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岁时，我所见到的周有光先生
明天是周有光先生辞世一周年纪念日。这位老寿星如果现在还活着，便是113岁了。
我有幸与他近距离地交往，并与他合作完成了他生前最后一部口述历史作品《百岁忆往》。当时他107岁，曾三次认真修改。
后来在他109岁时出版的《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当然更加丰厚，但其内容完全是根据他1996到1997年的口述整理而成。
这是两本书的一个不同之处。
我翻阅到当时我写的日记，留下了往日的一些痕迹。今日公开其中两篇，算是对周老的另一种怀念吧。
2012年7月29日下午三点多
将《记忆与启蒙》（原来拟定的书名）初稿送周老处。去时周老正在休息。由小女孩叫醒。将稿子放下，交谈了一会，然后离开。离开后，走到雕刻时光，买了一本小笔记本，在上面写下当时的情形：
阳光灿烂，酷热。
下午两点钟，将《记忆与启蒙》最后一个字敲完。整理一下，打印出来。吃了两个素包子。三点刚过，我即迫不及待地打响了周老家的电话。保姆小田接的电话。我问：“周老下午有客人吗？”小田说：“没有。”“好，那我一会儿过去。”“好。”就这么简单，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与上一次见面，似乎又隔了两个月了吧。我已记不清楚。但我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周老。因为这一次我带着由他口述、由我撰写的书稿，这是我与他认识以来，我最大的成果。时间被断断续续地划分开来，这本小书也已拖延了一段时间。按原来的计划，我应在六月底全部写完。
我带好了录音笔、相机。想着见面后我要做的事情。可惜，在路上检查时，相机的镜头竟然不能打开。倒也没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让周老看稿子，然后顺便问他几个问题，也是收获。
这一次开门，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十一二岁。我推开周老的书房，见周老正在沙发上睡觉。小姑娘征求了保姆小田的意见，走进书房，贴着周老的耳朵，叫“太爷爷，有客人来了。”这样把周老叫醒。他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需要有人扶着。他却不放心小女孩来扶。还是由小田过来，把他的两手拉着，走过去，坐到书桌前。我告诉他我的来意，把书稿及我写给他请他阅正的文字稿放在桌子上。我知道他的耳朵背，所以事先写了一页纸，请他将全文过目，方便时最好写一序言。
他的手还是非常灵巧。在谈话之前，他细长的手指在安装助听器的小电池。安装好以后，他戴上助听器，戴上眼镜，目光迅速地扫描着我写的文字。
好多次以来，我觉得他对书写出来的文字有特殊的敏感。这一刻，他又显得非常精神了，跟他在沙发上刚站起来的情形截然不同。我似乎能感觉到他目光的神韵。
他问我：“是全部的文字吗？”“是。”“好的。我慢慢地看，看完后我让保姆跟你联系。”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纸上写：“您近来身体好吧？”他说：“不好。腰老疼。老年人的病。”我又问他对佛教、道教、体育的看法。他都简要地做了回答。我又简单地问他几个人的情况，有李方桂、张充和、杨刚，他简要地回答。而目光则又盯在了我拿来的文稿上。我便没有再多问，早早地告辞了。
从后拐棒胡同出来，右一转即有一天桥。我走上天桥，这是一个中间圆形、向四方延伸的天桥。我自然地出现了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的感觉。
太阳依然毒辣、晃眼。我大汗淋漓，但内心清明。
2012年8月5日 星期六上午10:37
我刚从周有光先生处出来，出来时天气依然炎热，我却没心思理会这个。在前往三联书店的路上，我不断地回想着见面时的情景。这是我第23次去周老家，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上午7:40，我给周老家打电话，像往常一样问保姆：“周老有没有客人？”然后告诉她因书稿中有几处问题需当面问周老。她同意后，我即从通州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达周老家。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我落座后要打开录音笔的时候，保姆说：“周老不希望别人录音。”我即关了录音笔。
周老指着桌子左侧，说：“那儿有很多废纸，你在上面写。”我看看桌子左侧的一个凳子，上面什么也没有。以往那上面总是有一叠打印后的废纸，一面打了字，另一面可以写字。周老耳朵背，客人有问题时他总是让人在纸上写字给他看。我说没有，保姆即到别的屋子找纸去了。
我拿出《百岁杂忆》书稿，这是他第三次修改后的定稿，我仍有点小问题要问清楚。因为在这部书稿中，我应该不放过每一个小问题，尽量不要使以后有什么遗憾。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周老的姐姐。前面提到“大姐姐”、“二姐姐”，没提三姐。而到“上圣约翰大学”时出现了三姐。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应该补充的地方。周老看后，回答：“这儿的'大姐姐’就是我的三姐，'二姐姐’就是四姐。我的大姐、二姐早去世了。”我即改过来。
另有一处，“在上海”一节中有句话，原来是“我留在上海，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经济研究所任教”。他删改为“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我有疑问，因为有些书上提到他在上海经济研究所工作。便问他是否有出入。他回答：“复旦大学有经济研究所，没问题的。”
我翻到“逃过'反右’”一节，指着“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我的朋友”给他看。他说：“上海经济研究所是另一个机构，没有矛盾。”
我又翻到“粮票”一节，指着一句话。这句话我的原稿上写着“省下来的粮票家里就可以过了。”周老改为“省下来的粮票家里就可以够了。”我觉得别扭，觉得是不是把“可以”删去，周老念了两次，觉得没什么问题。看来这是他的习惯，我也就尊重他的语言习惯了。
书稿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这时保姆已将白纸拿过来。我从周老身旁转过来，坐到他的对面。在纸上写字，问他能否写个书名，他不同意。我说我请书法家写个书名，他当即拒绝，说用印刷体就可以了。他不愿意自己的书上留下别人的痕迹。
现在，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在纸上留下自己的笔迹了，但他却在这本《百岁杂忆》上为我删改了那么多的内容，留下那么多的笔迹，这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