦伯：《经济通史》）。通过韦伯对纪律的军事起源的讨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韦伯所说的“西方军队特定需要的特殊性质”与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关联写作于二战后的第五和第六篇文献。一方面，韦伯涉及国家合法性的部分受到第五篇施米特所关注的“游击队”现象的挑战：游击队理论不再围绕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展开，而是涉及内战、革命和殖民地战争，引发了对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张力的反思。另一方面，韦伯涉及纪律（discipline）的部分通向了福柯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而正是在《规训与惩罚》出版的次年，福柯在名为《必须保卫社会》的课程中翻转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命题，断言“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从而提出了“社会内战”的概念。为了更好地呈现福柯这一翻转的意义，本专题的第七篇选择了郑祖邦对战争与社会理论脉络的综述，这篇文献当然不止讨论福柯，也列举了其他围绕战争议题阐发的理论家，可视为本专题的补遗。最后，本专题选取了三篇与具体经验结合并延伸了战争相关理论讨论的文献。其中，第八篇是雷蒙·阿隆回忆自己酝酿《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的历程，将自己的理论问题与大量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现实事件的分析勾连起来，展现了“行动的理论”如何产生。第九篇是印度学者班纳吉基于印度的经验，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对国家和暴力的反思。第十篇则回到中国的语境：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是和平主义的，但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的努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它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问题必须这样来看。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图为Jean-Pierre Houël绘制的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该事件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克劳塞维茨在1812年的手稿中认为，战争最高形式就是民族自觉（höchste Form der Selbstbehauptung eines Volkes），他以法国大革命来看，认为这是时代精神。这样的国民武装与内战，展现战争是为了生存而奋斗；几年后，他更进一步在《战争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提出，“战争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让对手屈从为我们的意志服务。”（Der Krieg ist also ein Akt der Gewalt,um den Gegner zur Erfüllung unseres Willens zu zwingen） [图源：Wikipedia]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決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敌人所做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敌人的反抗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少。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而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不管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快慢。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由于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差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既然双方已经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媾和，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初看起来，似乎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有利的必然是行动。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抱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进攻者）必然会继续前进。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能对一方有利，这必然会促使另一方行动。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积极目的，比如想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可以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反之，就必然会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以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2018年4月2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峰会前，在划分两国的军事分界线上握手。[thestatesman.com]但从逻辑上讲，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立即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如果军事行动确实有这种连续性，那么这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能使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于是，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更为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这总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也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矛盾。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间歇以及产生间歇的原因。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但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防御的一方则没有积极的动机，但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恰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但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当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以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防御这种作战形式，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如果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促进军事行动的发展。由此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有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不发生作用。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还比目前进攻或媾和有利些。既然根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致自相矛盾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另一个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因此，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认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加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一般说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使它趋向缓和。产生间歇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产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反之，间歇就越长，因为大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已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大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需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逬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获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是上述那样。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的。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图为1934年10月1日，在Bückeberg的德国独裁者希特勒，他透过高度组织性的政治机器，灌输排外仇视犹太人的仇恨心理，激发强大的政治行动，并将原本一个民选体制的政党转化成军事化的组织，包括建立冲锋队维持党内纪律，来恐吓反对者。[图源：theinitium.com]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道路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群众的情绪也就会很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是需要加以抑制。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象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面最广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将进一步加以研究。关于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样，我们就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图为耶拿战役后拿破仑进入柏林的场景。面临拿破仑的军事改革，普鲁士军官死守腓特烈大帝的教条，拘泥于刻板的队形，缓慢的调动和有秩序的排枪射击。恶果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显现，拿破仑轻易粉碎了普鲁士军队，对普鲁士上下形成了强烈的震撼。[图源：gushiciku.cn]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忽视其中的一种倾向，或者想任意确定三者的关系，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象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样。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打算在《论战争理论》一篇里研究。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立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总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第一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