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为何被称为钝儒？

（汤用彤）

“素位而行，随适而安”

汤用彤、吴宓，再加上陈寅恪，是历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互相交流，成为至交。在认识陈寅恪之前，汤用彤是吴宓最钦佩的知交，认为：“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机”。三人中，以陈寅恪学问最为渊博，而佛学功底则以汤用彤最为深厚。为人处世方面，汤用彤基本上继承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家风颇合禅理。

西南联大时，汤用彤被称为汤菩萨，他的学生们还私下把他称为“和尚”。他的哲学系学生汪子嵩回忆：“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学生们戏称老师为“僧”，也可以说明汤用彤为人之随和。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学生们的敬佩。他担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长时，教学以外，只管两件大事：一是聘教授，一是指导学生选课，除此之外则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身教大于言教，事事淡然处之，不争名不争利，无派别之见，倡严谨学风，文学院与哲学系在他的带领下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钱穆与汤用彤是知心朋友，对汤用彤的评价是：“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汤一介则回忆：“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没有打过。”

汤一介还提到了两件事：“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平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用彤先生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一份。’而他对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很少过问，由秘书处理。”“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既反映出汤用彤对自己学问的自信力，又体现了这位大儒对金钱名利的“钝”。

毫无自我炫耀之表现

汤用彤治学极严格，轻易不下笔。“即使写一些短篇书评，指出有些日本著名学者著作中的疏漏，也是摆事实讲道理，毫无自我炫耀的表现，使人心悦诚服。”他用15年的时间写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此书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评价：“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对于学问，汤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绝不轻易开口。邓艾民曾问汤用彤：“陶渊明的诗体现自然与名教合一，浑然天成，但说他'孤明先发’，似不完全切合历史情况。”汤用彤对此仅微微一笑，不愿多作评论。有段时间，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经常聚在一起。相聚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汤用彤当时正在大学哲学系教中国哲学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 1939年，钱穆写完《国史大纲》后，汤用彤建议他旁治佛学，或者改读英文，多窥西籍。钱穆请汤用彤为自己选购图书，汤用彤只为其选择了三本。钱穆觉得太少了，嘱咐汤用彤再多购买。而汤用彤则说：“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钱穆多买书。

返回头来，我们再来了解汤一介一生唯一一次被父亲责骂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1957年的春天。一天，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一介，讨论是否可以将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觉得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对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就找汤用彤，说汤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编辑离开以后，汤用彤非常严肃地责问汤一介：“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汤一介不知如何是好，没敢申辩。此后，汤一介专门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请他向汤用彤解释。知道真实情况后，汤用彤的气消了。

按照汤一介的介绍：“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此严谨的治学作风，非一般人所能达到，是非常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的。

（汤用彤与家人在一起）

“软弱”与“沉潜”

汤用彤当然不是完人。尤其在建国后，他未能像老友陈寅恪、吴宓那样以生命捍卫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也称得上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缺陷。而像梁漱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是少之又少。对此，我们应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做客观的分析。

胡适与汤用彤是长期的同事，彼此信任。早在1928年，他们就开始通信并保持良好的关系。1930年，汤用彤应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邀请，出任哲学系教授，从此再未离开北大。1946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有事外出时常托汤用彤代管北大事务。1947年，汤用彤前往美国讲学。1948年，汤用彤怀着爱国之心谢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9月返回北京大学。当北平解放战役打响时，胡适乘飞机南下，他也邀请汤用彤南下，但这一次，汤用彤谢绝了，从此二人再未见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汤用彤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称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直至1951年9月。北大校务委员会是一个新旧交替的临时机构，但汤用彤以一贯的温和融通的作风，使各方面都能接受。1952年以后，汤用彤被委任为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并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专门委员。他依然低调行事，即便对当时的院系调整有意见，讲话时也只是点到为止。例如，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说：“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可以说，这已是汤用彤颇为大胆的发言了。在新的政治风气中，汤用彤变得更加谨慎了。然而，他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汤用彤深感其中的厉害，害怕牵涉到自己，检查思想时也批判过胡适。一天，汤用彤出席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胡适批判会，会场中火药味很强，汤用彤十分紧张，先是碰翻了桌上的酒，接着又进行了激烈的发言，回家以后即患脑溢血，昏迷数月。汤用彤此时已预感到政治运动的残酷，一向谨慎的他受不了这种打击。1955年、1956年，汤用彤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即便身体有所康复，他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倒使他有幸躲开了“反右”、“反右倾”等运动。

汤用彤的晚年依然钟情于学术研究。1956年病情有所好转后，他为哲学系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印度佛教”。1961年初，汤用彤应《新建设》杂志约稿开始写一些“札记”，其实就是他的读书笔记。他还写了两篇关于印度医学、佛书音义的文章。1963年，汤用彤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佛教史》第二次印刷。同年夏，汤用彤招中国佛学史研究生。1964年5月1日，汤用彤脑病复发，辞别人世，终年72岁。

汤一介所写《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文末有这样的思考：“八十年代我常到国外，许多学术界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大陆学者们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还教书和研究？’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原因也很复杂，但我想，可能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爱国情结’，这种'情结’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苦难；加之从历史传统看，中国知识分子能'以德抗位’的毕竟是少数，而'愚忠’的则是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受治于上，而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当时的当政者发动群众用教条式的主义来批判知识分子，在这种'专政’的压力下，本来就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背负着一种'负疚’感，或者'真心’，或者'假意’，或者'半真半假’地接受'思想改造’了。大家得了解'专政’的严酷性，多少知识分子因为不知道'专政’的厉害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无疑应检查自身的软弱，但所谓'专政’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毁不是更应彻底铲除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这样中国学术文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复兴才真有可能。”

（以上文字，出自笔者所著《文化人的“死”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