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出版 | “会要体”殿军之作《晋会要》首次整理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底推出由邓骏捷、陈才整理的汪兆镛《晋会要》，补全了其“历代会要丛书”系列。汪兆镛该书实可称中国古代会要体撰著的殿军之作。此 书整理出版，甚便利于运用，因而略论，冀为读者之助。
创新与守成
“会要”是以一朝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收辑内容的史书。由于会要保存的历史资料丰富，可补二十四史之不足。会要创修，始自唐代。最早编成的会要是《唐会要》。历代会要皆已面世，唯独《晋会要》付之阙如。影印本《稿本晋会要》出版后，《晋会要》则为唯一一部未经整理的正史会要。《晋会要》有三种存世，均为稿本。一种是清钱仪吉撰《晋会要》不分卷，未成书，只有残稿存世，现藏上海图书馆；一种是国图藏朱铭盘撰《晋会要》八十卷，亦系未定稿，且仅有西晋部分，未及东晋；一种是汪兆镛所撰，共二十册五十六卷，现藏国家图书馆，为完稿。汪兆镛《晋会要》记述了两晋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情况，取材以《晋书》为主，旁及《宋书》《通典》等类书和清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两晋乃至中古时期的历史均有极大帮助。
汪兆镛（1861—1939）师从陈澧，是晚清民国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经、史、子、集四部皆精，于史部尤为贯通。其史部著作如《碑传集三编》《晋会要》等颇受学者称道。他著有《孔门弟子学行考》四卷，《补三国食货志》《补三国刑法志》各一卷，《元广东遗民录》二卷，《岭南画征略》十二卷，《晋会要》五十六卷，《碑传集三编》五十卷，《广州城残砖录》《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续举贡表》《山阴汪氏谱》等。汪氏诗词颇佳，其诗词类著作有《微尚斋诗》二卷，《微尚斋诗续稿》三卷，《澳门杂诗》一卷，《己巳纪游草》一卷，《雨屋深镫词》一卷，《雨屋深镫词续稿》一卷，《雨屋深镫词三编》一卷，《微尚斋杂文》六卷，以及《棕窗杂记》四卷。参与纂修《番禺县续志》，编刻书多种。汪氏著作大多已编入《汪兆镛文集》出版（邓骏捷等编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汪兆镛《晋会要》五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是一部“会要体”晋代（西晋和东晋）史书。它与《晋书》相得益彰，对研究晋代历史与古代政书的编纂，具有重要价值。汪兆镛稿本《晋会要》非初稿，而是已经接近“定清齐”的定稿，准备付梓者，清晰少错乱。尤其重要的是，汪兆镛《晋会要》是唯一一部首尾完整、兼及两晋、门类清晰的晋代会要著作。
汪兆镛在近代史学史上，是旧派史学家，为学承袭有清乾嘉之学的余绪。他撰写《晋会要》，很注重体例的纯粹，以及门类设置的学术延续性。从其门类设置看，大约是仿照《三国会要》而定，并广泛参考了诸如《唐会要》《五代会要》等会要体名著。而另一方面，汪兆镛的史学思想也在这部传统会要体著作中体现出“新”的一面。汪氏《晋会要》的门类，有些是完全与传统门类不一样的，如卷二十三食货下，细目为：钱币、盐铁、矿、畜牧、贡产、国用，卷二十九职官四，细目为：吏治。又有金石二卷，大事一卷，皆为历代会要之所无，体现了民国旧派史学家的“新”的努力。注重金石，与当今以石刻史料证史的风潮不谋而合，而早了许多年。创新与守成，在汪兆镛《晋会要》的编撰中都有体现。
首先，汪兆镛《晋会要》有魏晋史学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奠定了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史的一些大的框架与叙述基础。而实际上，汪兆镛《晋会要》对一些门类的设置，无疑有其独到之处。魏晋史研究以典章制度研究为长，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晋书》之志舛误过甚。汪兆镛在《叙例》中就说明其撰《晋会要》之缘起即因此。而其门类的设置，足可见其关注的典午一朝政事之大端。
汪兆镛《晋会要》的编纂之法，在其《叙例》中已有所说明，大体是仿徐天麟的《两汉会要》之例，以《晋书》为主，旁及其他。该书所设诸门如：帝系（卷一至二，共两卷）、礼（卷三至十四，共十二卷）、乐（卷十五至十七，共三卷）、兵（卷十八至十九，共两卷）、刑法（卷二十至二十一，共两卷）、食货（卷二十二至二十三，共两卷）、选举（卷二十四至二十五，共两卷）、职官（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共四卷）、封建（卷三十至三十一，共两卷）、民事（卷三十二至三十三，共两卷）、文学（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共三卷）、经籍（卷三十七至四十，共四卷）、金石（卷四十一至四十二，共两卷）、术数（卷四十三至四十四，共两卷）、舆地（卷四十五至五十四，共十卷）、四裔（卷五十五，一卷）、大事（卷五十六，一卷），凡十七门。特别应指出的是，经籍、金石、大事三门，为汪兆镛所增设。他又将舆服归并到礼门，而将律、历分开，将律归并到乐门，兵门则又附列兵略一类。
其次，汪兆镛《晋会要》有民国史学史的意义。我们现在说民国史学，一则言新文化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的崛起发展，二则云域外史学在华的传播影响。此二者皆新史学。但民国旧史学的境况，瞩目者较鲜。即以传统史学撰著说，同样是魏晋南北朝，卢弼之撰《三国志集解》，厥功称大；汪兆镛之纂《晋会要》，斯亦绝响。
汪兆镛《晋会要》之门类设置既如上述，既传统而又有创新，能够根据典午一朝的特质而行设置，不纯粹依傍前人，但也不绝对自出心裁。他在《叙例》中说：“昔卫正叔纂《礼记集说》，自谓'他人著书，唯恐不出于己，吾此编唯恐不出于人’。兆镛窃取斯义。”对于编纂此类史学作，这样的态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汪兆镛《晋会要》可称传统会要体撰著的殿军之作。
整理与校勘
《稿本晋会要》既已影印出版，何以又要亟亟于校点整理呢？大概有三端。因为此书只存汪氏手稿，虽然是接近“定清齐”之稿件，但通篇以行草抄写，有些地方文字模糊，此其一。且稿本未经厘定，存在错讹，有些地方标出苏州码子以调整次序，此其二。加之影印出版中存在倒页的情况，难免贻害，须予订正，此其三。因此三者，故学界对《晋会要》的使用和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整理者对《稿本晋会要》进行文字释读、文稿厘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标点、校勘，冀图为学界提供一部便于使用、文字可靠的《晋会要》，同时推进晋代历史文献的相关研究。此书出版，对于晋代史、晋代学术思想、会要体及汪兆镛学术思想的研究，皆具有重要意义。
稿本整理，难度远大于刻本整理，此节不言自喻。厘定文字的工作，在刻本整理是远为轻微的，在稿本整理，则有时较为困难。这是整理《晋会要》的困难之一。通篇五十六卷皆如此，其工作量可想而知。首先就是文字辨识，稿本有些部分并不清楚，颇有难度。其次是此稿本虽已定稿，但其中的抄写错字、倒乙、漏阙仍有，须予以改补。最后就是天头改动及上述苏州码。誊清之后，作者对稿有改动、增补等，在天头标出，整理须据以调整。标苏州码的文字，须按照所标示的次序作出调整。
会要之体，首先要看其取材广泛否。汪氏《晋会要》取材以房玄龄《晋书》为本，而兼采诸书。他取材广泛，可称得上旁征博引。诸如《宋书》《通典》《三国志》裴注、《春秋左传疏》、《经典释文》、《唐六典》、隋志、唐志、《太平御览》、《水经注》、《宝刻丛编》等书，皆为其采择之所。所幸汪氏崇尚“唯恐不出于人”的理念，还注了出处。相应的，这都是整理者校勘之所。足见他校的工作量之大。
本书的整理者邓骏捷博士，澳门文献信息学会会长，师从董治安先生，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整理古籍近 10 种，是《澳门文献信息学刊》主编。其中，有《汪兆镛诗词集》 《汪兆镛文集》，入选“岭南文库”，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也发表有关于汪兆镛的专题论文，对汪兆镛研究已达十年之久。整理者陈才博士，师从朱杰人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省级项目 2 项，馆内项目 1 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书评 10 余篇；著有《如切如磋：经学文献论集》；整理有《松泉集》《乔玠生集》《吴洽集》《潜徽录》等。
《晋会要》系首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会要丛书”已涵盖绝大多数传世会要，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推出了《宋会要辑稿》这样的巨著。此次《晋会要》完成整理出版后，“历代会要丛书”将为“完璧”，便利学界运用。
价值与意义
《晋会要》的整理出版将推进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汪兆镛的史学观念、思想如今尚少为人知，但从《晋会要》史料收集和门类设置可知其有深入的思考，史识既过人，又有相当的史才。其每一门类将“二史八书”乃至唐宋类书的史料都囊括其中，推比研求，定有所获。前文谈及他创立“金石门”，非常有史识。他还创立“经籍门”，实际上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来说，也非常重要。《晋书》无“经籍志”或“艺文志”，经籍书目的信息未有成篇的史料可用，而须从别的正史的志书中推求。汪兆镛创立“经籍门”，著录两晋的经籍书目，价值不在吴士鉴、文廷式等撰著《补晋书艺文志》之下。《晋会要》的整理出版也将推动民国史学研究的走向深入。在广泛关注新史学之余，深入研究旧派史学家的成果，将对民国史学史的发展有促进。如上所说他创立的几个门，是受当时史学新风的影响，也影响了后来人。对于金石等文献的注重，以及对一代的书目的搜集，皆是如此。而汪兆镛在引书之余，有时还有按语，或征引清人论点，或征引王国维等时贤观点，时有驳正，弥足珍贵。凡此种种，在有了整理本《晋会要》之后，更易于阅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