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经费来源探秘【3】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给予上海发起组的资助，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然囿于经费匮乏，这种资助的规模、稳定性和持续性都是值得存疑的。到1920 年10 月底，苏俄最后一次汇款给上海的维经斯基，随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因经济短缺相继离沪，自此经济资助隔绝，上海发起组（临时中央）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资助，完全依靠自筹经费（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据李达回忆，“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可见，从1920 年5 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直到同年10 月底，苏俄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
自主创业的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 年6 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8 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定期提供资助。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从1920 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 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组织。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 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 元，营业赢利计4000 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
另据《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提及“在1920（年）冬汉俊曾写了一本小册子买给商务书馆，得了300元”。此番论述可旁证陈望道、李达等人回忆上海发起组的经费主要依靠上海的党员卖文维持这一说法确系实情。关于广东小组的情形，讲稿中提及“当时小组是与无政府联合的。开办群报，公博、平山编辑，陈炯明每月津贴400元”。
另外还提及新青年社原有（股本）资金2000 元，其资金来源颇可深究。譬如，1920 年7 月2 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可见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有明确来由，系由招外股所得，尚余1000 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然而，共产国际档案则称《新青年》得到了苏俄资助，譬如，共产国际代表在1921 年4 月的报告中陈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可见，《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然而，苏俄方面是否提供了《新青年》原始股本2000 元的余下部分即1000 元股款，则不得而知。
可见到1920 年底，苏俄经费断绝后，此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于此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以《新青年》编辑部为财政依托，不仅通过各种创收手段自筹经费，而且还给予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济资助，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5 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 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每位代表附寄路费100 元，回去时又每人送50 元）。按照包惠僧的回忆，路费是由马林，也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
由此可知，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的历史脉络纷繁复杂。首先，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 从1920 年5 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主要由苏俄出资赞助中共建党，其间陈本人亦利用私人网络筹措了部分资金（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来），然而，到同年10 月底，经费短缺的苏俄方面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此后，从1920 年底一直到1921 年7 月一大建党前夕，依靠着上海临时中央的自主创收，自筹经费，勉力维持、建构起全国性共产党网络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则由共产国际直接资助一大召开的差旅费用。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