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大官的周素园没有财富，有很多书籍，王震很是钦佩，登门拜访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湖南省桑植县的刘家坪和水獭铺地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
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后，着手创建贵州省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当红军逼近毕节城时，国民党政府毕节地区专员到周素园老先生家中，劝说他逃走。
“秘书长，'匪军’快来了，你快走吧！”
“我不走。我了解红军，他们不是土匪。你不要与红军为难，贺龙当年就是闻名的虎将，你莫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周素园明确地拒绝了专员的劝说。
周素园是辛亥革命时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此时任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
国民党政府毕节专员见劝不动周素园，只好悻悻离开周家，自己携带一帮人，逃离毕节。
2月上旬，红军到了大定。任弼时、贺龙等听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毕节地区情况：毕节地区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或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共有三支，已控制了毕节周围要塞，正等待红军到来。根据上述情况决定由红六军团领导人之一王震率红16师直取毕节城。王震等在席大明部接应下，不费一枪一弹轻取毕节。
2月9日红军进城后，王震听说当过大官的周素园家里居然没有多少财富，却有很多书籍，其中许多是被国民党政府严令禁止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这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上批注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王震对此很是钦佩，就亲自登门拜访。
周素园客气地接待了王震。王震在谈话中，直爽地道出心中的疑问：
“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呢?”
“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呢?”周素园坦然回答。
“你有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啊！”王震称赞地指着书柜上马克思、列宁等书籍说。
“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嘛！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足足十年了。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喽”周素园笑着说。
交谈中，王震还知道时年57岁的周素园是同盟会的元老，曾在贵阳主办《黔报》，以求唤起民众。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流寓四川，后又辗转回到贵州，隐居毕节闭门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深感报国无门，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王震和周素园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直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王震对周素园的为人肃然起敬，一直礼遇周素园。
任弼时、贺龙到了毕节，听了王震的汇报，对周素园为人也很钦佩。任弼时还特地宴请了周素园。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礼请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通过交谈，知道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又见红军在毕节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很受感动，欣然答应红军的礼请。就在他家门口，挂出抗日救国军的牌子。一时间，散落在山林的反蒋抗日队伍纷纷来归。在很短时间内，就组织起1000多人枪。周素园不但担任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还组织了毕节救国会，团结广大群众抗日，而且积极地有成效地开展团结上层开明人士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人士。任弼时、贺龙等，知道他与云南地方实力派有联系，就请他写信给龙云的干将，国民党政府纵队司令孙渡，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劝他别与红军作对。他也当即应允。他在给孙渡的信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篙高等进入云贵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不是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也是两败俱伤;万耀煌、樊篙高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掳，史有明鉴。
孙渡接到周素园的信，想到龙云当时的处境，觉得有道理。周素园的信打中了孙渡的要害，于是他就在威宁、昭通等处按兵不动。这样，就使红军在毕节得到近20天的休整和补充。同时更有利于红军集中主力对付东西方向的敌人。
红军进毕节城后，即成立毕节革命委员会。毕节革委会如此快的成立，一方面由于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教育群众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央红军曾经过贵州西北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贵州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三是红二、六军团除了有上述抗日主张和模范行动外，还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周素园，并通过他团结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毕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影响很大。在毕节革委会成立前后，黔西北地区除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8日在大定城内成立)外，还成立了约95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播下了革命种子。
周素园知道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故给孙渡信中明确地指出，滇军打红军，必败无疑，蒋介石会乘机夺取云南地盘。
龙云，云南人、彝族。1884年生于属于统治阶级的黑彝纳吉家族。龙云从年轻时起即以“械斗英勇”在本家之中著称。1911年辛亥革命前，因与“冤家”械斗失败，偕卢汉等离乡外出投军。辛亥革命后，投入滇军，被保送人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成为唐继尧的侍从副官。由于护唐有“功”，他很快成为云南四个镇守使之一—昆明镇守使。1929年，龙云统一了云南，集云南省军政大权于一身，当了18年的“云南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蒋介石令龙云出兵防堵。蒋介石这一着是想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也要借追剿红军的名义把他的嫡系军队开进西南各省，名正言顺地控制这些地方势力割据的地盘。龙云和他的部下也看清了这步棋，所以确定的方针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贵州，全力堵截，即使蒋介石无可指责，又可把红军挡在云南境外;如果阻挡不住，红军进入云南，则改为“追而不堵”，使红军尽快离境，不给蒋军入滇的借口。龙云对蒋方针，无意中帮助毛泽东实现了“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作战方针。龙云“保驾”得到蒋介石5万元犒赏滇军孙渡纵队的“奖励”。孙渡心中也明白龙云的处境和他的方针。龙云与蒋介石各揣心事，表面上逢场作戏，相互吹捧，背后则互相提防，明争暗斗。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等给孙渡写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协定虽未订立，但红军的抗日方针龙云、孙渡等人是明白的。
红军因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于1936年2月27日放弃毕节城，向安顺地区转移。行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明当前形势，红军暂时退出毕节的原因，号召毕节各族人民，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坚持斗争，夺取反蒋抗日的最后胜利。红军撤离之前，任弼时、贺龙专门找王震谈话，对他说：周素园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受不起和红军一道长征。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可以转到香港去，为我党做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我军经费虽然很困难，但一定要拨出一批资金送给周老先生，作为他的路费、生活费及为党工作的活动经费。
王震接受任弼时、贺龙交给的任务后，专门找周素园商量。周素园听了王震转达任弼时、贺龙的话后，十分激动，也很感谢，他对王震说：
“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都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王震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又回去向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汇报周素园的想法和坚决随红军长征的态度和决心。
“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贺龙十分动情地说。
“尊重周老先生意见，就让他跟随红军长征。路上我们多照顾他，让他坐担架走！”任弼时也赞同地说。
周素园听说任弼时、贺龙等红军领导同意他随红军长征，十分高兴，家事稍作安排，就随红军出发了。
红军离开毕节后，进入乌蒙山区。
2月的贵州山区，天寒地冻，且瘴疫很多，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1万多人在一座座大山中，忍饥受冻，又处在多路敌军不停的围追堵截下，红二、六军团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萧克等领导一直关心着周素园，尽管物资匮乏，缺水、缺粮，但总是宁肯自己不吃、不穿，也要保证周素园的需要，而且几乎总是抬着周素园走。周素园被红军指战员的深情感动了。对任弼时、贺龙等红军首长的坚定立场、顽强意志、吃苦在先的优秀品质钦佩极了。”这样的军队哪有不胜之理！”“我跟定红军了！”周素园心中暗下决心。
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转了差不多一个月。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可以回旋的地区越来越小，红军陷入了长征中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敌情、气候、地理条件对红军都极为不利，任弼时、贺龙又想到了周素园的安危问题。
“王震同志，请你去劝说周老先生，并给他带足路费、生活费、活动费，请他赴香港暂住一段，等我们处境好些，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仍欢迎他回到红军队伍。”贺龙对王震说。
王震再次找到周素园，劝他暂时离开红军队伍，离开危险环境。
“不！我坚决不走。尽管你们给我的费用够我在香港盖一幢房子，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几十年来，我没有找到光明，现在找到共产党，找到红军，就是找到光明。我坚决随红军走，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周素园再次谢绝了任弼时、贺龙、王震等的好心劝说。
王震见说不服他，只好回来向贺龙汇报。贺龙见周素园要随红军走的信念坚定，十分高兴。
“行！周老先生要随红军走，我们用担架也要把他抬到目的地”。贺龙语气坚决地对王震说。
广大指战员听说年近60岁的周司令员都那么坚定地要随红军走，纷纷表示一定要照顾好他老人家，把他抬到目的地。年轻战士把周素园已近60岁，还随红军长征的坚定意志，对共产党，对红军的信任和拥护，看成是了不起的大事。
广大指战员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更加坚定、英勇地与敌人斗争，与自然界恶劣环境斗争，与粮荒、水荒斗争，与寒冷斗争，与疾病斗争，终于取得乌蒙山转战的胜利。他们终于把周素园安全地护送到西北抗日前沿阵地，实现了周老先生为国作出贡献的心愿。
周素园走完长征艰苦的历程后，到了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曾多次和周素园畅谈，说他是一位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和革命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任八路军高级参议。后来他想回贵州原籍开展工作，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回信。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实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迅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周素园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很是感动，认识到共产党是他的真正朋友，但为了不“坐享优待”，还是于1938年返回原籍。
临走前，中共中央给他交代任务：与滇系联系，转达中共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在云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龙云把流散在云南的红军伤病员和被抓人员送返延安。周素园乐意地接受了中共的委托，回到云南。